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也许并不清楚，假如不是三峡移民，中国不会出现第四个直辖市。

重庆人太幸运了！重庆人得感谢三峡，重庆人更得感谢三峡移民。重庆是三峡移民最多的一个市（占移民总数的80％以上，接近100万），重庆又是为三峡移民付出代价最为沉重的城市。

新重庆市的诞生因为三峡移民。三峡移民催生了新重庆市。

笔者在20多年前到过一次重庆，那是个极短暂的停留，前后不到三四个小时。照理像我这样一个远道而来的人难得去一次曾有“战时陪都”之称的名城重庆，理应好好观光一下，怎么着也得留上一两天。但我没能做到，住惯了江南的名城，游惯了上海广州，我实在无法接受当时的重庆那种出门爬坡、上码头登几十几百级石阶，到处人拥犬噪，污沟臭水满地以及阁楼歪歪斜斜的景致。

然而，就在重庆成为直辖市5周年的2002年6月中旬，我第二次踏上新重庆的土地，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这里已经不再是我第一次来时的重庆旧貌，到处看到的是森林般的新楼群，是比广州上海更宽敞便捷的城市高速公路与立交桥，是直上直下轻盈平稳的码头升降车……特别是重庆的夜晚，我以为绝不亚于广州深圳甚至北京上海的美丽和华艳。

山城之美艳，江城之光彩，令人激动，那是其他城市不可能有的。江上的汽笛，岸头的叠彩，朝天门的歌声，以及时而在足下时而在楼顶穿梭的车水马龙，加之素来爱美爱俊的市民，新重庆的每一个角度、每一个瞬间，她带给你的是激动和陶醉、亢奋与思考。那种在目不暇接之后就想伸开双臂将其拥抱、为其欢呼的冲动，不是哪个城市都会有的。除了第一次从纽约到华盛顿的夜路上，第一次在浦东“明珠”塔上看新上海外滩的夜景时，我曾经有过同样的心境外，重庆是又一次这样的感受。虽然目前她还在建设之中，有些地方尚不完美，但她足以征服一切挑剔的见多识广的过往者。

重庆市首任市长蒲海清，这位在重庆人民心目中有着很好口碑的“老重庆”，现在是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专司领导三峡工程事务。谈起重庆建市前后的变化，他会情不自禁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滔滔不绝地讲上几个小时：我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重庆工作，后来调到四川省政府当领导，前二三十年并不感到重庆多么落后，可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像成都市这样的“小弟弟”也一天一个样，远远地把重庆甩在后面，更不用说广州上海那些现代化城市了。

1997年6月18日重庆市成立，我再从省里回到这儿任职，有机会仔细地看看这个曾经与之相伴了二十几年的城市，这时我才猛然发现重庆被飞速发展的时代甩得太远了！白天你走在大街上感觉还是五六十年代时的样子。晚上再看看这个城市，简直就是一个小县城，连片像样的灯光都见不到。

有一次我到一个企业检查工作，下岗职工们把我围住了。工人们情绪非常激动地要跟我这个市长对话，他们举着牌子呼着口号要让我这个市长给他们饭吃，给他们工作做。重庆是个老工业城，这几年她的产业落后了，新的产业又没上来，原先那些名噪一时的企业纷纷倒闭或者缩小规模，下岗职工成批成批的。那天我到一个地方，工人们反映说他们现在连基本生活都非常艰难，我当时特别冲动，拳头捶在桌子上咚咚发响。围在我身边的很多工人愣了，继而反问我说你这个市长发啥子脾气？你不给我们饭吃你还恼怒？我说我不是冲着你们来的，我是恨不得打天呀！可我的拳头够不上天嘛！如果够得上，我真想把天打个窟窿！我是一市之长，我心疼我的百姓过着这种生活，也恨自己没长三头六臂。面对这么个城市，这么个大摊子，怎么办？靠大家一起动手奋发图强呗！而这时我们重庆又幸运地得到了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三峡移民使重庆市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我惊诧地发现，无论是蒲海清这样的老市长，还是现在的重庆市新领导班子，他们和三千多万人民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新重庆的诞生与命运，与三峡移民息息相关，紧紧相连！

这件事与一个人有特别关系，他叫李伯宁。此人既不是现在的重庆市领导，新重庆市的那么多官位与他无缘，也不是四川省的官员，更不是湖北省的官员，但他的命运却与新重庆市的命运密切相关。

李伯宁，现年85岁，河北人，一个特别有性格的“倔老头”。据说年轻的时候在他老家英名传遍四方，是冀中抗日游击大队的大队长，在著名的肃宁大捷中威震敌胆。可他又是个“文人”，当游击大队长时就经常写诗作文，而且这种爱好到当上部长后依旧不改。我看到他自己写的简历中，当官的经历写得很少，大半内容是记述他一生的文学成就。2002年国庆前我到他府上拜访，临走时他给了我一大包作品。我几乎一夜之间看完，我有两个重要发现：这位老革命家从年轻时代到耄耋之年的漫长岁月里，对文学的那种激情始终如一。他笑说自己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最老的会员——1995年加入作协时，他年届八旬，已在部长级职位上干了二十几年。第二个发现是，李老不仅自己酷爱文学，并造诣匪浅，更难能可贵的是连另一位抗日女英雄也被他“影响”成了作家，这位抗日女英雄是他的夫人，70多岁时，李伯宁和夫人都出版了长篇小说。

