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当年巴黎成为西方文人墨客心中的伊甸园一样，作为国人首都的京城早成为追求文学艺术的年轻人寻梦、圆梦、浪漫理想化的衍生地，这一方厚重而热烈的土壤，自古以来总是令寻梦者趋之若鹜，更让我这落魂者牵梦萦了太久太久。

早在十多年前的1990年，当时因家庭极度贫困而不得不辍学的我，一边在建筑工地里辛苦地劳作，每天以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代价换取5元的微薄工资，同时我像挤牙膏似的从牙缝间好不容易挤出了一笔钱，报名参加了北京《人民文学》杂志主办的“文学创作函授班”。我太热爱文学了，极度贫困的生活和痛苦压抑的精神，使我每天惟有以文学作为全身心的寄托。作为函授班学员，我的两篇小说得到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冯夏熊先生的青睐与赏识，这年9月，我被通知参加《人民文学》在北京西山为函授班优秀学员举办的一次小说笔会。当我怀揣着母亲东借西凑来的一笔血汗钱，从老家千里迢迢赶往京城。到京后不久，职我突然发现夹在一本《阅微草堂笔记》里几张薄钞不见了。我大惊失色，这笔微不足道的钱，不但有我回去的路费，更有我这7天的伙食及住宿费用呵！为期七天的笔会结束，我在北京举目无亲，不由心急如焚。

这时，时任《人民文学》杂志社总编室主任、负责此次笔会的王勇军老师，获知我的窘况后，当场掏出200元钱交给我，说：“小兄弟，你不要急，《人民文学》就是你的家，有困难我们都会帮助你的，这钱拿着作路费吧。只要你努力奋斗，日后一定大有作为的啊……”我接过钱，一时竟无语凝噎。

在王勇军老师的帮助下，我顺利返回家乡。一个月后，正好碰到南海舰队来我家乡征兵，我积极报名应征，并于当年12月穿上了蔚蓝色的海军军装，怀着一腔报效祖国守卫边疆的沸腾热情，来到南海边陲的北部湾海防，从此开始了我毕生难忘的军旅生涯。

1997年冬回乡探亲时，我无意中得知，王老师当初这200块钱竟迟迟未还！我一下急了，一回到广州，就赶到邮局将钱款汇出，心中仍然惭愧万分。是的，这区区200元也许那位远在京城热心而又宽厚的王老师早已不曾记怀，因为他总是像帮助我这样时常帮助那些家境贫困的文学青年，这样的事对于他来说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了，但这件事对我来说却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我因此与王勇军老师成为了好朋友。

9年后，鲁迅文学院成为我第二次到京城时的首个栖身之地。鲁迅文学院是50年代国家为了培养写作人才而设立的一所学校，也是目前为止国内惟一的一所专门培养作家的学校。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称为中国作家的摇篮，其首任院长就是著名女作家丁玲。当代著名作家邓友梅、蒋子龙、王安忆、莫言、刘震云、余华、等名家都曾在此深造过。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所国内一直令人景仰的文学象牙塔也向全社会招起了自费生。刚开始，据说很严格，后来，由于人员不多，社会上的一些文学爱好者，有的仅凭在地县报刊上所发表的作品，交上几千元的报名费，也能轻易进入这所学院的大门，感受这里的文学氛围。但文学毕竟是神圣的事业，不是仅限于阅读几本文学书籍，写出几篇自以为是的文章就能成为作家的，当时的学员难免鱼龙混杂。不过，我们那一届学员中还是出了几位文学人才的，如青年作家石舒清、温亚军、王继明、马坊、邵丽、黄羲瑶；青年诗人谷禾、汪渺等。从去年开始，中国作家协会又对学院进行了全面的改革，进入此处学习的学员必须是中国作协会员，限定名额，每年由当地的省作协和省文联推荐当地最优秀的文学人才来此深造。风水轮回转，鲁院又成为一般的文学青年可望而又不可及的“圣殿”。

