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当她找到邓世祥供职的南方某报反映邓的丑恶行径时，有关领导却对此置之不理。陈又获悉，早在1997年元月，李梅因发觉邓祥继续与陈良琴同居时，一怒之下抱着孩子跑到报社告状，邓世祥当即被开除；可是令陈良琴怎么也想不明白的是，事隔一年后，邓又堂而皇之地进入了这家南方某都市报做起了记者。

1998年8月24日，忍无可忍的陈良琴一纸状词将道德败坏的邓世祥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依法解除双方的非法同居关系，判令邓以每月750元按月一次性支付完儿子邓轲至18岁的抚养费和教育费，并向其当面赔礼道歉。同日，广州白云区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

在律师的帮助下，陈不但查到邓世祥早在广州市白云区同和镇东平广州花园2栋东梯308房购有二房一厅，与李梅生有一子一女的具体事实。还掌握了邓世祥购买有价值十多万元的小车等情况。

接到陈的血泪控诉后，1999年9月初，主管广东省宣传和计生工作的有关领导亲自作了批示，要求报社的主管部门迅速查实，并严肃处理。很快，邓世祥又一次被报社开除。说起来颇令人费解的是，早在1997年1月，李梅因发觉邓世祥背着她继续与陈良琴同居，一怒之下抱着小孩子跑到报社告状，邓世祥当即被开除，可是事隔一年后，邓又堂而皇之地进了这家报社做记者。

被报社第二位开除的邓，得知陈在广州起诉他们后，慌忙将李梅和两个孩子转移到他处隐居，又将位于白云区同和镇东平广州花园2栋东梯308房的铁门紧锁，之后跑回河南光山县老家，并于9月6日居然将陈良琴推上当地法庭，要求“判决确认陈良琴之子陈轲与原告的亲子关系”。邓在起诉书里拒不承认儿子是他的，还故意将“邓轲”说成是“陈轲”，请求对“陈轲”进行亲子鉴定。

在调解无效下，法官最后对陈良琴说，1999年10月1日在北京做亲子鉴定。

1999年10月1日，义愤填膺的陈良琴向前来家中调查取证的光山县两名法官详细地陈述了她与邓之间的事情经过，并出示了儿子出生前，邓在广州亲笔写来的情书。在这封邓的亲笔信中，展示了邓给儿子取名“邓轲”的过程。但此时，法官却对陈良琴说：邓世祥已承认孩子是他生的，并愿意支付儿子的抚养费。

过几天，法院就会为他们办理有关手续，解除非法同居关系，并当面支付抚养费。陈良琴听了法院的话后，只好又重新带着儿子回到河南老家。

9月16日下午，陈良琴接到法院传票后，赶到法院。当陈再一次出示广州法院受理的诉讼状及有关凭据，并再三申明此案早已在广州白云区法院受理时，法官未加理睬，却向提出，只要她愿意去广州撤诉，邓愿意一次性出4万元的抚养费。陈良琴拒绝了。

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法官最后对陈良琴说，10月1日，陈良琴带着孩子来到北京，法官去告诉她邓世祥已承认小孩子是自己的，并愿意支付有着抚养费。于这几天，法院将为他们办理有关手续，解除关系，并立即支付抚养费。

1999年10月14日下午，河南省光县人民法院以“解除非法同居关系”为由，开庭审理了原告邓世祥诉被告陈良琴一案，并于2000年1月23日，以原告现离职就读无固定收入为由作出了如下判决：1、解除原告邓世祥与陈良琴非法同居关系。2、原被告非婚生儿子邓轲由被告陈良琴抚养，原告承担抚养费每月100元至邓轲18周岁为止，计款15600元，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600元，原告和被告各承担300元。

然而，据陈良琴说，他们母子至今没有拿到一分钱，那份判决书成了一纸空文。而此时，从北京人民大学进修回广州的邓世祥又以“保罗”的化名混入了广州另一家报社做记者。

文章发出后，立即在社会各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法学专家、社会学专家及律师，纷纷就此案发表了有关看法——

