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李丹，是中国作家协会的负责人、《中国作家》杂志社的副主编杨匡满先生的夫人，她以前也曾做过多年的新闻记者，当她看到我的第一部书稿时，非常看好，并决定亲自做我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后来，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我的这部书稿没能在她手中出版，但我们因此而成为了朋友。这位大姐从我的交往中获知我在南方离奇的卧底经历后，深为赞叹；当她得知我又因为弱女子陈良琴及其未婚子邓珂打抱不平，从而引了出一场国内首宗新闻记者刑事自诉案的官司后，更是非常愤慨。以后，这位大姐经常给予我鼓励。平时也非常关心我的写作和生活情况，春节前，她特意通过手机给我发来了一条这样的信息，觉得很能代表那些多年来一直关心和帮助我的老师和朋友们的心情：装满一车幸福，让平安开道，抛弃一切烦恼，让快乐与你拥抱；寒冷的冬天已到，让温暖对你关照，卸下一车真情，让幸福对你微笑。

是的，北国的冬天虽冷，北风凛冽，天寒地冻，北风呼啸，草木萧条，但在寒流之中，还深埋着春天吐绿芽的种子，只要春天的第一缕阳光来到，只要和煦的春风吹拂过来，她们就会破土而出，迎风而长，很快就成为来年春天点缀大地的青枝绿叶。人世间的真情，亦如这春风吹拂的绿叶一样，温暖着我的青春和灵魂。

远在江苏徐州某税务局的周海涛大哥，又给我打来贺春的长途电话。这位年龄比我大四五岁的大哥，是从《中国税务报》上看到有关报道，获知了我为帮助陈良琴和邓珂母子而惨遭邓世祥诬陷，被迫走上了漫长而又坷坎的诉讼之路的前后经过，他深为感动，立即通过报社的有关人员，与我取得了联系，向我表示了声援。从此，我们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几个月后，我去徐州采访时，他力邀我去了他的家乡沛县，还和单位的两位领导热情地接待我，向我表示慰问和关心并开车陪我采访。他的热情和豪爽，正直和仗义，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这位热心的老兄经常来电关心我。

读者朋友鸿雁，是位美丽优雅的京城才女，早在2000年初就与我相识，当时我采访北京的田勇热线时，获知她在首体开通了一家“鸿雁情感热线”，免费为社会各界的人们解决情感困惑，受到大家的欢迎。当时为了这条公益热线，她不但垫付了好几万元钱，每天还要接十几个小时的电话。许多因情所困的男女，在她的爱心呼唤下，有的走出困境，有的重获新生，有的获得了爱情，受到人们由衷的赞扬。我和京城几家媒体曾对此进行过报道。后来，因各种原因，这条热线被迫暂时中断了，但那条热线和鸿雁那甜美的嗓音一样，温暖着无数男女的心。我后来也和鸿雁一家成为了好朋友。她和家人一直关心我的生活和创作。为了更好地为大众服务，目前，鸿雁正在北师大攻读心理学硕士课程。

2003年中秋节，鸿雁特意开车将我接到家中与其一家人过了一个团圆节。春节前夕，她和家人又多次诚邀我和他们全家一起过年，但被我婉言谢绝了。谁知，大年初一上午，鸿雁没有按北京的老风俗去亲友家拜年，却开车特意从大兴找到我的住处，为我端出一大饭盒尚冒着热气，香气扑鼻的炖鸡。她和家人经常对我问寒问暖，特别是逢年过节时，总是打电话邀请我去他们家团聚。这份独特的友谊，是我北方冬天里最温暖的礼物。

春节刚过，沈姐又一次和家人来京看望我。为了感谢我，这个固执的大姐居然不顾我的再三劝说，特意送了一幅自制的锦旗给我，那大红色的上面是这样两行大字：“执行三个代表，执言仗义为民”后面是“赠侠客记者石野先生，北戴河市民沈淑萍，2004年春”。

那上面的最后一个“春”字，像一束明媚的春阳，明晃晃的照耀着我的心房。我的一位从事宣传工作的朋友，看到沈姐为我送锦旗，当即用随身携带的相机拍下了这感人的一幕。

在我的十年记者生涯中，我曾收到过多位热心读者赠送的锦旗。是的，一张小小的锦旗，似乎不算什么，但它却是读者们对我这个记者的一片真心实意。当他们为自己的冤屈四处求告无门时，当他们为自己所遭遇到的不平而走投无路时，他们总会向被称之为“人民喉舌”的新闻媒体，向新闻记者伸出求援之手。当媒体排除种种阻力和压力对有关内幕进行深入调查并最终公之于众时，一些被地方有关部门推而不理，拖之不决的问题，一般来说总会有个结果，不管这种处理的结果是扬眉吐气，还是半遮半掩；不管是差强人意，还是遥遥无期，抑或无人理睬，但毕竟，那些事实的真相，那谁是谁非的内情已被记者以文字、图片、画面的形式公布于天下，呈现在社会大众的眼前。用那些当事人和读者们的话是，“终于有人过问我的事了”、“记者为我们说了公道话”、“事情曝光后，我们终于出了一口气”……对于那些批评和揭露性的报道，当事人是完全耳闻目睹了记者是如何的经过艰难采访，并终于历尽曲折的发出了稿子的。这个时候，他们往往会对记者的感激之情发自肺腑，赞颂之情溢于言表，而给媒体和记者送锦旗成为他们最好的表示谢意的方式。

我记得，1999年4月，当我顶着种种压力和威胁，冒着被黑恶势力叫卖人头和追杀的危险，在报社有关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对那宗独家披露的广州天河区银河村治安员“吃霸王饭打无辜人”的恶情事件，连续追踪报道了几个月，并最终使8名行凶者被绳之以法，伤者黎世冬等人得到了9万多元的赔偿。因我多次拒绝当事人的感谢，拒收了他2万元的红包。有关此事，曾与我一起卧底历过险的、后来又成为生死冤家的邓世祥曾以《石野三次拒收大红包》为题，写了篇稿子发表在1998年4月28日《南方报人》的“记者新风赞”栏中。后来，伤愈的黎世冬和家人送了一面大红锦旗给我，上书“执言仗义”几个金色大字，曾令我感慨良久，那句话更成为了十年记者生涯中的采访宗旨。

我从南方来到北方后，虽然也在多家新闻单位不止一次收到过读者送来的锦旗，但面前这锦旗上面的两行字，又一次令我感慨不已，静思良久。特别是那“侠客记者”四个字，更令我惭愧万分。

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唐朝诗人元稹的那首《侠客行》：“侠客不怕死，怕在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我非窃贼谁夜行。白日堂堂杀袁盎，九衢草草人面青。”我也想起了李白的诗篇“纵死侠骨香，不愧世上英”……其实，像我这样的流浪记者哪能称得上什么侠客呢？说来惭愧，尽管我们也曾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为那些弱者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但我们又哪能与古代那些挥刀杀戮匪盗的英雄相提并论呢？我们只不过是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真实记录了一些社会生活中的真实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