回想我青春途中的这些路程，一个普通的农家少年，正是因为对文学与生俱来的热爱与追求，在梦想的驱逐下一路狂奔。记得90年代初，我刚刚穿上蔚蓝色的军装跨入军营时，上海复旦大学与《人民文学》杂志联合举办的“青年作家进修班”录取通知书也寄上家门，如果此时我不是在部队的话，我想当时哪怕是砸锅卖铁，我也会想法奔赴上海求学。鲁院坐落于北京八里庄一条街道中段，两扇绿漆大门之内两排常青树木夹道而立，操场边沿爬山虎郁郁青青，将五层教学楼一整面外墙占据，纹丝不透，蔚为壮观。我到来的应是一年之中最美妙的时段，教学楼前的青草地上开放着一株株金黄的菊花，迎风摇摆。有时蜂飞蝶舞，有时蝉鸣蛙声，颇有一派田园风光。

我和西北青年诗人汪渺及东北的包容住在一室。在这里，我虽然未能像其他同学一样各类文采飞扬的作品四处飞，但因为我只是抱着来修身养性的恬然心态，不求功名利益，每天沉浸在瑰丽的各色文字世界里，尽情地让自己的思想和灵魂放飞。我就这样让文学来抚慰伤痕累累的身心。也许，此时只有文学才是最能慰藉心灵的灵丹妙药吧。

1999年冬，我从鲁院出来后在北京又成为了一个流浪记者，主要以采写新闻为主，同时也偶尔给一些时尚杂志和报纸写些稿子。这样说来，我也不知不觉地成为了像古清生和庄晓斌那样的自由写作者，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一个自由撰稿人了

在这之前，当我看到有人辞去公职开始自由写作生涯的时候，大多数人抱以同情、遗憾、观望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即使体制内生存有一千条不好，起码不会带来生存之忧，那些超脱体制的人自不必说，只说体制内的生存者，如果他们的命运同样是经过选择的结果，那么，同样可以认定他们是自由者，除非他们随波逐流，丧失了选择的勇气和能力。

其实，“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脱离传统的大夫体制，获得一种独立地位，成为独立的社会阶层。他们可以不像古代知识分子那样依附于权力，而是依靠著述、讲学、编辑、翻译等专长，独立地生存。在身分趋于独立的同时，经济上也逐渐自立。有专家对鲁迅的经济能力算了一笔账称：“他作为自由撰稿人的年收入，超过他作为公务员年收入的两倍。钱，是他坚持‘韧的战斗’的经济基础。”但那毕竟是陈年老账，是昙花一现的旧梦。

如今在京城的自由写作者，面对的困难很多，他们的收入没有固定，平时经济的压力仅仅是生存压迫的一个方面，他们还要面对更多的挑战。所以，像王小波、王跃文、古清生、老村、林白和刘晴等，这些在90年代之初就辞职的写作者，其意义在于提供了另外一种生存范本，同样可以甚至更能享受写作的快乐，尽管清贫和寂寞在所难免，但是这些代价无法与收获相提并论。

以《黄金时代》、《东宫西宫》和《我的精神家园》等名著震动国内外文坛的王小波去世后，著名学者、王小波的夫人李银河曾对他做出过这样的评价：“小波作了自由人后的感觉非常强烈，就是觉得太好了，是那种自由了的感觉。接下来不是有人将自由撰稿人干脆就简称为自由人吗，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用不着按点上班，用不着去处理人事关系。在中国哪个单位都有这些事。小波这个人也不是太擅长人际关系的，所以从他这个人的个性和他需要的时间、需要的生活状态来说，做自由撰稿人是他最喜欢的生活方式。” 这大概可以概括许多自由写作者的心理感受。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宽松，自由写作者越来越多，如小说界的王跃文、钟晶晶、韩东、吴晨骏、李冯、赵凝、王莞、陆离，散文界的止庵、车前子、庞培、祝勇、张远山、余杰等。

文化繁荣、资讯发达的北京城早在80年代起，不仅成为演员、歌手、诗人趋之若鹜的风水宝地，也很快成了卖文为生者——即“自由撰稿人”的集散地。久居京城的自由撰稿人，著名的除了伊夫、李大卫、梅哲等京籍人，更多的是外省，如古清生、庄晓斌、九丹、刘晴等人。无论家居何处，大家都面临着如何拓展生存空间的问题。