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崔莲英律师认为：邓的两次婚姻行为不仅是道德败坏的表现，更是一种严重违法行为不仅应受到道德法庭的谴责，更应受到有关法律的制裁。根据我国《刑法》关于重婚罪的定义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以夫妻相称，公开同居时，时间超过６个月的，应当认定为重婚罪。”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４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夫妻名义非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重婚定罪的批复中指出：“有配偶的人和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由此可见，构成重婚的法律要件是：当事人未履行婚姻登记手续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而邓与陈、李二女不但均同居半年以上，而且均生育了子女，特别是邓脚踏两只船，同时与两名女子长期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他的行为实际上已构成了重婚罪。河南光山法院在明知邓已购有房子和小汽车的情况下，只判决其每月承担100元的抚养费显然有失公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婚姻家庭研究所王振宇副主任认为：因为我国《婚姻法》、《计划生育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条文体制不健全，实际发生某些问题特别不好确定，不易归类。邓正是钻了这个空子，致使被害人陈良琴不能享受法律公正全面的保护，同时他自己又侥幸逃脱了法律的制裁。邓所生的几个子女都是无辜的，但这些孩子均无户口，属“黑户”孩子，严重地破坏了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成为社会的一大隐患。

3月12日，《深圳法制报》以《无良记者风流成性包二奶 不幸女子未婚生子遭遗弃》为题，以整版篇幅又发表了此文。同时，该报编辑阿愚以《无效婚姻的背后》就此写了一篇杂评，对邓世祥的丑陋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抨击——

打工妹陈良琴的遭遇令人同情，透过她辛酸的泪水，读者能够感触到一个女人背负的屈辱。与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中女主人公同样被玩弄被欺凌的感情相比，陈良琴的不幸更多的是“事实婚姻”带给她的伤害。

7年前她就与男方以夫妻名义同居并生下了孩子，双方家庭和亲友都认可和接受这桩事实上的婚姻，尽管他们没有去民政部门登记结婚。这种情况在农村并不少见。据去年4月全国妇联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的民众意愿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中国已婚而未办理登记的人占已婚者的46%，而在农村，这种情况占75%。

结婚不登记的后果显而易见。我国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明确规定：“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事实证明，一旦这种关系出现问题，受损害的往往是女方和子女的权益。虽然非婚生子女享有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但陈良琴至今也未领到孩子那点可怜的抚养费。而陈良琴自己呢，又如何主张她的个人权益？7年的青春，如花的岁月，一次生育，三次堕胎，还有将伴其终老的心理阴影。

风流记者邓世祥的行为极其令人不齿，他以卑劣的手段欺骗两位妇女与其长期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并生儿育女，其行为不仅应受道德的谴责，更应受到有关法律的制裁。近一段时间，关于包二奶而被妻子告以重婚罪判刑的案件开始见诸媒体。像邓世祥这种一次也没有履行结婚手续的情况，是否也一样构成重婚罪呢？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随着新《婚姻法》的修订和出台，相信有类似此种无良男人者被绳之以法的日子将为期不远。

随后，南京的《现代快报》、山东的《济南时报》、《齐鲁周刊》及《法制文萃报》等全国数十家报刊纷纷转载了我采写的长篇报道，几家报刊均同时还配发了邓世祥与陈良琴一起的亲密合影、痛哭流涕的陈良琴及正在居住的破烂平房前及伤心哭泣的小邓珂等有关图片。

一些读者在赞扬我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敢于揭露新闻界的丑恶现象、敢于对记者的职业道德进行监督且勇于为弱女子伸张正义的同时，亦对受害的陈氏母子表示了极大的同情。

尽管我知道，邓是一个不会轻易低头认错的人，但是我没料到，这位同行竟会对我及有关人员进行了疯狂的诬陷……

就在《工人日报》上的文章刊登出来不久，我突然获悉：此时化名为“保罗”混入《新快报》做记者的邓世祥，公然以《羊城晚报》和《新快报》的名义，以传真和邮寄的方式，分别向中央有关部门、全国总工会领导、工人日报总编、保卫科等有关部门，发来了他亲笔编造的大量攻击我的数十张材料，诬称我“是广东警方所通缉的身负重案的在逃犯、长期假冒工人日报记者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广州诈骗钱财、骗财骗色……”他亲笔炮制的所谓材料长达30多页。

