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庄环溪

    最吸引瞿秋白的，还要算大自然的美景。出常州北门，离城二十里左右的地方有一个贤庄，当时属于常州府江阴县管辖。瞿秋白时常在假期随母亲到贤庄去探视大姑母和外祖家。瞿秋白的大姑母嫁给江阴西乡贤庄金翰如。金翰如当时家资富足，又是十乡总董，是这里有权势的人物。瞿秋白母亲金衡玉的父亲金心芗与金翰如是同宗，原来往在距离贤庄有半里之遥的大岸上村。由于那里房屋狭小，而贤庄房舍宽敞，闲置不用，所以金心芗假寓贤庄金宅的东楼。以与大姑母的关系而言，则贤庄为姑母家；以与金心芗而言，则贤庄为外祖家，都可以称之为至亲了。

    贤庄，是个风景秀美的地方。村庄周围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清澈碧透的小河，它绕了一个圈圈，把村庄紧紧地套在它流动的环内，因此人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环溪。瞿秋白后来曾经写过：“我没离故乡之前，常州红梅阁的翠竹野花，环溪的清流禾稼，也曾托我的奇思遐想。”①环溪的岸边，种满了绿柳白杨，近村处则有桃园和竹林，远远望去，青瓦白墙的村舍掩映在一片浓密的绿荫中。每到春天，杨柳飘曳，桃花满枝，嫩绿软红，分外娇艳，被环溪清流围绕的贤庄就象一片荷叶，一枝荷花，在水中浮现。所以，人们又送给贤庄一个美称，叫做“荷花地”——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环溪周围是一片广阔的田野，贤庄的农民们在这里春种夏耘，把这块肥沃的土地装扮得十分好看。离村庄前面不远，有一个占地数十亩的小山岗，当地人称之为“鸡头山”①，山上没有高大的乔木，在布满山坡的野草中，开着各色各样的野花，微风轻拂，送来了一缕淡淡的清香——

    ①一说“姬墩山”。

    村子东北面，有一个小小的木板桥架在溪上，贤庄的人通过它才能和外界来往。每天清晨把木板桥搭好，人们出去耕地办事；晚上，人都归来以后，木板桥又被抽起来。早搭晚抽，为的是防范宵小盗贼。

    金翰如的宅子在贤庄的中部。踏上青石台阶，走进黑漆大门，正屋前后六进，东西厢房林立。西面仿武进城内恽家的名园——近园建筑了一个小型园林。园的正面是花厅，西面是船厅，面对着荷花池。荷池南是一座太湖石堆成的假山，山南为介石轩，山阴植红紫牡丹，山腹有曲折通道。荷池一端架桥，直达船厅，厅壁嵌五色玻璃，凭窗而坐，如置身欸乃之间。东面有亭，联以回廊。瞿秋白每次来贤庄，就住在宅内第四进厢楼上。他常常独自在这屋中读书，写字，绘画。

    他画的各色花卉生动逼真，贤庄的许多女孩子都请他画。

    瞿秋白的大姑母有四子四女。四女为：仙仙、明明、珊珊、纤纤。纤纤名君怡，小秋白一岁，瞿秋白颇钟爱她。同这么多的兄弟姊妹在一起，瞿秋白是很高兴的。他一到贤庄，那平素多愁善感、沉默寡言的性格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变得热情开朗，活泼愉快。君怡长得美丽聪明，极喜与瞿秋白在一起玩耍。两小无猜，青梅竹马，长大了虽然见面时少，而互相的爱慕之情却发生了，这可能就是他俩的初恋。后来，秋白离家远行时，特意为君怡画画写字，并赠以折扇等物留念①。瞿秋白赴俄以后，君怡奉父母之命适于他人。羊牧之先生后来有诗证其事：