迫于生计，鲁院结业后，我进入中关村的一份某中央机关办的周刊做采访部主任、首席记者。在中关村租房而居的日子里，我还结识了一帮流浪文人，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过着一种飘浮不定的生活。大家一碰面就喝酒，喝得半醉了借酒装疯胡言乱语，甚至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号啕大哭；直至真正喝醉了反而不言不语，挂着泪痕沉沉入梦。我的心是伤感的，在与现实颠沛流离与磕磕绊绊中，像打了层层补丁，将闪烁浪漫之光的部分裹起，原来流浪的路上，爱与温情都是易碎品。

由于自己的不懈努力，默默无闻的我在北京，在新闻界渐渐小有名气。

几年间，我先后在《科学时报·今周刊》、《首都公安报》、《文化时报》、《工人日报》、《京华时报》《法制日报》等新闻单位供过职。但我还是热衷于流浪，同时靠自由撰稿为生。

那几年，全国各省市的各式各样的杂志虽如雨后春笋，但那些共青团、妇联、社科等系统办的综合性文化休闲类刊物，正常稿费标准一般在千字30元到300元左右，高的当然也有像《知音》、《家庭》杂志，千字千元，好稿更高，多的每篇达到万元的。其他的如平时也向我约过稿的杂志如《深圳青年》、《打工》、《恋爱婚姻家庭》等，好的也有千字600元的。报纸稿费高低悬殊太大，高的除了有名的《华西都市报》，其他还有《南方日报》、《南方周末》、《楚天都市报》、《齐鲁晚报》、《济南时报》和《深圳法制报》等，我当时一般的稿子每篇可基本拿到500—800元的稿费。杂志只能一稿一投，而报纸对于好的新闻除了《华西都市报》外，可以一稿在每个省市发一家。当然有的稿费很低。我还曾经收到内蒙古一家报纸寄过来5元钱稿费——尽管太低，但总比那些发了你的稿子又从不给你稿费的好多了，就是你索要了，还不给你。也有人指责一稿多投是不道德的行为，但报纸新闻如果一个省投一家的话，我认为是很正常的，如果不投，让人家转载了，不但不给你稿费，而且连你的大名也给去掉了。我记得2001年间，广州某报接连从《工人日报》的头版头条上转了我两篇长稿，都没署上我的名字，稿费也不给。

也许有人会说，卖文为生者也有买房买车的。有一次，我去剧作家吴霜家玩时，她对我说：北京的伊夫以前也是做记者的，后来他就独立撰稿，专写演艺圈子里的新闻，这几年早就发了，他不但开上了车，买了房子，还配上了秘书。如果你觉得在报社做记者不是很顺心，其实凭你的实力和军人的作风，你完全也可做一个自由撰稿人的。

京城卖文为生者众生相早被许多大小报刊不同程度地报道过，他们的生活状态曾为国人所关注。在京城众多的自由撰稿人中，生活最为动荡不安，最令人心酸的，恐怕要数古清生和庄晓斌了。

在京城，如果提到自由撰稿人的话，我相信谁也不会绕过古清生。尽管现在的京城又应运而生了许许多的自由撰稿人，但无论是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还是现在，古清生都是一个代表性的作家。他是客家人，祖籍江西，出生于湖北大冶。曾从事地质勘探、宣传等公职，１９９４年辞职到北京从事职业写作。其以地质队员的姿态步入流浪写作，流浪、生命、写作融于一体，创造出奇特的充满个性化的行走文学文本。曾经出版长篇小说《追杀索罗斯》、《2038》及散文《黄河弯黄河长》、《漂泊京都》、《左烧烤右煨汤》等十几部。

虽然我和老古同为大冶人，但我们直到1999年，我来京前往鲁院后才与他相识。早在90代初，古清生便从我们老家湖北大冶扛着一台386电脑来到北京，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卖文为生生涯，成为了京城著名的自由撰稿人。之后，他参与《中国可以说不》的撰稿，狠狠地火了一把。更多的时候，他默默无闻地在北京简陋的出租屋里码字，赚稿费。