我生在燕赵大地／在慷慨悲歌中成长／父亲传给我做人真诚、善良／战火锻炼了我金石性格／“文革”破除了我迷信上苍／从此我只相信实践／红就是红／黑就是黑／白就是白／黄就是黄／任它众说纷纭／任它地动山摇／我屹立不动／自有主张／我嫉恶如仇／为伸张正义／为除奸安邦／我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什么高官权势／我视如草芥／我不争宠献媚／也不卑不亢……这就是我的性格／我就是我！

80岁高龄的李伯宁，依然像热血少年般地抒发着这份赤色纯真，这份铁骨铮铮。

17岁就是八路军游击队大队长的他，后来跟着毛泽东等共和国元勋们一起从西柏坡走进北京城，党的一声号令，使这位梦想当作家的职业革命家，来到了水利部，并且一干就干了半个世纪，成了完完全全的水利行家、一辈子跟移民打交道的政府官员。

1985年，国务院正式任命他为三峡省筹备组组长。在这之前，由于三峡工程一直在酝酿之中，所有准备工作在邓小平和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从来没有间断过。在李伯宁就任筹备组组长之前，不叫“三峡省”，而叫“三峡行政特区”（有点像深圳经济特区的味道，只是差了中间两个字）。1984年一次会议上，全国人大政法委的人提出“三峡行政特区”的提法，有悖于《宪法》，故而经邓小平同意，干脆叫“三峡省”。

“三峡省”的筹建，是中央依据对未来三峡整体建设的考虑而作出的一个特别决定。这也足见中央对三峡工程的重视。新中国从西藏和平解放以后，除建立海南省外，中央不曾对省或直辖市的行政区划有过重大调整。诞生一个新的省或直辖市非同小可，因而从不轻易行动。伟大的三峡工程催发了一个重大的动议，而这动议首先来自移民工作对中央决策层的影响。

“三峡工程是个阶段性的工作，再伟大也毕竟是短暂的。可三峡水库的管理与发展是个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六百余公里长的库区，周围居住着几千万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行政管理级别，怎么可能将三峡工程的优势发挥出来呢？更何况，三峡工程建设时期的关键性任务，就是移民。三峡因此必须有一个行政级别统筹起来领导和管理。”中央对这一具有战略远见的意见给予充分肯定。“三峡省”的动议便是基于上述考虑的。

一个因一项伟大工程建立起的新省份，自然需要一位有力的领导者。这个领导者的首要条件应该是什么呢？懂水利？！会做移民工作？！有魄力？！好像都必须具备。这样的人上哪儿去找呢！

中央有关领导请水利部女部长钱正英协助挑选“三峡省筹备组组长”和未来“三峡省”省委书记的合适人选。

钱正英看中了李伯宁，并向中央报告后获得认可。

“老李，你能行。”钱正英奉命正式找李伯宁谈话。

李伯宁不吱声。既不言要“违抗君令”，也不言“干不了”。他的默认是有他的道理：既然让我干，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三峡行政区划，湖北、四川30个县市，都不能动。二是由他挑选一位中意的人当省长。三是自己年岁已大，只担当“筹备组组长”，一旦“筹备”结束，就回水利部当顾问。

钱正英把李伯宁的个人意见转告中央。

万里乐了，说：“伯宁同志行。”

其他中央领导也纷纷点头：李伯宁同志可以胜任。

就这么定了。

李伯宁因此走马上任三峡省筹备组组长和党组书记一职，在三峡工程尚未正式上马前，全盘负责三峡移民工作。这一年是1985年，距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还有7年。

在正式接到中央任命通知后的第一个星期里，李伯宁就打点行李，与秘书一起悄悄来到三峡库区。湖北和四川的省领导们听说他来了，开玩笑地说：“欢迎未来的明星省长到来！”

李伯宁大腿一拍：“向诸位求饶，我这个‘省长’现在是一寸土地也没有，是你们两个省上的‘悬空省长’。”

“哈哈哈……‘悬空省长’好啊，可以独往独来嘛！”

“好什么呀？到时不小心摔下来还望你们两省能给我老李一个埋身之地呢！”李伯宁也开玩笑回敬。

李伯宁就在他当“悬空省长”期间，走遍了三峡的每一个角落，特别是那些贫困山区。

当年11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李伯宁作为一员没有地盘的“省长”出席会议，还爆了一个大大的冷门。

那时我国农村形势非常之好，可以说是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们最扬眉吐气的时候。也难怪，打农村实行土地承包以后，那几年全国的农村经济形势可以用“突飞猛进”四个字来形容。因此这一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一开始，各省的领导大讲特讲“好形势”。李伯宁在西南组，那几日他整天听到“莺歌燕舞”的好形势，越来越坐不住了，终于有一天他激动地站起来——

