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8月30日

责任人：镇长王祖乾

任务：11582名外迁移民，一个也不能少走

长江经过三峡时，有条非常有名的支流叫大宁河。大宁河边有个美丽古镇叫大昌。开埠1700余年的古镇有过辉煌的历史，它是长江在三峡地区的第一大支流大宁河上的一颗明珠。凡要游长江“小三峡”的人不会不去大昌古镇游览观光的。这个古镇之美，与我苏州故乡的周庄、同里之美可以相提并论，尽管大昌比周庄、同里小一些，但它依山傍水的景致有着独特的秀美。尤其是从长江的巫峡口逆大宁河而上走完“小三峡”的雄奇峡谷之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望平坦的大昌坝子（平地），伴着碧绿见底的大宁河在这里做了一个婀娜多姿的曲腰展肢的舒缓动作，让人看去不能不有种世外桃源、人间仙境之感。宽敞平展的河滩，白如酥胸的贝沙，嵌在群山怀抱之中，天格外蓝，地格外静，无法想像在大江汹涌滔天的险峡旁还有一个如此温馨的栖息之地。有人比喻，三峡像是一位充满冒险精神的猛男，而大昌则是伴随三峡这位猛男而生的一个柔情秀女。雄秀搭配，构成了大昌和三峡不可分离的天赐阴阳合一之美。人未到大昌，就有人告诉我当地一句名言，叫做“不到大昌，等于没来三峡。到了大昌，就不想回家”。

千里三峡库区，走一次就得一二十天。采访移民即使一次走马观花，少则都需个把月。对我这样一个有单位工作缠身的人来说，走一趟三峡实则不易，可我却两赴大昌，时长十余天。可见大昌的秀美是多么诱人！

然而我两赴大昌，更多的则是被这里的移民工作所吸引，被一位同是当过兵的镇长所吸引。

我知道在三峡整个库区，要说起移民任务，还没有哪一个干部可以同大昌镇镇长王祖乾承担的责任相比。他肩头的任务之重，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一组数据看出：全镇35000余人，却有规划安置移民15243人，外迁移民11582人，共计26825人，超过全镇总人数的70％；仅外迁移民一项就占整个巫山县外迁移民的50％，为全三峡库区外迁移民的十分之一，几乎是全镇三个人中必须动员一人搬迁到外省。

一个乡级小镇如此繁重的移民任务，落在一位年龄不足40岁的退伍军人出身的镇长肩上！

问题是大昌镇的外迁，是真正意义上的外迁，即必须远远地离开这块美丽的故土，到外省，到外地，到一个完全不可能重复如此美丽的地方！

大昌的移民比普通三峡移民多了一份牺牲，这份牺牲是他们必须告别天造美景。我称这样的过程，是一次向最后的美丽的诀别。

因此，大昌的移民们要走出他们美丽的坝子，其心理上、视觉上的痛苦和难舍，比别的地区移民都多。

再痛苦再难舍也得走。全库区的“倒计时”是统一的。

县上对大昌镇的移民难度从一开始就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于是县委在2000年底就作出了一个决定：调原大溪乡党委书记王祖乾到大昌当镇长，与王祖乾一起调来的还有大昌新任镇党委刘书记。我第一次见到王祖乾镇长，就知道这是位只知默默工作，却不会自我张扬的实干家。用部队的术语说，这是个打仗时只知冲锋向前的“坦克”。

战场上的司令员最喜欢用坦克。县领导将王祖乾放到大昌镇的意图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在这之前，王祖乾在三个乡领导过移民，是位名副其实的“老移民干部”。

镇长，在中国的行政管理体系中，是个最基层的一级吃国家粮的官员。在移民区，每个干部都有责任，从省长市长到区长县长，但在第一线担当责任的却是镇长。镇长虽然还可将任务分解到各个移民干部头上，然而每一位移民与政府签字画押还是得面对面地跟镇长才能完事。