记得1999年秋刚到北京时，我就与古清生取得了联系，当时他住在丰台。他在电话里鼓励我平时要多读些好书，勤写作。在鲁院快结业时，应他的邀请，我从十里堡赶往丰台。我虽然和老古同为大冶人，也早知道他是大冶很勤奋而且很有才气的一个青年作家，但我们在这之前，还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我们一见如故，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无所不谈。我们俩在附近的一家四川小酒店里，一边吃着川菜，一边很开心地随意吹牛。我们从中午一直吃到夜晚8时许，可见我们的谈兴是多么浓了。

老古得知我在南方的卧底历险经历后，连连击掌叫好，当即鼓励我赶快动笔把这些故事写成本书。他说，你是从中国海军陆战队走出来的，又从来没有上过什么大学，但终能在人才济济，竞争极为惨烈的广州市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来，实在不容易，可敬可叹呀。如果你没有当农民和当兵的特殊经历，也许不可能有以后深入广州火车站的黑窝里头，潜入大酒店的地下赌场等别的记者一般不敢涉及的地方去卧底历险呀。

同时，我和老古还商量好，准备一起自费去走黄河长江的。我专写一些新闻的东西，他写散文随笔。老古平时也爱冒险，现在有了我这个从海军陆战队出来，又在南方做了几年流浪记者的小老乡，因此特别想一起去外闯一闯。

后来，也就是2000年初，由博库网站和中国青年出版社联合主办了“走马黄河”社会文化考察，参加这次活动的作家是徐贝、胡守文、陈浩增、黄宾堂、唐韵、古清生、何向阳、红柯、张石山、龙冬、林白、李敬泽等8位国内实力派作家。当然，作家走黄河只是一种形式，博库网的真正用意在于通过这次活动宣传网络，宣传网站，即使是在作家们写出的散文、随笔、日记等体裁的文章中，也能感觉到网络时代的影响。

既然有人出钱请他走黄河，那当然比我们自费好多了。我后来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手中又没钱了，我还是决定先做我的记者，先解决生存问题后再等候机会。于是，我进了报社做记者。

古清生走马黄河时，写下行走文学作品《黄河弯黄河长》。也许走的路多了，他通晓各地美食，还能动手做上几样。久而久之，竟有人称他是京城美食家。他的美食散文写得非常好，这一点，曾为《南方周末》写了好几年美食专栏的沈宏非恐怕也无法比拟，沈的出名只不过是借助了几家有名的媒体而已，如果脱离了他们的依附，我想，他的那些美食散文还不一定有古的火。这自然不是因为我与老古是大冶老乡而特意吹捧他，有事实为证：2003年，作家出版社推出了他的那本《左烧烤右煨汤》，可以看出许多篇章是他在路上吃喝的产物；一味辣椒，竟在他的笔下写出了洋洋几十篇辣椒主义的檄文，且占据1/4强的篇幅。有评论家称：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个饕餮者积数十载滥情于民间美食的“罪证”。

他这些年早就在美食界写出名来了，央视的美食栏目多次请他作专栏，还多次周游全国各地，尝遍各地的美味佳肴，不但不会让他掏一分钱的腰包，更能报销全程差旅费，我想，在当前中国的流浪作家、自由撰稿人中，能像老古这样活得洒脱的作家还真是凤毛麟角。

老古多次对我说：石野，等你的官司打完后，我们一起去外面行走去，我相信我们两个是最好的“伴侣”，我们只要走出去，肯定是能写出好多好文章来的。他的经验是选定自己的方向，比如一个主题，如他的美食系列，已写五年了，平时一千字一千字地写，现在集成一个集子了，平时发报纸专栏，现在出书都是靠平时集累。

这些年来，老古宝刀依旧，不但在全国多家报刊开了各式各样的专栏，每年都有一两本新书新鲜出笼，这令我这比他小十多岁的同乡惊叹的同时，亦令我相形见绌。现在，我的两本新书终于定稿了，另两部书稿《新闻现场——我的北京记者生涯》和《审判医院》也很快在近日杀青。在我的第一本新作《卧底历险——我的第四次死里逃生》刚完稿时，老古成为了我的第一个读者，还特意为我写了一篇题为《谁家有笔可做刀》的序言。