“这几天听大家都在讲大好形势，我要讲一讲‘不好形势’。大家讲大好形势时，讲得头头是道，讲得满满当当，可一讲全国有多少地方吃不饱穿不暖时就不敢讲实话了！说是怕影响改革开放形象！可我不这样认为，我们虽然一些地方形势发生了大的变化，但也应当有足够的勇气认识我们国家还有相当多地方的老百姓的日子难过啊！”

“我就说说我那个‘省’的情况吧：三峡区域地处大巴山和武陵山脉腹地，江汉平原的边缘地带，85％的面积是山区和丘陵，是标准的老少边穷地区。30个县（市）中24个是国家级贫困县（市），每年拿国家财政补贴3个多亿。我这里有笔账：三峡区域1984年人均工业产值仅510元，居全国第25位，农业人均产值228元，居全国第28位。尤其严重的是全三峡区内有30％到40％的农民还处在不能温饱的地步。相当多的农村人均年收入在100元以下。农民赵寿合一家，只有一口烂铁锅和一只烂木箱，作价不过5块钱，这是一个农民家庭的全部财产啊，同志们！”

李伯宁说到这里已经激动得有些不能自控了，“同志们哪，你们知道我在三峡库区看到我们的人民是在怎样一种情形下生活吗？”这时，只见他从口袋里掏出厚厚的一份材料，前几页李伯宁刷刷刷地翻过了，然后在其中的一页上停下，“以彭水县为例，1984年该县农村人均收入在80元以下的有43500多户、21万人，分别占全县总户数和总人口的39.7％和43％。因家庭贫困找不到对象的30岁至40岁的未婚男子达4300多人。该县有个小厂乡，全乡总收入人均50元至100元，有70％的农民欠国家贷款，30％的农户人跟牲口同居一室或者住在岩洞里，50％的人冬天无棉衣，30％的户无棉被。有的冬天来了只能钻在玉米皮中过夜……同志们哪！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哪！同志们！”

此时的会场上静得能听见李伯宁这位年近七旬的老部长的心跳声。

“再说说三峡地区由于地质和生态环境原因造成的地方病给百姓们带来的苦难情况，”李伯宁将材料又刷刷刷地快速往后翻了几页，继续说道，“在三峡库区已发现的地方病有慢性氟中毒、血丝虫病、钩虫病、血吸虫病、甲状腺肿大、克山病等9种，其中以慢性氟中毒、甲状腺肿大、血丝虫和克山病最为严重。仍以彭水县为例，该县因地方病造成的瘫痪者达1000多人，他们生活不能自理，多半是‘床上挖个孔，床下放只桶，吃饭要人喂，解便不用手’，屎尿都在床上。农民刘焕云一家8口，7人得了氟中毒。女儿刘明碧今年15岁，身高只有85厘米，脚呈畸形，背弯颈硬，头不能左右摆动。孩子只要一见生人，就哭喊着救救她……那情景谁见了谁都会流泪。同志们哪！这就是我们三峡地区人民的生活状况！整个库区仅地方病患者就达100万人之多！他们为什么这么穷？为什么有病得不到治疗？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的经济上不去，几十年没啥变化。可这儿的人民和各级政府也都努力了，但就是因为三峡工程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现在总说上上上，就是不上！国家无法在这儿投入，解放30多年，三峡库区的投资人均不到80元！这能干什么？能富得起来吗？同志们！”

李伯宁赤子般的声声疾呼，像串串响雷，久久回荡在金色大厅里……

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们哑口默然，他们都因李伯宁第一手材料所反映的情况而震惊。田纪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得知李伯宁在会议上有个发言，也纷纷过来聆听。

李伯宁干其他事一身粗气，但为参加这次会议他做了充分细致的准备工作，为了有说服力，他事先特意制作了一盘从三峡库区拍摄的录像带，叫做《三峡在呼唤》，播放给代表们看，并且通过各种渠道给几十位中央领导每人送了一份。这盘现场录制的带子，是李伯宁走了三峡库区几个月的最重要的收获，他自己录制编辑，亲自撰稿写词。

《三峡在呼唤》在中央领导们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时任国务委员的陈俊生同志感慨万千地说：“真是不看不知道，看了触目惊心，睡不着觉。”

国家副主席王震当即让秘书告诉李伯宁：“我是《三峡在呼唤》的热烈拥护者。”

“看了《三峡在呼唤》，我睡不着觉啊！”老将军在给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的信中感慨万千。

李伯宁的“三峡在呼唤”这一吼，着实让中国的高层领导者感到上不上三峡工程已远非是个工程问题、技术问题，也非资金问题，它关系到几千万人民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