镇长，在移民问题上代表着国家，代表着国徽，也代表着党的形象。王祖乾刻骨铭心地记着这种责任。他的难处可想而知。他每天面对的是移民，移民为了自己的利益，哪怕是一棵小树，一只不慎突然死去的小鸡，他们也会拿来说事。王祖乾不行，他的后面是国家和政府的一项又一项铁板一样的政策，铁板一样的规定。他不可能有丝毫的退路，只有面对，只有去想法解决，用自己的耐心和对政策的理解。但他的这种耐心和对政策的理解常常不能被移民们理解。愤愤不平的照常愤愤不平，想伸手的决不退缩。移民镇长便是如此的境地，你干还是不干？不干，对得起党的信任和培养？不干，移民的问题谁来解决？

镇长必须干下去，而且必须干好。

铁骨铮铮的王祖乾，在陌生人面前显得很腼腆。他说因为见了我这个比他在部队多呆了几年的老兵有些不好意思。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我面前只能算是个“新兵蛋子”。也许是这种缘故，他没有在我这个老兵面前掉过一滴泪。其实当我了解他所经历的移民工作艰难历程，他完全不必顾及部队的传统（部队里新兵不可在老兵面前摆资格），让英雄的泪水畅流又何妨？

都说做移民工作最苦，苦到可以想起上甘岭的战役，苦到可以想起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苦到可以跟董存瑞、邱少云、焦裕禄、孔繁森相比，苦到你想都想不出来！苦到用背篓可以盛得起满满的眼泪……

三峡一路采访，我听到无数移民干部甚至是身为省部级的高级干部们，向我讲述自己做移民工作时曾经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话。我完全相信这样一个事实，因为我们现在是处于和平时期，工作的对象是自己的人民。正如有位移民干部说的那样：“要不是看在移民的面上，要不是看在党和政府的面上，我干吗要白白受那么多委屈和埋怨啊！每当被移民们误解时，我心想，如果换了在战场，我宁可往前一冲，死了算了。可对待移民不行啊，他们误解我们时，我们得赔笑脸；他们发怒时，我们得赔笑脸；他们不理解我们时，我们还得赔笑脸。这笑脸实在太难太难。我们也是人哪，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哪！同样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可我们在做移民工作时，只能把自己的情绪深深地压在心底，将党和政府的阳光雨露与温暖，用我们的微笑和耐心去传递给广大移民，一点都不能走样和马虎。牢骚和委屈我们也有，但只要设身处地想一想移民们背井离乡那份奉献和难舍故土的情感实在也不容易，我们就啥也没有说的了。”

王祖乾更没有什么说的了，因为他是镇长。一头担着的是国家，一头担着的是移民百姓。正是处在镇长的特殊地位，正是像大昌这样原来生活环境特别好，外迁移民任务又格外重的地方，镇长王祖乾才有了比别人更无法想像的经历。

在大昌，在巫山县，在重庆市，移民干部们都知道王祖乾镇长有过一次生死“大劫”。

事情发生在2001年8月下旬那一次护送一批移民到安徽宿松的过程中——

本来并没有王祖乾镇长的事，因为他护送移民刚从广东回来。那天县移民指挥部来电话，说时任护送移民外迁到安徽的总指挥长马副县长不熟悉对接工作，点名请王祖乾镇长协助马副县长到安徽走一趟。这样的事，在移民过程中常有，能者多劳，劳者不言，是广大移民干部们共同的崇高献身精神。王祖乾自然不用说了，人家县长也是在帮助镇上加强领导的，遇到难事时，镇长理当一马当先。

一路还算平静。但当王镇长他们到达移民安置点时，情况就出现了异常。29日下午，早先到达的原河口村移民找到护送移民干部的住处。有人伸手向王镇长要了一支烟后，声调怪异地说了声：“你王镇长总算来了呀！”

王祖乾当时并没有在意，从事移民工作这些年中，比这严重的吵吵嚷嚷几乎天天都有，所以他并没有在意。

“镇长，好像这儿有些不太对劲！”一起来的派出所民警晚上悄悄向王镇长报告道。

“有啥子异常？”王祖乾问。

“我刚才出门见我们住的地方都有好几个移民守在门口，好像他们是要监视我们来着！”

“那我们不是睡得更香嘛！”王祖乾不由得笑起来。

“镇长我说的是正经事，看来他们要找你麻烦！”民警着急了。

王祖乾依然淡淡一笑：“他们真的有事要找我，我躲也没有用。谁让我是镇长嘛！虽然理论上讲，把他们送到这儿就不再是我管的人了，可移民初来乍到，会觉得有些问题没有得到十全十美的解决，可能怨气还不少，大伙人生地不熟的，有怨气也想冲我们发嘛！你躲得了吗？睡吧，迎接明天的考验吧！”