1999年10月，我在北京西单的地铁口认识了一位黑龙江作家庄晓斌。当时他的妻子正在来往人中叫卖他的狱中之作《赤裸人生》。老庄满脸沧桑，眼角布满了皱纹，他和他的妻子脸庞都晒得黑黑的，夫妇俩各举着一本书在叫卖着。当我和跟踵而至的路人，在喧哗的繁华地段听到他们向路人毫无顾忌地高声叫喊着：“中国第一位囚犯作家的呕心沥血之作”“我就是囚犯作家庄晓斌……”

庄是黑龙江的一名工人，70年代初，他因对当时混乱的“文革”环境不满，于是和哥哥一起向国内及香港有关新闻媒体写信反映情况，结果兄弟两人被人强加以“叛国罪”入狱，其兄被判死刑，庄被判处无期徒刑。庄服役13年后，这桩冤案才昭雪，平反并无罪释放后的庄晓斌仅仅获得当地政府1300余元的赔偿。出狱后，庄将自己的不幸遭遇写了一本自传体长篇小说《赤裸人生》，旋即成为畅销书。

我像许多感慨的路人一样，不由在这对患难与共的夫妻身边流连了好一阵儿。尽管我此时吃饭都很困难了，但我还是咬着牙卖了两本书，还特意让老庄在扉页上签上了他的名字。临离开时，又忍不住回过头去看，当我看到他们仍旧汗流满面地像身边那些叫卖老玉米、冰激凌和矿泉水的小贩们一起，大声兜售自己作品的背影，心中一阵阵酸楚，差点落下泪来。

我十分佩服他和他妻子的勇气。这是一种毫不伪饰的直面人生的勇气。那几天，我又在西单和王府井的街头看到这对夫妻仍旧在叫卖他们的作品。据说，老庄的故事感动了那些城管老爷们，他们会对聚集在那儿的小贩大声呵斥，不是驱逐就是罚款，但却对这对患难夫妻网开一面，装作视而不见，以致那些嫉妒他们的小贩们还以为他与城管的人很熟，不知是出于敬畏还是为了拍他们的马屁，几个小贩也掏钱买下了老庄的书。而大部分的路人却对此熟视无睹。我看到那些衣着时髦的来往路人根本无视一个饱经风霜的作家的存在，他们的目光和表情、动作和语言也都是无动于衷的。

庄晓斌在“致读者信”中写到：我不是世上最优秀的作家，但我肯定是世上最艰难的作家。是的，这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作家，在这次相识后，我们成为了朋友。但我们的第二次见面却是在一年多后。其时，他那位与他相濡以沫、一起在北京街头卖书的贤惠妻子，那位可敬的嫂夫人，却是身患癌症晚期了。

2001年初秋，我去看望老庄。当时他们一家子搬到了石景山区，住在距苹果园地铁不远的一个偏远的村庄里。这是一个独门独院的小四合院，有大大小小5间小房子，老庄的头发花白的父亲、身患癌症卧床不动的贤妻、他的儿子儿媳妇和小孙子，一家老少三代人全住在这儿。这个四合院每月的房租是800元，全家除了儿子在外摆个小摊贩卖蔬菜外，一家人的生计和所有支出几乎全是老庄一人支撑着；还有卧床不起的妻子治病费用。而此时老庄赖以为生的就是全靠手中一支笔写稿子。看到这家徒四壁的几间小屋子里除了书和小山一样的土豆（那是他儿子儿媳妇经常拿到村外去叫卖的），还有一阵又一阵刺鼻的药味，我几次差点落下泪来。这恐怕是中国作家生存状态中最为令人揪心的家庭吧！

但老庄很乐观，如果不是眼前的窘境，谁也无法相信他此时已是五十岁的人了，他竟然是如此生活，而且每天能写稿子。

就在我们见面的一个月后，老庄的妻子终被癌魔夺去生命。半年后，他的老父又在京郊去世。2001年后，老庄被国内著名畅销杂志《知音》集团旗下的《打工》杂志破格以50岁的年龄招聘为编辑记者，后又被“挖”到知音杂志社做编辑。