3月15日，也就是《深圳法制报》相关文章见报的第二天，邓急忙用传真和快件提供了长达数千字、令人触目惊心的状告我的材料，并在电话中一再要求《深圳法制报》在头版刊登更正和道歉启事，否则他将会打官司！随后，邓以《羊城晚报》和《新快报》的名义，振振有词地向报社附近的广州东山区黄花岗派出所报假案诬称：“石野曾在2001年春节期间多次敲诈我12万元，如果不给，就要写假新闻搞我……”

责任编辑刘瑜和报社领导一下子被弄得目瞪口呆！但是，经过几个电话的询问和核实，邓所罗列的罪状全部不攻自破，皆属子虚乌有。特别是这一大叠材料上，许多事实和时间漏洞百出，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大家对此也就嗤之以鼻，不再理会了。

其实，这篇文章早已于2001年1月份的《知音—打工》杂志和2月22日的《工人日报》刊出。《深圳法制报》直到3月14日才刊出此文。我又怎么会是因为“敲诈勒索邓12万元不成”而发此稿的呢？

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的品质就像一棵树，名声就像树的影子，影子可以随我们的意志所动，但树永远不动。我想，身正不怕影歪。我石野是个什么样的人，在新闻界早已有目共睹，不可能让这些胡编乱造和恶意诬蔑改变我的品质。

但从此以后，邓不断地通过电话、传真、信件及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数十份诬蔑我的材料给《深圳法制报》及深圳有关主管部门，同时更对有关编辑进行威胁和恐吓。此后不久，广东省委宣传部纪检部门看到我的有关报道后，指令《羊城晚报》和《新快报》开除了邓世祥。当时负责处理此事的林海华同志气愤地对人表示：像邓世祥的劣行，他以前就负责处理过，新闻事业是神圣的事业，我们绝对不会容忍道德如此败坏的人做记者。但令我无法理解的是，邓世祥后来又能堂而皇之进入《新快报》，至今还在那里做新闻记者，据广东的有关同行透露：邓世祥的日子过得很好，还在羊城开了两面三刀家超市，很有钱，我们对他这种人还能做记者感到不可思议……

随着邓对我的诬蔑愈来愈猖狂，我决定南下。我想当面澄清事实，这样既可以减轻报社尤其是编发此文的责任编辑的压力，又可以更加深入地揭穿邓的本来面目。

《深圳法制报》是一份在国内外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综合类法制报，更是目前国内惟一的版面最多、发行量最大的地区性法制类报纸。自1998年开始，我先后在该报的“零度新闻”上发表过《七旬“死人”还魂讨公道》、《13岁少女失身洗浴中心》、《85名消费者状告中国电信》、《假戒毒药骗了百万元》等二十多篇特稿，与该栏目的责任编辑谭建伟、刘瑜、吴建升等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我向深圳法制报社的同仁们出示了邓世祥几年前在陈良琴妊娠期间写给她的多封情书，其中更有他亲笔为儿子取名为“邓轲”的全过程；有陈良琴亲笔写的多份血泪控诉信，有邓恶人先告状状告陈良琴的起诉书及其变更诉讼请求文字，有河南法院解除两人非法同居判决书；有我与邓在报社共同采写的多篇见报文章……

看了这一大叠铁铮铮的事实，《深圳法制报》的同仁们既惊又气。为了彻底调查真相，该报马上成立了由记者和律师组成的调查组，曾先后两次前往广州，对有关内容进行全面调查和核实。结果他们发现，我所采写的稿件的内容没有失实，我的这篇稿子没有虚假和夸大的成分，所披露的事实均是客观公正的。报社经过研究，决定不再理睬邓的无理纠缠；如果他想上法庭，报社随时奉陪。

就在我在深圳取证的同时，广州《家庭》杂志社的编辑翟永存忽然在电话中急急地告诉我：“有人以匿名信和电话的方式控告我收了你4000块钱才刊登了那篇有关你的文章，领导正在调查此事！我还从单位领导那儿看到了两封状告你的匿名信……”不用说，这肯定是邓世祥的所作所为！