民警同志似乎还有什么话没有说完，可见王镇长泰然自若，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其实王祖乾内心并不平静，他已经预感一场生死考验即将来临，但是他明白任何人都可以躲避这场“暴风骤雨”，他这个镇长则万不能躲。

等待吧。

暴风骤雨终于来临，而且来得比想像中更加猛烈。

30日一早，王祖乾和护送干部们还没有起床，他们的房门就“咚咚咚”地被砸得震耳欲聋。

“起来起来，老子要跟你们说话！”有人在门外出言不逊。随即是更加猛烈的砸门声。

王祖乾打开门的那一瞬，门外的人潮水般地迎面扑来。三四十个群众将他团团围住，几十双手轮番戳向他的鼻尖和脸颊……从那一刻起，他失去了人身自由。

下午，他被人架到会议室，与移民们对话。

群众提出的问题主要有三点：

我们听说移民补偿费是每人四万多元，而不是我们拿到的每人三万多元！

国家给当地每位移民一万元生产安置费，听说他们才花了八千多元，你们应该帮我们把剩余的钱拿回来！

房子盖得太好了，我们用不着这么好。你们当干部的肯定从中捞好处了，把建好房的钱退给我们，我们自己重新盖！

王祖乾一听，知道今天移民们冲他而来不是想解决问题，是要找茬的。第一个问题，显然有人不知从哪儿听来的不实之词。第二、第三个问题是接收地的事，再说人家也是一片好意将移民们的房子盖得宽敞些，用料好些，这有什么不好嘛！

“不好就是不好！你姓王的不是镇长吗？在送出三峡时你不是说我们永远是你大昌的人吗？好啊，现在我们就找你，你是跟我们签协议的人，不是代表政府和国家嘛，那就给我们把盖好房子的钱退给我们！”

“对啊，退钱！”

“退！我们要现钱！”

“一分不能少！”

“立即兑现！”

对话已经演变成一场蓄意的责问和围攻了。

民警见情况不妙，立即采取措施，将王镇长和群众分为左右各一边，中间画上一条杠。

之后的对话，一直持续到晚饭。时间过去了几个小时，移民们提出的要求，王镇长无法解决，讲理已经失去可能。

移民们大概也看出要想从王祖乾嘴里和口袋里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是不太可能了。

晚饭后的时间和这一夜的工夫，是移民和王镇长他们双方都在谋划对策的时间，所以暂时没有发生什么事。只是二十多名巫山来的护送移民的县镇干部们包括民警在内，在出入招待所时被“行动起来”的移民们限制了。

31日上午，县领导主持召开的紧急对策会议在招待所二楼会议室召开。马副县长刚刚开口说了不到两句话，突然听得楼下楼上吵吵嚷嚷，一片喧哗，并不时传来“把王祖乾揪出来”、“捶死王祖乾啊”的叫骂声。

“祖乾，又是冲你来的！你快躲一躲！”马副县长和其他干部的心立即提到了嗓子眼。

王祖乾正在犹豫之时，几位干部随手将他推进会议室旁边的一间茶水间。

“别再犹豫了，王镇长。他们在火头上，找到你会出事的！”同事们的话音未落，会议室的大门就被8个彪形大汉踢开了。

“王祖乾在哪儿？”他们大声质问。

茶水间的王祖乾知道事情万分危急，必须躲避一下。可小小的茶水间哪有地方可躲？除了几张草席，就是一堆散放着的香皂、毛巾之类的东西。已经不可再迟疑了，只见王祖乾随手捡起一张草席，一个360度转圈，恰好将自己裹圈在内。马副县长说时迟那时快地捡起一块毛巾往草席的上端一扔，便端着一只水杯，佯装刚从茶水间倒水出来。

“姓王的躲到哪儿去了？”进来的人横冲直撞，拨开干部，一边嚷嚷，一边里外寻找。

“王祖乾呢？”

“你们不是看到他没在嘛！”会议室的干部有人回答说。

“哼，谅他没那么神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到其他房间搜！”那群愤怒的人开始在招待所内的各个房间搜索起来。

