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和他双双被送到了战俘营。

她被关在东侧的一间小屋里，她是第一个住进这俘虏营的女俘，因此享受到了住单间的待遇。

他住在西侧一间房子里，同房内住有四个弟兄。

她叫黎小芬。他叫朗达。被俘前，他俩同在一个公安屯工作。男的跑外勤，女的管户籍，同伴们称他俩是“天生的一对”。

同伴们的确眼力不凡。三年前，他俩一同进入警校读书时，上帝就把那份姻缘降到了他俩头上。参加工作后不到一年，他们就在一个吉辰良宵度过了最幸福的时刻。以后，他俩双双上了边防，参加了边防治安巡逻队，主要任务是对付中国侦察兵和边防军民。

再后来，他俩又双双被侦察兵捉住，送到了这个俘虏营。事情就这么简单。

然而，就是这并不复杂的事情却让俘虏营的中国兵们费了不少心思。

这还得从一周前讲起。那是一个晴朗日子，高原上万里无云。大约在下午三点钟，几名侦察兵送来一串俘虏。交接仪式很简单，俘虏从车上下来后，俘虏营的负责人点个数，然后写一张收条给侦察兵就算“手续清白”了。凭着那张收据，侦察兵可向首长领两包“茶花”烟，这已是不成文的规矩。因为有的俘虏在路上爱闹点“小毛病”，必要时还得搞上点“小恩小惠”，“红塔山”、“茶花”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了。

送来的俘虏中，便有这一男一女。

当晚，他们接受了审查。象是早有准备似的，他俩先是歌颂一通“中越人民的传统友谊”，紧接着就讲越南当局如何驱赶华侨，越南人民对此如何不满等等，讲到激动处甚至还流上一串串的泪水。他俩虽不是同时提审的，也不在一个地方审问，可所说的内容却就象从一个人口中说出的一样。黎小芬说到中越传统友谊遭到破坏，她的两个妹妹被迫上了前线，家人被逼得东奔西藏的情景时，竟哭得伤心极了。

审讯完后，兵们得出这样一个印象：这俩人挺老实。可他们又觉得有些奇怪，这俩人的供词怎么这么相似？他们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

尽管这蛛丝马迹引起了审问官的注意，可念他们交待问题态度诚恳、立场鲜明，加之还有许多比他们顽固的家伙需要他去对付，也就没再追究这一男一女。

事情坏就坏在这上面。就在那天晚上，俘虏营出了一件爆炸性新闻：在那个女俘的单间里，哨兵们捉住了那位男俘虏。兵们说，捉住他时，他正在和黎小芬干那事。

这是被哨兵小蒙发现的。深夜一点钟，小蒙从房间起身去换哨，路过那间小厢房时，突然发现一个黑影闪进了那间唯一的关着女俘虏黎小芬的单间。

小蒙见状，立即返回营房喊了几位老兵，很快，他们包围了那间房屋。他们分析“案情”会有三种可能：一、进去杀人灭口；二、进去密谋策划；三、进去强奸俘虏。

三种可能都不正确。经过调查审问，“案情”才大白于天下。

那黑影不是别人，正是交待问题“很有诚意”的朗达。他对兵们说，我和爱人在一起睡觉，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你真不要脸。凭什么说黎小芬是你爱人，你们有结婚证吗？再说，即使是你爱人也不能随随便便搞到一起，这里是战俘营，得经我们批准才行呀！”一阵连珠炮似的问话，一下把朗达弄懵了。

他俩到底是不是夫妻？谁能证明？若是夫妻可否在一起生活？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这样的新情况新问题还真难住了这些足智多谋的士兵和审问官。

连夜，他们专门开会研究了这一新情况。研究结果：先调查清楚他俩的真实身份，然后再作决定。

三天之后，调查结果出来了，一份报告递到审问官的案头：他俩的确是夫妻。一个同伙给他们写了证明材料。

也就在这时，朗达又向管理人员递交了一份申请，他要求和爱人黎小芬住在一起。他说，黎小芬有精神分裂症，晚上一个人睡不着觉，要有人陪着才行。最后，他还提出一个条件，只要答应了他们这个条件，他们可以把一切情报都告诉兵们。他还透露，黎小芬的父亲是越军一名高级军官，她知道许多军机密报。

又一道难题摆到了中国军人的面前。

若让他们在一起生活吧，出了问题怎么办？况且也是违犯上级有关俘虏管理的规定；不让他们在一起吧，似乎又显得不“人道”。还有那诱人的情报不能不让人“垂涎三尺”……

最后，审问官搞了个折中方案：一、俘虏先把所有情报讲完，待使中国军队感到满意之后方可答复对方的条件；二、对方不得长时间在一起同吃同住同生活。只得每两天见一次面。同居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即从当晚十二点开始，次日八点结束），同居期间，房屋周围将派哨兵执勤；三、以上决定不再向上级报告。生效日期为一个月。

朗达接受了这个条件。他也没失言，把他和他爱人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中国军人。

身为俘虏，能在俘虏营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这恐怕只有在中国才会有这种奇迹发生。朗达和他的妻子心里是否这么想？但愿他们不会忘记在他们生活中所发生的这段有趣的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