2001年4月《家庭》杂志社在下半期，刊登了一篇题为《记者暗访黑窝历险记》的文章，报道了我1998年4月卧底暗访时遭到手持刀枪歹徒围困，并最终凭机智和勇敢逃离虎口的经历。这是翟永存亲自采写的。翟永存是我在《南方都市报》的同事。她早知道我的历险经历，于是有次趁我回广州之机在客村一家小酒店采访了我，随后编发了此稿，同时还配发了我的一张照片；而文中所提及的同事小李就是邓，但因为翟永存深知邓的为人，只以小李代替，不屑再提及邓世祥的姓名。此文发出后即被《文摘报》以整版篇幅全文转载，国内的多家报纸也转载。

谁料，邓见到这期的《家庭》后，恼羞成怒，不但诬告该文责编翟永存是收受了我4000块钱后写的假新闻，还先后以南方日报社办和保卫科的名义，于2001年4月4日及4月7日两次向《家庭》杂志社领导对我大肆诬告，再三诬称我是假记者，还诬陷我是“新的靳如超（2000年3月在石家庄制造了致80余人死亡的罪犯），多次伙同不法分子要炸毁北京天安门及南方日报大楼”！同时，邓还在《家庭》等杂志上刊有我文章的复印件上，亲笔撰写文字，污蔑我花钱发文，以此来“骗财骗色，从来不是南方日报记者……”在这两封内容极为恶毒长达近20余页的“举报材料”中，邓均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笔迹。

4月10日，我赶到了位于珠江畔的《家庭》杂志社，找到负责人王寇清先生，向他出示了邓劣行的有关证据。富有正义感的王先生当即在这两封留有邓世祥笔墨的诬告信上出具了有关证明，并盖上了杂志社公章，成为我起诉邓的有力证据之一。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邓在不择一切手段贬损我的同时，又同时附上一些吹捧自己业绩的有关“证据”，如，在一本“南粤记者自述”书中有如下文字：1998年4月1日，我在广州王圣堂出租屋暗访时险被黑帮劫持遭灭口；而他在亲笔致有关领导和新闻单位及发布在网络上的文章中，却再三诬告我“是去王圣堂找暗娼，后被白云区公安局抓到了……”真不知他对此又能做何解释？

邓还以同样的方法，对《工人日报》政法部主任吴琰、记者周兴旺等进行诬告；获悉我走上诉讼之路后，他竟然又炮制了一份材料寄到北京市司法局，对我的代理律师进行大肆污蔑……

我还惊悉，邓世祥不知通过一种什么样的途径，竟然从《南方都市报》办公室里得到了我在该报工作时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个人简历及家庭有关资料，不但将我的身份证复印件复印数份四处诬告，更对我远在湖北大冶的家人进行诬陷，多次以举报信形式向大冶市有关政法部门诬告我父母住处“藏有枪支炸药，他家的房子是诈骗的钱建成……”地方有关部门对我父母住地进行调查，信中所控告均属子虚乌有。此后，大冶市政法委特意为我出具了有关证明。1999年10月，有关部门在我家乡政法部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曾于1999年10月1日前后，三次亲临我老家进行调查，使我父母及全家蒙上阴影，我的老父亲气得几次昏倒在地，2001年6月份，我父亲经北京协和医院检查后诊断为“心脏病”；调查也使我四叔之子，我的堂弟石梦在报名参军，各项体检均合格后政审时，却因为“有关部门正在调查石野的事”而被取消应征资格；有关部门的多次调查，导致村人对我及全家误会频频，议论纷纷，在四邻乡里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就在我南下四处取证的同时，北京和广州等地的几名朋友纷纷告诉我：在互联网上有个署名邓世祥的人四处发布诽谤我的有关材料。我赶紧上网查看，果然又是邓炮制的“杰作”！那网上的所有内容与我在《深圳法制报》、《工人日报》及《家庭》杂志上的如出一辙。我从网易上点击出有关诽谤文字的同时，且还从其他151家网站中查到了邓四处张贴的其他诽谤文字。