“祖乾，快快，上楼顶去！”这时，马副县长和另一位移民干部将王祖乾从茶水间叫出，然后乘人不备，将他推进楼道尽头通往楼顶的一个井口样的天窗里，随即端掉了梯架。

王祖乾一看：虽然地方只有烟囱那么大，但不够天也不搭地，如果没有梯子谁也上不来，是绝对安全的藏身之处。他心头涌出一股对马副县长等同志的感激。

下面依然吵吵嚷嚷，并不时传来“乒乒乓乓”砸门摔东西的声音。后来王祖乾知道，那群失去理智的移民因为找不到他，就将招待所的好几个房门砸了，还动手打了马副县长及县人大副主任，三名值勤的公安干警也没有躲过雨点般的拳头。

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挑唆下，移民们疯狂了。围攻王镇长他们的人数多达上千人，形势万分危急。

一个个紧急的电话从安徽传到三峡的巫山老家。县委书记王爱祖用颤抖的声音在手机里跟被困楼顶的王祖乾通话：

“王镇长，让你受委屈了！千万记住：越是这个时候，我们当干部的越要冷静，再冷静。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我们等着你和同志们平安回来啊！”

此时此境，能听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乡领导的声音，王祖乾心头百感交集，他真想大哭一场，可不能出声，一出声他可能再也完不成王书记交代的“平安回三峡”的任务。“书记放心，我王祖乾向你保证，群众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还一下手的。”王祖乾说这话时，眼泪夺眶而出。

“好好，王镇长，我们会想法平息这场事端的，你和同志们千万要相信组织，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啊！”王书记再三嘱咐。

然而此刻的楼下，已经被愤怒的人群全部封锁。马副县长等干部只能在趁人不备之时商议这场突发事件的对策，而保护王祖乾的安全成了整个事件最紧要的大事。四五个小时过去了，滴水未进的王祖乾还贴在滚烫的水泥楼顶上被夏日的骄阳煎熬着。

“这不是个办法，那样会出人命的！”马副县长急得团团转。

“可楼上楼下全是人，转移到哪儿去也不安全呀！”同志们更着急。

“无论如何得把王镇长从楼顶上转移下来！”马副县长下决心这么做。

“好的，我们想法引开楼道上那些看守的人，你们以最快速度实施转移方案！”

“就这么干！”

马副县长一声命令，移民干部们分头行动。王祖乾被从天井口接下来，并迅速转移到一个房间。这是三楼的一个当地施工队负责人住的地方，那天是休息日，他没有出门，就在里头的床上躺着。马副县长说明情况后，他非常爽快地答应帮助王祖乾躲在他的房间里。可房间很小，也很空荡。除了一张床外，就没有什么地方能躲藏的。

“我看席梦思垫下可以藏人！”王祖乾机智地拉开床垫一看，那里面是空的，约15厘米高，“我人瘦，能卧下！”说完就往里一钻，严严实实，丝缝不露。

“只好如此了。”马副县长等人谢过那位坐在床头的施工队负责人，赶紧出了房间。

此时已是31日晚上7点左右。

愤怒的人群找不到王祖乾并没有罢休，依然在招待所里外的每一处搜索。就是施工队负责人的房间内，他们也先后进来过七八次，而且门口一直安排了专人监视。

那一夜对王祖乾来说，真是终身难忘。十四五厘米高的地方，不可能翻动一下身子。为了保持同外面联系，他把手机设在振动上，贴着耳朵，需要联络时像蚂蚁似的说上几句。外面跟他联系也只能如此。

此刻，远在三峡腹地的巫山县委县政府对王祖乾一行移民干部的安全万分关注，县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并立即向重庆市委作了汇报。重庆市领导高度重视，马上与安徽省领导和省公安厅等部门取得联系。

“必须保证移民干部的安全！”一项营救计划很快作出，两地领导亲自指挥。

9月1日凌晨2时30分左右，王祖乾听到马副县长向他悄悄传来的信息：营救行动马上就开始，请做好准备。

未过半小时，只听招待所门外响起警笛。这时当地公安部门开始行动了，一队干警以检查治安为名，开进招待所。训练有素的干警们迅速冲进了王祖乾躲藏的房间，动作麻利地将瘫在地上的他连拖带抬地往楼下走，这时候有人将早已准备好的一套警服警帽套在了他的身上和头上。当他一进警车，围攻的人群还没有反应过来，警笛已经响起，车子飞快驶出了招待所大门……