自从中央和邓小平着意想给三峡工程上马增加一些热度以来，围绕三峡上与不上的争议也随之热浪滚滚。

每每此时，李伯宁是最着急的一个人。他绝不是担心自己这个“三峡省”省长的位子泡汤，而是着急能给国家经济腾飞、能使三峡区域人民脱贫的伟大工程要泡汤。

李伯宁的心思连同自己的政治前途一起押在了三峡库区的人民身上，押在了三峡移民身上。

“不错，我是因三峡移民而当上三峡省筹备组组长的。既然这是为三峡移民肩负起重任，我不为移民们着想，还要我做什么呢？”十几年后的今天，李伯宁依然如此说。

1985年，在三峡工程还是连个影子都没有的时候，我们的“三峡省省长”却干得正起劲。他在自己的一首诗中这样抒发着当时的情怀：

魂牵梦绕系三峡，风风火火贬与夸。

有幸古稀不近视，拼将余晖献中华。

喜盼三斗彩虹出，愿作小草绿太阳。

有关部门早期对三峡移民确定的方针是“就地后靠，就近安置”。如前所言，三峡库区多为峡江丘陵地带，移民们原先住的地方都是一些沿江的好地方，土地比较肥沃，宜于种植，也容易解决基本的生计问题。而三峡大坝蓄水后，原来百姓们住的地方都淹了，后靠的概念就是水库淹没线下面的百姓往后面地势高的山上靠。恰恰往后靠的山岭山地都是未开发的，能不能开发都难说。所以“就地后靠，就地安置”首先带来的问题是那些地方适宜不适宜移民们生存。

著名的“李伯宁工程”便是在这种情况和问题下诞生的。

“就地后靠，靠到哪儿去？自然是要靠到有地种有果树植的地方！没地种、没果树植的地方，不是让移民们挨饿嘛！那样就谈不上‘就地安置’！”1986年，李伯宁来到湖北秭归的李家坡。在这里他代表国家给该村投下了14万元作为移民“后靠”开发试点。当地农民从几公里远的地方背来石子砌成坎子，又从更远的地方运来泥土填窝子，更是用汗珠子在荒地上改造出了水平梯田159亩。后来农民们又在这些梯田里种上了柑橘树。农民们高兴极了：他们依靠国家的支持，每亩投入仅1636元，在第二年第三年就全部收回本钱，之后每年柑橘亩产收入都在几千元甚至超万元。

“李家坡的经验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今天的三峡移民不能光靠国家给点补偿费就完事了，只有开发性移民才是出路，才能解决过去移民迁得出安不住家的老大难问题！我们一定要在‘就地后靠，就地安置’后面再加几个字：‘开发性移民’，这才是我们三峡移民的原则方向！”李伯宁对李家坡的成功经验给予了高度肯定，并迅速在库区移民工作会议上向其他地区大力推广。

李家坡从此在三峡库区名声大震。这个三峡移民试点村的成功经验，如星星之火，点燃了三峡开发性移民的燎原烽火。李鹏、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多次到过李家坡，“李伯宁工程”也就这样传开了。

千万别小看了“开发性移民”这五个字，它包含的积极意义绝不是我们非从事移民工作的人所能理解得了的。

它的全部意义是：既要“移”，更要“安”，让移民们能迁得出，安得住，逐步能致富。这是多么富有时代特色的实践活动啊！

新滩。长江三峡北岸的一个小镇，这个在县级地图上也不易找到的地名，却在长江三峡一带有很高的名声，几乎无人不晓。新滩的名声是与它所处的险要地段有关。它处于著名的兵书宝剑峡，上距秭归旧县城15公里，下距已建的葛洲坝和正在建设的三峡工程坝址分别为70公里和26公里。它是万里长江最令人生畏的江段，又是川江航道的咽喉险滩，由上中下三滩组成，仅一公里的江面落差就达10米。遥相对望的南岸是赩色的键子崖，北岸是悬崖峭壁，临江屹立，三滩对峙，紧扼川江。早有《归州志》称：“楚蜀诸滩，首险新滩。”

据当地人介绍，别看新滩在长江三峡如此险要地段上，险得连猿猴都不敢鸣，但它却是峡江上一直比较富裕和繁荣的地方。为什么？就因为它险，过往船只到此一般都不敢贸然前进，所以便在江岸停靠。久而久之，这儿有了商店和客栈。本地人利用险滩，吃着险滩，因为他们熟悉兵书宝剑峡的险情，所以过往的船老板们都请当地人引航，收入自然丰足。新滩人靠滩吃滩，却也饱受另一种灾难的惩罚，那就是它的滑坡之险。据地质考察，新滩整个地段是块巨大无比的断裂滑坡岩层，随时可能发生天崩地裂。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一场滑坡灾难降临，新滩镇“人畜所剩无几”，就连这地段的江面也断流整整82天，这是大江历史上最耻辱的记录。新滩新滩，就是因为几乎过百年就要来一次彻底的消亡和重建，这个险滩因而也总是推“陈”出“新”。

新滩的险情自古被历朝历代所重视。新中国成立后，新滩的险情几次呈上毛主席周总理的案头。

1985年，就在李伯宁视察三峡不几日，新滩来了一次“隆重”的“欢迎”：

6月8日，新滩人突然感觉脚下的大地出现“扭动”。不好，灾神又来了！新滩人万分紧张。当地政府立即动员百姓撤离，省政府的命令通过无线电传遍了全镇每个角落，可是百姓们不肯走。“我活了68岁没离开过这个家，这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我不走！”杨启中老汉抱着门槛死活不走。