由于邓在网上的所谓反映中均留下了我的电话和传呼，以致许多不明真相的网民纷纷来电对我大加指责和咒骂，令我有口难言。为了保全这些网上的证据，我于2002年7月特意前往北京公证处进行了公证，以便更好地保存证据。

其实，早在1999年秋，邓世祥就利用在北京学习之机，开始对我进行恶毒攻击，四处诬陷我“是间谍，现潜伏在京，企图窃取国家领导人在‘国庆50周年’检阅三军的重要情报”。

2001年初，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一年新闻返回广州的邓世祥以“邓子龙”和“保罗”的化名混入《新快报》。2001年3月，当有关媒体披露其丑恶行径后，广东省委宣传部纪检部门及《羊城晚报》又一次将之除名。随后，神通广大的邓世祥又以欺骗手段化名为“邓子龙”进入了另外一家《信息时报》。他一边继续大摇大摆地在广州做着记者，一边利用该报的传真和电话，借以南方某日报社办和保卫科的名义继续对我进行诬陷。甚至只要他发现有关报刊登有署名我的文章，他都会追踪寄信诬告。

见多次“投诉”无人理睬，2001年4月16日，邓以侵犯其名誉权为名，将《深圳法制报》两位文章作者以及该文责编一并推上法庭，并狮子大开口地要求同赔偿其巨额损失100万元。

当我接到他的那份洋洋近万言的民事诉讼状时，令我又一次目瞪口呆的是，邓世祥这次竟然在致广州花都区人民法院的起诉状和附件中，又一次颠倒黑白，胡编乱造，有恃无恐地制作假证，并对我进行攻击和诽谤。

面对邓世祥的狂妄和有恃无恐，我意识到，我再也不能这样沉默下去了！如果我再沉默，只会更加助长邓的嚣张气焰。我决定使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要用法律来严惩这个肆无忌惮、目空一切的同行！我决定采取刑事自诉的方式将他推上法庭，不但要求司法部门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且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就在我向北京朝阳法院递交自诉状不久，邓也以我和《深圳法制报》侵犯名誉权为由向花都区法院提起诉讼。我在进行答辩准备的同时，决定对邓世祥进行反诉。

2001年6月30日，我从北京供职的一家报纸辞职，决定南下与邓打这场官司。在开庭前几天，邓世祥还让人在电话里公然威胁我：你是广东公安通缉的重大在逃犯，警方正在四处找你，广州某某部门早在三年前就要抓你！如果敢出庭，警方会当场抓你！11月15日开庭这天，我不但从北京特意赶到广州出庭，而且作为重要证人的陈良琴也出庭为我作证了！开庭前的十多分钟，我终于又见到了邓。只见他背着一只很讲究的采访包，与他的代理律师、南方日报法律部主任刘祥武昂首阔步地跨入法庭。从1999年7月，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邓，谁也没想到，我们的相见竟是在法庭上。

我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不由朝近在咫尺的这位特殊对手看了看，这位我昔日的同事，我曾经一起历经过生死的朋友，在长达两年多时间内四处对我进行肆意诬蔑，曾经多次企图置我于死地。只见他上身穿着一件深色衬衫，外罩一件黑色的保暖背心，下身穿一条灰色仔裤，脚蹬一双擦得油光雪亮的黑色皮鞋。他除了脸上有少许的忧愁外，脸色还是像往常一样白皙，脸型还是像以前一样圆乎而富态。他的怨恨的目光透过厚厚的近视眼镜，向我睨了一眼，见我正盯着他，赶紧避开了我直视的目光。

8时30分，法庭准时开庭了。审判长张文益和两位女法官及一位女性书记员分别进入法庭就坐。由于原告和被告都是新闻记者，同时在旁听席上参加旁听的公民中，大都也是来自新闻单位。进入法庭时，一位法警对每一个入庭的人都进行了严格的检查，不让带相机、录音机和摄像机等。紧靠被告席的，是特地从深圳赶来的《深圳法制报》的七八位同仁；靠原告那边的，是邓特意带过来的几名记者，除了一个叫王道春的记者我认识外，其余的都是陌生面孔，我能感觉到他们对我的敌意。