2001年4月中旬，四川某报一位美女记者同时在几家报纸独家发表了一宗有关著名诗人汪国真的“大诗人穷困潦倒开火锅店”，随后全国近百家报纸转载了此文，一时在社会各界传得沸沸扬扬。据该文称，透露此消息的是国内某著名期刊的一位知名编辑。我虽经多方打听，但还是没有探听到此人到底是谁，当然问那位文章的作者，是不可能告诉我的。我受一家报社的委托，开始对此事进行了调查，恰好碰到老庄从武昌来京约稿，像往常一样，他打电话约请我见面。没想到三杯酒下肚后，老庄向我诉说了最近受了一肚子鸟气的事，四川一家报纸的美女记者仅凭他曾去过诗人汪国真家，就转弯抹角的写了一篇假报道，弄得他生气。原来“那位国内某著名期刊的编辑”就是指庄晓斌！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我从老庄这儿了解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随后又采访了其他有关人士，随即，我在《羊城晚报》、《劳动报》、《新民晚报》等全国40家报纸独家披露了这则假新闻出笼的前后经过，为汪国真正了名。有关此事的详尽经过，有兴趣的读者可翻阅我的另一本新书《我在北京做记者》。后来，当汪国真以侵犯名誉权状告四川某报和文章作者时，法院还用我的这篇报道作为证据之一，最后判决书汪国真胜诉。事后，汪国真对我说：庄晓斌真是一个正直的人！

在京城自由作家圈子里，还有一个叫刘晴的少女作家。刘晴于1983年出生于古城扬州。其父为《人民日报》政法记者，其母也是名牌大学的高才生，才华横溢，著作颇丰，曾任过南方多家杂志的主编。刘晴读初中时，就显示出了她在文学方面的天才。她8岁时，就在中央级报纸上发表童话；13岁时，就出版了一本诗集；初一时，其文章就获得“华人少年杯”国际大赛二等奖和中华雏鹰风采征文大奖赛二等奖。1997年香港回归时，她凭着一大堆资料，就写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香江虹霓》；1998年暑假，又写出长达22万字的长篇小说《花瓣背后》，此书由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著名作家陈建功亲自作序，称她为“是少见的极为才气的天才作家”。此书1999年9月由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并荣获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图书奖。1999年春，经扬州市作协大力推荐，16岁的刘晴被江苏省作协吸收为会员，成为江苏省出版长篇小说年龄最小的作家；同年9月进入鲁迅文学院进修，成为鲁院有始以来年龄最小的作家学员。2001年春，她出席了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成为建国以来出席此会最年轻的女作家(刘绍棠为参加此会的最年轻的男作家)。我们是同学，后来也曾多次联手在《工人日报》、《法制日报》、《知音》等报刊发表过多篇深度报道。流浪北京期间，她还曾写出三本长篇童话，一部叫《少女作家》的长篇小说，受到作家陈建功和赵本夫的好评。

刘晴在文学上的独特才华，除了她天生的悟性和聪明好学外，还与母亲悉心指导密不可分。后来，他们母女俩先后加入省作协，成为扬州市的新闻人物。同时，她的成长曾得到过时任扬州市文联主席的作家杜海的热心帮助，并得到江苏名作家赵本夫的大力相助。赵本夫是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早年间曾以名作《卖驴》享誉文坛，著作颇丰，目前仍宝刀不老，最近因其获奖小说《天下无贼》被冯小刚拍为电影而又一次引起公众关注。他对刘晴的才气一直赞不绝口，并大力扶持，常通过多种方式关心在京城作自由撰稿的小作家。据悉，她最近又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其中的一部《深一脚地狱 浅一脚天堂》已被收入京城一家大出版社策划的“新世纪新作家”丛书中，并即将于今年推出。我也祝愿这位小作家能写出更多的名篇佳作来。

身居京东郊时，失意之余，我也常与一些相识的流浪记者、流浪作家在一起喝酒聊天，说到各自因为写批评报道而惨遭地方有关部门的打击报复，我们这些同病相怜的失落文人总是对酒当歌，长嘘不已。

是的，我们这些流落京城的流浪记者，心灵深处有时难免惆怅、困惑、贫困、彷徨、苦闷和痛楚，但我们的人格是独立的，我们的人身是自由自在的。毕竟，我们能依附文字可以在共和国的首都生存下去。我们都用各自不同的方式，用青春和热血涂抹着自己瑰丽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