李伯宁得知此事后，命令部队：“传我的命令：所有拒绝撤离的人，不管是谁，统统都给我拖出来！”

部队和民警迅速出动，终于连拖带拉地把不愿走的人全部强行地带上了车，杨启中老汉和众人在哭喊声中离开了新滩。

等全镇1371人全部撤出，5分钟后，即6月10日凌晨4时15分，六七万方岩土由山顶直泻而下，掀开了震惊世界的长江又一次断流的序幕。

山体在滑动，房屋在坠毁，整个新滩镇已经到了可以用肉眼看出的速度向几百米之下的滔滔长江滑去……

6月12日凌晨3时35分，由两千多万方土石组成的巨大滑坡开始了。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闷雷声不断响起，山体滑动产生的强大磁场使得几公 里外居民家的电灯都变得像煤油灯一样昏暗。巨石向大江倾泻，江面激起巨浪高达80米，犹如一条条蹿向苍穹的白龙……三峡下游赫然见底，三峡上游叠起逆浪犹如海啸，逆行4公里！那沿江航行的机船、木船、打渔船，一艘又一艘地卷入江底。

新滩人在政府和科技人员的努力下虽然逃脱了此次灾难的袭击，但三峡断航长达90天，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3亿元，后来还花费了八千多万元的航道治理费。

大灾过后，李伯宁来到新滩，老百姓像欢呼“救星”似的向他拥来：“李部长啊，要不是你下死命令，要不是你派人把我们拖走，我们怕是早就给葬在大江江底了……”

李伯宁点点头，回应说：“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呀！你们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啊！”

在此次大灾之中，新滩镇所在地横遇灾祸，长江村304户村民中290户的房屋被推入江中，他们因此一夜间全都成了难民。然而长江村的村民们又是幸运的，因为大灾刚过，“三峡省”的李伯宁又给他们送来了“开发性移民”的及时雨。

长江村的“难民们”提前成了三峡移民。一项“就地后靠”的开发性移民试点工作，就在他们毁灭的家园废墟上热火朝天地干开了。因为是在新的滑坡上建设家园，因为有刚刚失去家园的切肤之痛，长江村村民们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干劲与热情、智慧与技能。但在一个连乱石都找不见的岩体上造田种地，谈何容易？长江村人先用板车或拖拉机将土运至滑坡体边缘，再用人拉肩扛一担一担地往山上运，然后一撮一撮地填到坑内。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长江村人用了整整5年时间，硬是在废墟上造出了600余亩梯田。当长江村人第一次在这些岩体上收获长出的金黄色柑橘时，北京传来三峡工程即将上马的消息。他们一边欢呼，一边又在叹息：三峡水库一建，就意味着长江村人用五年心血造就的新地又要被江水淹没。他们又要重新拾起扁担和簸箕，进行新的家园建设。于是，长江村人又默默地在原来的那块“治理滑坡，保持水土，重建家园”的标语后面加了4个字：“安置移民”。

长江村人民是勇敢的人民、英雄的人民，他们的精神不朽。我到三峡采访，途经他们那儿，站在大江的轮船上，就能看到那块巨大的标语，尤其是“安置移民”4个字特别醒目。

我后来得知，长江村人在这几年又根据三峡工程确定的淹没水位线，在新的岩体上以当年同样的精神和同样的方法，开垦出了400多亩新地，填补了将来水库淹没的农民耕地所需。

“长江村精神是真金！”李伯宁对新滩镇长江村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10年后，接替他职务的原湖北省省长、时任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的郭树言，来到新滩长江村，见了当地人民在昔日光秃秃的岩体上开垦出的一片片柑橘林后，心潮澎湃，久久无语。

“是真金，长江村人创造了三峡移民的真金精神。”郭树言在返程的路上，无数遍地说着这句话。

李伯宁上任“三峡省”筹备组组长后，全身心投入了移民的试点工作，并在李家坡和长江村干出了一番卓著成绩，同时又趁热打铁在库区迅速铺开了“开发性移民”的试点，可谓有模有样，热火朝天；总部设在宜昌的“三峡省”筹备组的同事们也似乎有了名正言顺说话与干事的份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李伯宁从北京得到了一个很快要结束“三峡省”的消息：中央准备修改原三峡蓄水150米的方案。

李伯宁是水利专家，他明白中央决定修改“150方案”就意味着整个三峡库区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所谓的“150方案”，指的就是未来的三峡库区蓄水水位将基本确定在150米。关于三峡库区蓄水到底应该在多少米高较为合适，早有争议。1958年“成都会议”后，具体实施长江开发管理的“长办”对三峡大坝到底要修多高，工程规模到底要多大，防洪、发电、航运和供水等综合效益有多大，移民数量有多少，总投资应该是多少等等关键性问题作出综合考虑，向中央提出了蓄水185米、190米、195米和200米等四种方案，并表明他们倾向于200米方案。

“蓄水200米需要动迁多少移民？”