庭审开始了。审判长让原告向法庭申请诉讼请求及事实和理由。邓没有开口，而是由代理律师刘某慢条斯理照本宣科地宣读了漫长的诉状。然后就是作为第一被告的《深圳法制报》进行答辩。第一被告的两位代理人均为报社的两位领导，一个是赵龙，一个是刘刚强，两人不但是记者编辑，而且都是资深律师，对法律知识非常熟悉。

我接着也进行了答辩，并针对原告的所谓事实进行了反驳，并向法庭递交了一大堆证据。经向法庭提议，被告方的主要证人陈良琴满面凄凉地走上了法庭。大家都清楚地看到，当陈良琴进上法庭时，邓的脸色一下子显得很苍白，两腿也不由发抖起来，他的代理律师刘祥武也露出了极为不自然的表情。

陈不但指证了当年邓是如何利用老乡和其兄的同事关系骗取了她的信任，将她从北京骗至邓家、并趁夜深人静之机强暴了她，她又是怎样顶着压力含辱生下了她和邓的非婚儿子邓珂；以及目睹邓带着临产的李某公然回到老家生下他们的儿子，并花言巧语地多次欺骗她。同时，陈还当庭出示了邓和李某的多张亲密合影以及邓在几年前亲笔写给她的多份情书原件。面对陈的血泪控诉，强作镇定的邓世祥虽然几次不得不低下了头，但还是声嘶力竭地狡辩道：我从不认识一个叫李某的女人，那照片上的女人只不过是他以前的一位女同事；我和陈良琴以前只谈过短时间的恋爱，但从没有和她同居过，更没有和陈良琴生过儿子。当审判长把他几年前在广州写给在京城的陈良琴的几封亲笔情书拿到邓的面前，质证那上面的内容是否为他亲笔所写时，邓显得手足无措，在铁的事实面前，他只好小声地承认，信是他写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与陈谈过几天恋爱；当法官指着上面他为尚未出生的儿子取名的有关内容问他时，他只好低下头去，嘴里还是不服气地嘀咕：我从没有与她生过儿子，我至今还是未婚。为了证实他的未婚，他的代理律师还特意向法庭出示了邓目前的户口所在地花都区某街道办事处出具的一份有关他的未婚证明。

作为主要证人，陈良琴特别就本案的两件事进行了证明：第一，关于《深圳法制报》文章中所涉及的邓世祥当初强暴陈良琴的问题，陈良琴在法庭上再三证实，当初她根本不喜欢邓，是他以欺骗手段将她骗至家中，并利用半夜无人之机，强暴了她。第二，邓世祥是否欺骗过她的感情并与她同居且生过儿子。陈良琴向法庭出示了邓世祥当初和她在一起的亲密合影、邓和儿子的有关相片，提供了1994年邓在她妊娠期间，亲笔写给她的情书，其中有邓世祥当时为尚未出生的儿子亲笔起名的多封情书原件。第三，陈良琴特别证实，她和石野的相识是通过邓告诉的传呼机，她只是把她和邓之间的有关情况告诉了我，好让我以同事和朋友的身份劝告他；1999年8月份，她带儿子来广州后才第一次见到石野，当时还有石野的女友；她当庭痛斥了邓世祥的诬蔑之辞，并用铁的事实表明，她和石野绝对没有像原告邓所指的“有同居关系、有不正当关系”，这完全是邓世祥的恶意诬蔑。

第二个出庭作证的是我的女友。女友在法庭上作证：第一，被告石野每次与陈良琴母子见面我都在场，我和石野只是出于同情和义愤帮助他们母子，并援助这对可怜的母子；第二，在此期间我和石野一直是恋爱关系，他绝不可能与其他的任何异性有同居关系或不轨行为，这只不过是邓因石野在媒体上揭露了他的丑行而对石野进行诬陷而已。

