已经很少在完成一部作品之后写“后记”一类的东西了。但在这部《国家——2011·中国外交史上的空前行动》最后收笔时，则感觉有许多东西仍然留在心底没有告诉读者而很不够爽，于是便有了这个“后记”……

在古时，有“补记”之说，我的这个“后记”属于这样的“补记”。因为在创作正文时，有许多内容受到结构安排等因素的影响，故没有进入其中。因而也让我内心深存一份“欠”人情的感觉。

比如，我欠了最早找我谈创作这部作品的外交部原新闻发言人、现为外交部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章启月的一份人情。她的知名度很高，我们对她的印象甚好：干练、有风采、有水平，属于那种给国家形象很增色的数量并不多的女外交官。她多次与我深入交流这部作品的创作思路及细节，并亲自出面安排诸多方面负责人与我交流和接受采访。

比如，我欠得比较多的还有一直参与整个采访与审稿过程的王永参赞和郑曦原参赞。特别是郑曦原参赞，他基本上全程参加了我这部书的采访与审稿过程，并且在许多方面给予了我特别的帮助。虽然他是外交部安排协助我完成此书创作的，但由于他的专业能力和个人的良好素养，使得他很快成为了我的朋友。这样的友谊和友情对一个作家完成一部作品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而通常有些单位是不太了解这些的。这让我在感谢郑曦原先生的同时，必须深怀情意地感谢外交部的这份精心安排——它使我对外交部的整体形象有了异乎寻常的好感。应该感谢的还有帮助过我的孙鹏远等同志。

然而需要特别说到的还有领保中心的诸多年轻外交官们，他们在利比亚大撤离中做了许多感人至深、可歌可泣的事，当然身处第一线的我驻有关国家的诸多外交官们更是如此。他们的事迹毫无疑问都应当载入史册，而由于采访条件的限制和篇幅关系，在此书中没有对他们的功绩给予适当的叙述，但这依旧不会影响这些人的可敬可爱形象。整个大撤离是以外交部为主体的一场特殊的超越国界的大行动，国资委、商务部、国防部、总参谋部等等单位甚至许多普通国民和外国友好人士，他们都参与其中，他们的贡献同样应当被传颂和载入历史。

我想特别提到的还有两位领导人，一位是外长杨洁篪，另一位是国务委员戴秉国。

与杨外长的交流，可以说是见缝插针。我甚至认为采访日理万机、天天忙得不可开交的外长有一种负罪的愧疚——因为像我们搞写作的，没有哪一件可以同瞬息万变、事事重千钧的国家外交事务相提并论，故而我有什么必要去打扰自己的外长呢？然而杨外长如期相约，并且与我谈得颇为酣畅。之前就听说我的这位江苏老乡特别喜欢苏州评弹，而且能弹一手好琴。弹琴者都是需要超然的恬静心境和非凡技艺的。我曾问杨外长的业余爱好与他得心应手的外交工作是否有某种默契，他笑而未答，但他有些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外交工作就是要牢记国家利益至上，处理任何复杂的外交事务，其基本原则是怎么对自己的国家有利，同时又能实现合作共赢。同时他又强调，必须在做事之前有预断，遇事一定要立体思维，讲究节奏感。外交虽然重视结果，但其过程特别重要，过程恰恰是一个国家的外交思想、外交艺术和外交战术的具体体现。做事的标准和结果是必须对得起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同时他特别指出，大国要有气度。

采访国务委员戴秉国超乎了设定的时间和内容。那天在中南海他的办公室里，我们自然主要谈了利比亚撤离的事，但这位领导人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平易近人和谦逊的风采。他坦诚地谈到自己从四岁半时就跟父母去田间插秧，到学校毕业后如何到了北京，后来又在外交战线四十余年的大半人生经历时说：我一直记得小时候父母常跟我说的，干什么事都要平常心、好好干。也许这就是一位大国外交工作领导者能够运筹帷幄、把握大局的内心的平衡与支撑点。

戴秉国同志有几句话令我记忆尤深：一个人不管担任什么职务，都要不断学习。一个国家强盛了，可以自豪，但不要骄傲；可以豪迈，但不能傲慢。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一定要让世界各国感受到我们是一个可亲可敬且可以打交道的民族，当然也是一个不可随便任人欺凌的民族。

写《国家》，有诸多感慨：一感慨我们祖国的执政者务实为民，决策英明；二感慨我们祖国如今的强大和实力；三感慨我们国家制度的优势与力量；四感慨我国外交长期积累的资源与外交队伍的干练、杰出；五感慨我们的人民可爱可敬、无私奉献精神；六感慨整个战役的缜密、完美和巨大成功。

“国家叙述”是我的报告文学创作主要风格。这部以《国家》为题的“国家叙述”，可以说是我一向秉承的创作风格的一次具有新的标志性意义和堪称“非常痛快”的叙事过程。从创作角度讲，“国家叙述”需要驾驭能力、思想高度、情节细腻、叙述生动、人物丰满、结构紧凑、景情如舞台剧或影视剧那样精彩等内在的艺术要求，绝非是生硬、简单、死板的高、大、全。人物和故事必须是整篇叙述作品的核心，思想和主题一定是在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扣人心弦的故事中呈现。紧凑而合理的结构则是实现“国家叙述”的高度与全局的梁柱，语言与情节显然是依傍在这些宏梁伟柱之间的砖瓦和混凝土。

报告文学曾经是国人特别喜欢的文学形式。但这些年常听到人们在议论它的不足，大家很纠结为什么看不见优秀的作品。其实不是没有，而是好作品常常被纷乱和“杂货”淹没了。人们反感那些冠以“报告文学”的广告宣传式的文章，因此容易把那类东西归结为“报告文学”，实际上让我们这些从事纯粹性的报告文学创作者感到有点冤。我知道，每年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含纪实类作品）的读者远比小说读者要多，影响力也大。中宣部最近一届评选出的“五个一工程”奖中，文学图书类30部获奖作品中有21部是报告文学作品，在20部获奖电影中有8部、获奖电视剧中有六七部，都是根据报告文学（或纪实作品）改编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说明当今时代的广大读者和观众非常愿意看到那些真实反映生活和客观表现历史的非虚构作品。

《国家》是继《三牛风波》后我今年的第二部作品。工作之余进行创作，是件十分辛劳的事，但因为我们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国家有太多值得去记录的事，所以这种“累并快乐着”的事我还要做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

2012年国庆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