“大约200万。”

“太多了。这么大的数字会影响整个工程和国家的稳定的。”中央很快否定了“200米方案”，这中间当然也有工程投资量的问题，但更多考虑的是移民问题。

“长办”只好收回方案。

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制定了到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经济“翻两番”的目标，兴建三峡工程也在考虑之中。从国力和移民数量等因素考虑，“长办”奉命按“150方案”即蓄水150米向中央编写三峡工程报告。

1984年4月，中央正式批准“150方案”，大坝的高程也被确定为165米。

“这怎么行？闹了几十年的三峡工程，结果跟我们重庆啥子关系都没有呀！不行！我们不同意！再说这‘150方案’无论从蓄水防洪还是从航运角度考虑，都不是理想的方案。我们重庆是西南最大的城市，眼看着三峡水库到家门前却又够不着，这算哪门子的事嘛！”重庆人开始吵吵嚷嚷起来。

这也难怪，从解放后的二三十年里，为了未来的三峡建设，重庆市一退再退，建设不能重点投入，盖房子也得往“200米”未来水库线以上盖，啥子都别想顺顺当当做。堂堂西南“第一城”，原想等候三峡开工那一天重振威风，结果搞了半天啥子份都没有。

重庆人自然不干了！

问题是“150方案”确实不是个理想的方案。既然在长江的三峡建大坝，结果建个不到位的大坝，该防洪水的不能保证“百年一遇”，该多发电的却不能多发电。“150方案”考虑到国家的承受能力，可我们国家在飞速发展呀！最不能接受的是三峡工程“150方案”的回水末端恰恰放在重庆以下的洛碛与忠县之间长约180公里的河段，这个位置十分不利，实际上把作为西南水陆交通枢纽的重庆港置于库区之外，使重庆以下较长一段天然航道得不到改善，万吨级船队难以直达重庆。由于整个川江航运通过重庆港的货运量占80％以上，重庆以下不到20％，这不仅会严重影响西南地区的经济建设，而且将影响到华中、华东地区的燃料和原料供应。重庆人因此建议三峡正常蓄水应在180米，其投资、淹没、移民比“150方案”均有一定增加，但综合效益大，又能基本解决川江航运问题，充分发挥三峡工程综合效益，国力又能基本胜任。

中央对重庆的意见十分重视，一方面派李伯宁担当重任，筹备“三峡省”，另一方面组织了14个部门的108位专家，重新论证正常蓄水150、160、170、180米四种方案，并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最终认为170～180米较为合适。

重庆人听说后好不兴奋。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一点。就在中央有意确定正常蓄水170～180米之间的方案时，国内反对三峡上马的呼声又占了上风。

重庆人好不心凉。

“真要确定到170～180米蓄水的话，你们重庆地区的移民可就大了！你们的牺牲也就跟着大不少啊！你们有决心扛得起这份牺牲吗？那么多移民你们的工作做得好吗？”围绕三峡上与不上激烈争论时，有中央领导同志这样问重庆市领导。

“我们愿意为170～180米的蓄水方案付出代价，而且一定把移民工作做好！”重庆市领导坚定地回答。

中央领导欣慰地点点头。

此间，历时两年零八个月的专家论证基本结束，时间是1989年2月。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召开了第十次扩大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根据论证报告重新编写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这份《可行性研究报告》对重庆市来说，太具有历史性意义。一是它明确了专家们的结论：三峡工程对四化建设是必要的，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二是关于正常蓄水位定在175米，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接受了重庆人的建议。

值得一提的是，专家们在这次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特别推荐了三峡工程的建设方案，即日后被中央接纳的如今成为三峡工程建设的总体原则：“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一级开发”，即为从三斗坪坝址到重庆市的630公里江段为一级开发，中间不再修建其他水利水电枢纽；“一次建成”，是指三峡水利枢纽建筑物均一次建成，混凝土重力坝一次建到坝顶高程为185米；“分期蓄水”，是指水库蓄水不是一次就蓄足正常水位175米，而是初期蓄到156米，回水末端恰好位于重庆下游的铜锣峡下口，库尾淤泥积沙不致影响重庆港区和嘉陵江口，以便有一个对库尾回水变动区泥沙淤积进行观测和验证的时期；“连续移民”，说的是从准备工作开始，库区移民即分期分批地连续进行，中间不停顿。这项凝聚了党和全国人民心血的新方案是一个更加有利于千秋大计的英明决策。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使重庆直辖市的诞生进入了“十月怀胎”期。

此刻的重庆，真是喜上加喜。刚刚迎接百年开埠的山城人民，都在议论“直辖市”的名分。

重庆人渴望得到这个名分已非一日。作为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城府，重庆人有理由在三峡这样一个伟大的工程中显示她的赤诚。尤其是对待移民问题，重庆所具有的特殊魅力非他人可比。如同奔腾不息的长江之水一样，重庆从来就以她宽阔的胸怀，接纳和融合着来自各方的儿女，使漂泊四方的儿女们能在这里安身栖居，繁衍生息，编写历史的动人华章。