被困44小时的王祖乾，这才摘下警帽，将头伸向车窗外，深深地透了一口气。此时，东方旭日冉冉升起，王祖乾的眼里不由得淌下两行像开了闸门的泪水……

经历那次“劫难”回到大昌后，许多日子里同事们不敢在王祖乾面前问一声发生在安徽的事。他照例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照样天天从早到晚忙碌着下一批移民搬迁的事。

过了很长时间，有人小心翼翼地问他为什么受了那么大的委屈连句牢骚话都没听他发呀？王祖乾笑笑，说谁让我是大昌镇的镇长呀！我能说什么呢？怪移民？可移民有怨气不向我们发又能向谁发！这就是王祖乾的胸怀！

此时，安徽方面的移民们又在想什么？他们仍然在寻找王祖乾，不过这一回他们不是要追打王祖乾，而是要对自己的“父母官”表示深深的歉意。

“劫难”的余痛仍在心头流血，大昌镇新一批的外迁移民工作已全面展开，他王祖乾想躲也躲不了，更不用说静下心来歇几天。那一天，他从凌晨4点钟被人敲开房门后，一拨又一拨地接待了三十多个（批）移民，直到深夜11点办公室里才算安静下来。11点就想休息了？这是不可能的事。镇党委书记过来说还要召开一个紧急会议，研究下一步几个难点移民村的动员工作——半夜开会在移民区基层干部中是常有的事，大昌镇更不用说了，这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了。

那天超纪录的接待，又加上会议的疲劳，当书记宣布会议结束，留下书记和他一起往宿舍的路上边走边商量些事。走着走着，书记忽然觉得不见了后面的王祖乾。

“祖乾？祖乾——”书记打着手电四处寻找，发现王镇长竟不省人事地倒在了一个花坛上。

“怎么啦？祖乾你怎么啦？啊？说话呀！”书记吓坏了，扶起满脸是血的老搭档，拉着哭腔大声喊了起来：“快来啊！镇长出事啦！”

住在镇机关的干部们全都惊醒了。大伙七手八脚地将镇长火速送到医院，医生诊断是过于疲劳导致的休克。那个花坛让王祖乾缝了七大针，并在鼻子和嘴唇中间的位置留下了永远的疤痕。

“不行，我得回镇政府去，那儿的移民们正等着我呢！”第二天一早，王祖乾醒来就跟医生嚷起来。他的手上吊着针，医生不让他乱动，可他却坚决要求回办公室。

“你的身体根本没有恢复，耽误了你自己负责？”医生问他。

“移民们到规定时间走不了，是你负责还是我这个镇长负责？”他反过来把医生问得哑口无言。然后他笑着说：“求你了医生，吊针我还是打，但可以搬到我办公室去，这样我可以边治疗边处理移民们的事，这样总行了吧？”

“不这样我又能怎么样？唉，当移民镇长也实在太难了！”医生长叹一声，感慨道。

2001年在河口村做移民动员工作，村主任陆某起初表现还算不错，带头到了外迁对接地考察参观和选点。这一关在整个移民工作中非常重要，通常如果移民们在未来的迁入地如意了，下一步就比较容易地回来办理正式的搬迁。可河口村的陆某从安徽回来后，不仅没有向本村群众宣传迁入地的情况，反而一溜了之，连个人影都不见了。王祖乾和镇上的干部非常着急：村主任撂下工作不干不说，关键时刻竟然不向群众介绍和说清迁入地的情况，这让村民们怎么想？还用问？肯定我们要去的那地方不好呗！要不连村主任都躲着不想走了嘛！群众这么说是在情理之中的。

王镇长到处派人找姓陆的，有人说他躲在亲戚家，有人说他跑到广东打工了，总之就是见不到人。河口村的移民工作因此无法开展下去。这把王祖乾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他不得不亲自来到河口村，想找个难度大一点的移民家住下。可人家连门都锁死了，白天黑夜见不到人影。

“都到哪儿去了呢？”王镇长问村民，村民们对他冷言冷语：“找到村主任就知道了呗！”