在第一被告答辩完毕后，我当即对原告所诉讼的有关事实进行了一一答辩。同时，我当庭对邓世祥进行了反诉，并要求其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及其他有关损失共人民币10万元。法院当即受理了我的诉讼请求。但当另一被告《深圳法制报》对邓进行反诉时，法庭以“应回深圳罗湖区起诉”为理由，没有同意。后来，报社在罗湖区将邓世祥告上法庭。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后来花都法院却对我的反诉一直置之不理，同时，邓的代理人——身为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法律部主任的刘祥武，竟法庭上矢口否认邓世祥曾被南方日报和南方都市报两次开除过、邓从来没有与李梅和陈良琴生过小孩、邓至今是未婚，云云……

随着法庭对有关事实的调查，事情的真相早就浮出了水面。邓带来的那几名记者，在铁的事实面前，怎么也坐不住了。下午的庭审刚开始，他们都先后离开了法庭。尽管如此，邓在法庭上还是面不红心不跳，他的言行举止激起了众人的愤怒。在庭休时，《深圳法制报》的一名姓王的年轻编辑忍无可忍，指着邓的鼻子怒骂其“真是丢尽了中国新闻记者的脸面”！

最后，法官向原、被告提出是否接受调解时，邓马上表示愿意与我调解，但要我赔他一笔钱；而我则坚决拒绝调解。

邓当然做梦也没想到，一向老实的陈良琴会在关键时候南下出庭为我作证，他虽然气急败坏，但也无可奈何。就在当天晚上，住在招待所的陈良琴，多次接到邓的威胁电话；随后，又有一个自称是邓朋友的男人打通陈良琴的手机，指责她太无情无义，骂她不该出庭为石野作证，还称邓再不好，也是你儿子邓珂的父亲。半小时后，陈良琴又接到一个陌生男人的威胁电话，本来就生性胆小的陈良琴，说什么也不敢再在那个小招待所呆下去了，赶紧向我和女友打电话求援。我和女友当即坐出租车将她接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安顿下来。为了防止万一，第二天一早，我送她去深圳，然后从深圳直接坐火车北上。

2001年11月6日，《深圳法制报》也对邓进行了反诉，并要求邓赔偿有关损失50万元。

中国行为法学会新闻侵权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谷辽海就此案特别指出：首先，依据法院生效的民事判决书及多次调查采访的证据所认定的事实进行报道，不构成名誉侵权。《深圳法制报》报道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的特许权应给予保护。《无良记者风流成性包“二奶”》(下简称“无文”)一文的作者主要是根据河南省光山县人民法院一份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作为基本素材，报道了陈良琴是如何与邓认识、同居、生育，后来邓又是如何喜新厌旧，最终致使母子受到遗弃的悲惨遭遇。在生效的民事判决没有被推翻和否定之前，文章中所反映的主人公“长时间的非法同居”、“非婚生子女的抚养”等事实都是非常确定和真实的。因此，作者和报社不存在任何捏造事实的行为，主观上没有过错。《无》文的主题思想以及报社的编后语是伸张正义、保护弱者、鞭挞丑恶、扶正祛邪，告诫人们引以为戒，从而达到普及和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的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8的9月起施行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明确规定，新闻单位享有报道国家机关公开文书和职权行为的“特许权”。《无》文属于批评性新闻报道，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原告所认为的侮辱其人格的内容，也主要来自于生效判决。因此，本案不构成名誉侵权。其次，原告的隐私权不应该受到保护。如果原告和文章中的女主人公是正常恋爱或同居关系，可以认为是与社会公共生活无关的私事，即使受到行政处分，传媒也不宜报道；但事实上，本案原告邓世祥公然违背社会公德，道德败坏，长期与两位女子非法同居，并与她们生儿育女的畸形状况，是一种丑陋的行为，更违法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和法制的尊严，报纸和社会大众予以公开批评、谴责，是完全正当的。因此，原告在诉状中认为侵犯其隐私权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如今，时间已过去了三年时间，也不知何故，我们的那个案子，至今都没音讯。

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将满面憔悴的陈良琴安全地送上了北上的火车后，我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下了地。但是我没有想到，更大的灾难却在后面等待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