几乎可以这样说，重庆的每一页辉煌历史，都与移民联系在一起。远可说到曾为中华民族创下“惊天地、泣鬼神”古文明史的巴人，那时重庆作为巴国之都，是何等的气派！随后的秦人入川，使重庆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大移民史。周赧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80年）秦人灭巴周，本来是一段悲壮的历史。但另一方面由于“秦氏万家”入巴蜀，促进了当时原始社会生产方式的革命。中原文化的渗入，极大推动了落后的巴蜀部落的变革。之后的“湖广填四川”，又使重庆成为中华民族第二次大移民的“中转站”。可以说，没有这一次重庆所作出的特殊贡献，“天府之国”不会来得这么快。“湖广填四川”不仅仅是一次大移民，其时延续几个世纪。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重庆府人口已有11万户，占四川省的五分之一。重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充当着“天府之国”的乳母。20世纪30年代，东方人类历史上出现了日本军国主义，他们把善良而贫穷苦难的中国人推到了水深火热之中。重庆再一次挺身而出，成为国难时的中国首都。这一次的“大移民”则使重庆奠定了作为西南最大都市的地位。

重庆注定因为移民而辉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三线建设”，后人虽然对它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但它对重庆的发展是无可置疑的。

重庆就是这样注定与中华民族历史上每一次值得记载的“大移民”联系在一起。

20世纪与21世纪相接的三峡工程建设，又一次因“大移民”而使重庆进入最辉煌的时期。

直辖市——这不是所有的华夏人可以享受的待遇。

重庆人能不为它激动和欣喜，梦想与渴望？！

但中央的态度呢？老领导人邓小平的态度呢？急切等待消息的重庆人明白一件事：重庆要成为直辖市，中央的态度、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态度最关键。重庆人对邓小平的感情也许比谁都深，因为邓小平是重庆解放后的第一任“一把手”（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办公所在地就在重庆）。“老领导”——重庆人这样称呼邓小平不为过。

是啊，“老领导”的态度对中央和人大决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谁都知道。

1992年，重庆人从报纸和电视上看到“老领导”到了南方巡视，并且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虽然没有听到中国现代化总设计师提到重庆的事，但重庆人照样兴奋不已，因为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一个中心思想，便是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的改革步伐要迈得更快、更大。

三峡工程系着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换句话说，中国的四个现代化需要三峡工程。重庆人的潜台词是：中国现代化既然需要三峡工程，那么三峡工程想上、想上好、想垂名千秋万代，重庆的直辖市问题就必须解决！

哈哈，哈哈哈……

重庆人在朝天门乐得直叫“啥子美哟，这才是美哟”！

重庆——移民，移民——重庆。重庆要发展，重庆的发展从来就离不开移民，而移民的崛起和发展同时又推动着重庆的发展，这是重庆发展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争论了近一个世纪后的20世纪末，伟大的三峡工程终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成为现实时，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再次把重庆建设的历史机遇告诉了当代人。

一句话，重庆的命运连着移民。重庆的今天和未来与新一次的伟大移民连在一起，那便是百万三峡移民。

在重庆市“直辖”之前，大家都知道“天府之国”的四川省乃中国第一大省，大到其人口最多时达1.119亿，是英国和法国的总和。在西方世界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事。中国就这么大，人口就这么多。60亿的全球人口，光中国四川一省就达1亿之巨，这在中外行政区划史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

四川省需要“分解”。然而，习惯了“多子多孙”和“天大地大权力大”等传统理念的历朝历代中国人，能接受这种“分家”吗？四川省的态度起关键作用，有时比中央任何一位领导的意见还重要。因为“分家”和“分权”带来的复杂问题，如果没有主要当事者的配合，一切后果都可能是“掏糨糊”。

时任四川省省委书记谢世杰和省长肖秧同志，为重庆成为“直辖市”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如果没有这二位当家人的宽阔胸怀，重庆也许到现在还尚未“成家立业”。

江总书记、李总理：

您们好！

十四大以来，四川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努力，无论经济建设、社会文明、民主法制各个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在工作实践中，我们深深体会到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同时也感受到您们对四川的关怀和帮助，这是四川进步的根本原因。每念及此，无不万分感激，决心竭尽全力，奋发图强，不负重任。

由于四川地广人多，历史上由四川、西康两省和重庆市合并而成，大体相当日本的人口，要全面深入、及时了解情况，掌握进度，实属不易。加之四川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经济、社会以及地理差异极大，很不平衡，就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还存在母系社会，尽管我们随时想努力把中央各项指示，更好地加以贯彻，但时有顾此失彼，力不从心，忙不过来。我们思考再三，建议中央将四川省一分为二：四川省和重庆市，改重庆市为直辖市，将三峡库区的涪陵、黔江、万县、达县四个地市划入重庆。新四川约八千万人口，新重庆约三千万人口。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一个省过于庞大，过于复杂，新的四川可以着重支持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新的重庆可以担负四川东部三峡库区的移民。就整体而言，对于加强四川的全面发展，是有好处的。同时还可以在新成立的重庆市，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府机构的改革和城乡结合的新路子，作为中央的试验区。以上设想，妥否，请指示。