就是，村主任不带头移民，还能动员其他人？

王祖乾三番五次找到那位村主任的亲戚朋友，终于得知陆某到了广东。电话里，王镇长一番推心置腹，感动了陆某——

“老陆啊，现在我跟你说话，不是啥命令，也不是干部跟干部说话。你就当我啥都不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三峡百姓，你也不是啥村主任，跟我一样也是个普通的三峡百姓。你老哥说说，国家要搞三峡这么个大工程，世界瞩目。水库早晚是要建起来的，建水库就要涨水，就要淹没一些地方。那儿就出现了移民，你说国家总得给这些被淹的地方百姓一个新地方生活嘛！我们大昌淹的地方多，走的人也多。说句实话：早走了心里早踏实，家也早点安下，这对家人对孩子都会有好处嘛！你说这么大的事面前国家怎么可能光照顾一个人两个人不让走呢！所以老陆啊，你得想开些，得往大的方面想一想，既然你全家都是按规定确定了移民身份，早晚都得搬嘛！你现在一走，一直在外面晃荡，也不是啥好办法，总不能一辈子没个安身之地吧？或许你自己能在外面长年呆得下去，可你不为家里人想一想，以后的孩子咋办？你上了年岁咋办？静下心你想想是不是这理啊？”

电话那头许久没有一丝声音。

“喂喂，老陆你听见了吗？你在电话机旁吗？”

“镇长，我听着呢！”

“好好，在听就好。我……”

“镇长你啥都别说了。我明天就往回走，一个多月在外面，我的日子也没法过呀你知道吗？呜呜……”

“老陆，你千万别着急，有难事我们马上给你想法解决啊！”

陆某很快回到了村上，王镇长亲自掏腰包为他洗尘。河口村的移民工作从此开始迎头赶上。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有一次王祖乾正在办公室处理事，突然听得外面吵吵嚷嚷的。他刚要出去看看咋回事，门口就被拥进的人群堵得水泄不通，一张张愤怒的脸全都冲他而来。

“你是镇长，你就得一碗水端平！”

“对啊，今天我们来就是让你端平这碗水，你要是端不平，那我们就砸碎你的脑壳！”

嘿，来者不善啊！王祖乾心里早有准备，凡是移民找上门的，几乎不会是心平气和的。应该这样理解：如果没有事需要干部解决，移民们也不会找上门来骂骂咧咧！

“有话好说，有事一起商量好吗？”王祖乾赔着笑脸，招呼公务员打来几瓶开水，又自己动手一杯杯地给在场二百多名男男女女倒上。

原来这是杨河村的“就地后靠”移民，为首的姓黎。他们提出自己是前期移民，为什么与现在的二期移民补偿有差异，要求镇长回答并如数补上，否则他们就“吃住在镇政府”。

又是一起对政策的理解偏差。王祖乾不得不重新拿出上级的文件一遍又一遍地给大家学习，学完了再作逐条解释。农民们有时很固执，他认为你亏了他，他就死活不听你讲啥子大道理，只认一个理：你补钱我走人。口干舌燥的王祖乾只好再赔笑脸继续一遍又一遍读文件，作解释。

“不听了不听了！我们饿了，要吃饭了！”

“对对，你镇长平时不是说你们干部最关心我们移民的冷暖嘛！今天我们要吃你镇长做的饭！”

“对对，镇长也不要做官当老爷嘛，我们今天也要享受享受镇长大人做的饭菜如何？”一群女移民尖着嗓门，表现得不比爷们逊色。

王祖乾还是笑脸：“好好，大家来一趟不容易，今天大家看得起我，那我就露一手。吃饱了大家有话再说。”说完，他捋起衣袖，进了镇政府的大食堂。

嘁里喀嚓不出一个小时，满头大汗的王祖乾和食堂几位师傅，抬出满满的几笼热腾腾的白馍和蒸饺，外加三菜一汤，香喷喷地端到了移民面前。

“香香！香！”

“没想到王镇长这一手还真不赖啊！”

“可不，看这人也不像是说假话哄人的主儿嘛！”

移民们边吃边窃窃私语起来。

“怎么样，大家如果没吃饱，我就再下趟厨。如果都吃饱了，我们就再聊怎么样？”王祖乾见大伙吃得差不多时，依然赔着笑脸大声问道。

“你快说，快说嘛！”