再次问好！

谢世杰 肖秧

1995年12月9日

这是一封我们党和政府高级领导之间的私人信件，但同时又是一个地方党组织和一级政府向党中央、国务院的一份请示报告。它是重庆成为直辖市的第一份正式的历史文字材料，极其珍贵。由于谢世杰、肖秧两人的推动，加快了重庆成为直辖市的步伐。

重庆人应该向这两位领导人致敬，尤其应该记住积劳成疾而不幸早逝的肖秧同志，他为重庆直辖市的设立，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博大胸怀。

次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经过缜密考虑，正式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除达县地区外，基本按照谢世杰、肖秧的建议，将原四川省的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划给重庆，加之重庆原先的11区10县（市），面积8.2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3000万。

一切均为水到渠成之事，只欠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通过”的东风了！

1997年2月19日，中国人民的儿子，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因病去世。在这一天，中国国务院做了一件特别巧合的事：把邓小平生前的最后一个心愿——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提交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这个提案其实仅是李鹏总理给全国人大的一封信。

同年3月14日下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闭幕式上，《关于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提交代表们表决。其结果是：出席代表2720人，赞成2403票，反对148票，弃权133票，未按表决器36人。

委员长宣布：“通过！”

人民大会堂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特别显眼的是重庆的人大代表们个个从座位上站立了起来，一个个激动得欢呼起来。

人大的表决是下午3点55分，而4时许的重庆市内已经鞭炮齐鸣，市晚霞秧歌队的20名老年秧歌队队员作为第一批欢呼的队伍走上了大街……重庆人民沸腾了！

这个日子是山城重庆的历史转折。

当市民们纵情欢呼的时候，新重庆市领导们则在接受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实际上建立重庆直辖市，是以三峡库区移民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这个任务，就没有直辖市的产生，希望你们把移民工作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

挂牌那天，李鹏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神情严肃地再次向首届重庆直辖市领导们一字一句地说着上面这段话。

新重庆诞生了，“三峡省”的筹备工作理所当然地停止了。

未在退休之前“扶正”的李伯宁，在重庆人民欢呼成立直辖市的时候，他老人家已经打道回府退休在家数年了。随着“150方案”不断受到各方的质疑和“175方案”的出台，深明事理的李伯宁懂得，“175方案”是针对重庆建设与发展而考虑的，由重庆市来牵头承担统筹三峡移民工作，这是党中央深谋远虑的战略决策，个人算得了什么。

可是人们尤其是重庆忘不了李伯宁的历史功劳：不说他在重庆直辖市建立之前为移民试点所作的贡献，单单在他离开工作岗位后为三峡上马所付出的心血，我们也不得不折服。李伯宁的秘书至今仍记着“老头子”为了三峡工程“上书”中央的次数：仅1990年和1991年，李伯宁“上书”数量分别为570封和700封，且其中不乏洋洋洒洒的“万言书”。

李伯宁退休之前是国务院三峡经济开发办公室主任。1993年1月3日，国务院下发了该年度的“一号文件”，决定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这是三峡工程最高领导和决策机构，每一任的国务院总理是该委员会的当然主任，主管工业的副总理和国家建委几位领导出任副主任。接替李伯宁职务的是郭树言，他原是湖北省省长。

这又是一位“老三峡”。郭树言一干就干到今天，他因此成了“三峡移民时代”的风云人物。

真正的百万三峡移民时代是从郭树言手中开始的。这个“世界级难题”让郭树言和他的同事们几乎耗尽了精力和心血。与郭树言一样为移民工作倾尽精力的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他叫漆林，是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移民开发局的局长，是百万三峡移民的“最高移民官”。漆林在过去的6年时间内，就像当年指挥千军万马的一员骁将，长年辗转在库区，领导着整个三峡工程的移民工作实施计划，功绩有目共睹。

而我们尊敬的老战士李伯宁仍然没有闲着，他开始著书立说，几年后一部50多万字的《我的水利梦》出版了。

李伯宁在此书的《序言》中这么说：“我自1949年底参加组建水利部起，就与水利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生死恋。于是无穷无尽地做起水利梦来。这里有美梦，有噩梦；有快乐的梦，有痛苦的梦；有天真的梦，有困惑的梦；有晴空万里、鸟语花香、纵情高歌的梦，也有转而风云突变、乌云滚滚、泰山压顶、喘不过气来的梦；有昂首阔步、风流倜傥、驰骋疆场的梦，也有时而艰难险阻、紧裹着玻璃小鞋、寸步难行的梦。从1954年江淮大水，我被调到中央防洪总指挥部派往武汉市参加防汛起，我就又做起了三峡梦来，而且这个梦一做就是38年，直到1992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才梦幻成真。但接着我又做起了百万三峡移民梦，而这个梦也许会伴我走向另一个世界，但我相信，这个梦是个极其美好的梦……”

是啊，我想所有中国人都与这位尊敬的“老三峡”同怀这样一个梦：百万三峡移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指引下，一定能胜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