“对呀，是你带我们来的，咋又不敢张嘴了呢！”只见移民们你一捅我一捅地将那个姓黎的支到王祖乾面前。

“嘿嘿，王……王镇长，大伙说你……你这个人蛮实在的，不像是骗人的主儿。所以大家请你有时间到我们村上帮大伙学学政策，解解心里的疙瘩。”

“行，我一定尽快安排时间，同大家共同学习、商讨。你们如果同意的话，今天就先请回去。明后天我一定到你们村上去。大伙说这样行吗？”王祖乾依然笑脸。

“好吧，我们在村上等你王镇长。”

“走哟——”移民们纷纷离开镇政府。几位妇女走过王祖乾身边时，“咯咯咯”地笑着说：“王镇长你这个人在家里也一定挺温存、挺孝顺的吧？”

“是吗？哪点看得出？”王祖乾非常开心地问。

“嘻嘻，刚才你给大伙做饭端水的样就是嘛！”妇女们带着一串欢笑走了。

空荡荡的镇政府大门前，只剩下镇长王祖乾孤单单地一人站在那儿，他抬头望了望身后的高山，那山后是他的家，家里有他的老母和妻子及两个孩子。到大昌一年多了，他仅仅回过两次家，而每一次都是匆匆而归，又匆匆而离。

关于自己的家，他已在8年前开始从事移民工作后就全部交给了妻子。在这期间，他能留给家里的仅仅是码头上匆匆塞给妻子的几件脏衣服和从妻子手中换回的几件干净衣服而已。他的妻子和孩子也是移民身份，惟一可能的是将来按政策可以随他这个当镇长的落户到某一地。至于母亲，王祖乾一直不愿提及，因为这是他的一块心病。他觉得这几年中最对不起的是自己的母亲。

“如果说我对自己的母亲拿出了对移民所尽努力的二十分之一作孝心，那我将是世界上最好的孝子了。”不善言辞的王镇长不止一次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后来当我了解王祖乾家里的情况后，我才明白其意。那真是一段催人泪下的故事：

王祖乾镇长目前是巫山县乡镇一级干部中从事移民一线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镇长。

“百万移民，从中央到省市，再到县上区上，我们镇一级是必须与移民们面对面一个个落实的最后一级政府组织了。再下面就是移民了，村级干部他们本身就是移民，镇干部还能指望往下推？推给谁？让移民们自己想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完成自己的任务？这显然不客观。镇干部因此是执行百万移民‘世界级难题’的最后的也是最前沿的演绎者和解答者。2001年我和全镇干部经过努力完成了近一万外迁移民的任务。今年任务下达后，我们组织了三批移民代表到迁入地考察对接，结果移民们都没有看中。我一下感到压力巨大，因为通过前两年的大量工作，该走的都走了，没走的拖在后面的大都是些‘钉子户’，他们中间除了一部分确实思想上有问题外，不少人是有方方面面的客观困难。

“可上级一旦把移民指标下达后，我们镇一级政府就必须完成，这跟打仗一样，山头拿不下来，我这个当镇长的年底只能拿脑壳去见县长呀！这话你听起来觉得重了，其实脑袋倒不一定掉下来，可我这个镇长引咎辞职是跑不了的。镇上的工作到底有什么难度，能做到啥程度，我当镇长的这一点还是最清楚的。所以年初移民任务一下达，加上三批外迁对接‘全军覆没’，我实在急得走投无路了。可我是镇长呀，走投无路也不行嘛！找啥办法解决呢？在我无路可走时，我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因为在小时候有一次我从学校摸黑走山路回家吓得痛哭时，母亲她边给我擦眼泪边对我说：娃儿，别哭了，啥时候没辙了你就找妈呗！在以后的成长岁月里，我多次碰到难事时，就找母亲，她总是给我化险为夷。母亲是我心目中最后的依靠。我没有想到在我自己的孩子也已经上学的时候，竟然还要把难以逾越的难题依靠年迈的母亲来帮助。想起来确实有些伤感。但为了百万三峡移民，为了我当好镇长，为了大昌移民工作不拖在别人的后面，我又一次回到老家乞求起76岁的老母亲……”

王祖乾说到此处，声音开始哽咽。

“你可能不知道，我打从事移民工作后，就极少顾得上照顾母亲。1994年也是在移民工作最忙的时候，我父亲突然病故，那时我在另一个乡当党委副书记兼武装部长，也是负责全乡一千多名就地后迁的移民工作。父亲病逝时我都没时间与老人家见最后一面。当了乡长、乡党委书记和大昌镇镇长后，一年见母亲没超过两三回，更说不上照顾和孝敬她老人家了。今年4月，我怀着孩儿对母亲般的依恋，回到我的老家曲尺乡。在回老家之前我向县领导作了请示，希望把大昌镇今年的一部分外迁移民指标给曲尺乡。县领导开始怀疑这一方案是否能成，我说能成，曲尺乡是我的老家，他们那儿没外迁移民指标。领导说，你们大昌镇外迁任务重，指标落实有困难，人家曲尺乡的百姓就愿意走了？我说我试试。这样县领导才点头。其实我心里也没底。

“我自己早已不是曲尺乡的乡干部了，人家凭什么一定要把难题弄到自己的头上嘛！说心里话，我也不是想让人家为难，我知道这个难题还得靠我自己来解决。我惟一的能耐就是找我母亲，想请母亲做榜样当移民。我知道我家族人多，如果把他们动员外迁了，不就可以完成几十个外迁指标嘛！不就可以少给政府些压力嘛！我回家后见过母亲，向她重重地磕了三个头，然后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她老人家。母亲万万没有想到一年回不了几次家的儿子，好不容易出现在她面前一次时，竟然向她提出了这么个要求！我见母亲的嘴唇抖动了半天没有说话。大哥知道后，狠狠地将我奚落了一通，那话是很难听的，说我当干部当得六亲不认，现在连自己76岁的老母亲都得骗走啊？听了大哥的话，当时我心里十分难受，确实感到自己是不是过分了。

“可母亲这时说话了，她当着家人的面斥责了我大哥，说你弟弟现在是国家的干部，忙着三峡移民的大事。他有难处，来找我这个当妈的商量有啥子不对？母亲的话让我流下了眼泪。但我觉得再也无法向老人家开口，动员她外迁当移民。可我心里还是着急，一面让在外面打工的妹妹回来做母亲的工作，让妹妹给母亲讲外迁地方的好处。母亲还是不表态，只冲妹妹说了一句：你父亲的坟边已经有我的一个墓穴，我过几年就陪你爸去了。妹妹把母亲的话告诉了我，我知道母亲心里想的是什么，便把母亲接到自己的家，让她老人家跟我媳妇和两个孙儿在一起住。经过一段时间后，有一次母亲见我回家，便主动跟我说，祖儿，妈知道自己当不当移民无所谓了，如果孩子们以后能在外迁那个地方有发展，我答应你。我一听母亲的话，忍不住跪在她老人家跟前，痛哭起来，连声谢她老人家支持我的工作……”

此时此刻，我的眼前仿佛呈现出一个电影镜头：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一位白发苍苍的英雄母亲，面对敌人的炮火，她面不改色地对自己的儿子说：走吧，孩子，革命需要你！假如有一日你牺牲了，妈会永远地守护在你的烈士墓前……王祖乾镇长的母亲不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吗？

“听说我的母亲愿当外迁移民了，而且由她出面做我的大哥和家族叔叔婶婶们的工作，很快曲尺乡的90个外迁移民指标全部得到落实。我高兴得甭提了，而且特别特别地感到自豪。当我母亲和大哥他们正式在乡政府那儿办完销户手续后，我特意回去表示祝贺。我告诉母亲说，儿自从去部队当兵到现在，大大小小得过不少奖励，但所有奖励加起来不如这一回母亲带头当三峡外迁移民这么高兴。母亲红光满面地拍着我的头说，你妈是通情达理的人，能帮你为三峡作一份贡献，就是献上这把老骨头也值呀！当时我听了她老人家的这句话，就想着一件事：如果我哪一天出色完成了移民任务后，上级领导给我个啥子奖状或其他什么荣誉的话，我第一个要给的人是母亲，因为她才够这个格。你知道吗，她老人家一共动员了我家直系和旁系亲属65人！他们中除了我母亲外，有我哥嫂全家，有我妹妹全家，有我老姨全家，还有老亲叔亲婶……”

这就是一个移民镇长的国事与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