    可爱环溪溪水清，贤庄少女实倾城。

    青梅竹马如无意，团扇佳人似有情。

    尝想青庐能偿愿，却邻白屋未成名。

    临行信物频频赠，总恨蓬山隔岭横——

    ①上海鲁迅纪念馆藏瞿秋白山水画一幅：画面是滔滔江流，浪花飞溅，隔江有秋林一行。上录谢灵运诗：“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沈”。下题“丙辰孟秋临鹿村居士杂寓谢灵运诗为题以应纤哥雅属”；末署“秋白瞿爽”。1916年秋，赴武汉前所画。

    贤庄四周大都为贫苦农家，以租种金家的田地维生，他们的生活是很困苦的。瞿秋白到贤庄，并不躲在金宅玩耍。他经常到农家的孩子群里，同他们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春天，他们一起跑到宽阔的田野里放纸鸢。夏天，他们一道去捉青虫、挖蚯蚓，然后把这些饵子挂到用绣针或铁丝做成的鱼钩上，到环溪边坐在柳荫下面去钓一种叫作“穿条”的小鱼，或者到稻田里去钓长长的黄鳝。有时，他们用田螺的肉做诱饵，拴在蓬头草细长的根须上，伏在溪边钓青虾。倘若钓到鱼、虾，瞿秋白总是把它们分赠给小朋友们。割草放牛，是很惬意的事。他们把割下的草装满了竹篮，就让牛儿在山坡上吃草，大家一起去采野花编花环，或者割“牛筋草”织草鞋。放牛之外，瞿秋白还喜欢同小朋友们去车水、割禾。

    入夜，村庄处处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贤庄的夏夜尤其美丽，空旷的天空里，流动着薄薄的云，云层缺处，看得出半角的青天，一点两点的星光，欲藏还露的半规月影。月色朦胧中，最好玩的游戏是捉迷藏。以打谷场为中心，捉者一方，藏者一方，或藏谷堆，或躲屋后，或隐树丛，或避草中，谁被捉住了，就得唱歌、说笑话、猜谜语，否则就当着许多人的面学几声狗叫。瞿秋白被捉住时，小朋友照例要他讲《聊斋》故事，有时讲一个听了不过瘾，就得讲两个。1961年，与瞿秋白同玩耍的金荫生（时年七十三岁）老人谈到童年往事，记忆犹新。他说：我还记得，秋白小时和我们一处玩时，他为我们讲《画皮》的故事，讲完后，他说：如今世上，就有那些当面对你胁肩谄笑，背后要吃你心肝的人。夜深了，人也玩累了，就各自散去。临睡觉之前，瞿秋白总是要捉几只萤火虫，装在小小的玻璃瓶中，把它挂在帐子里，然后瞧着那萤萤的光点，慢慢地睡着了。

    与贫苦劳动人民子弟的接触，给瞿秋白带来了无限的欢乐，也使他从少年时代就热爱劳动人民，同情他们苦难的境遇，并设法把小小的温暖送给他们。有一次，在贤庄外婆家，瞿秋白和一个邻居贫苦农家的小朋友放牛回来，母亲发现他身上少了一件褂子，几经询问，瞿秋白才低声地说：看到一个小朋友光着背，在冷风里发抖，就把衣服脱下来给他穿了。母亲听后，淡淡的一笑说：这种事，好是好，就是我们也不多啊！瞿秋白听了把头一扭说：不多，不多，我们总比他们多些。相隔十年后，瞿秋白在上海与杨之华、羊牧之闲谈时，忆及此事，还深感遗憾地说：我一生就只有那一次回过母亲的嘴。

    少年时期的瞿秋白，同贫苦劳动人民子弟的密切接触，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真诚的友谊，对他一生的思想形成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劳动人民子弟勤劳朴实、热情纯真的优秀品质，在瞿秋白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瞿秋白出身于没落的士大夫家庭，能够象鲁迅先生那样，“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受到他们的思想熏陶，“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①，因而从小就孕育了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和对于压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反动社会势力的政治上的反抗意识。当然，这种感情和意识都还处于幼稚和朦胧的状态——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9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荒祠冷烟

    1911年的武昌起义，推翻了清朝的皇帝。当人们看到象征着五族共和的民国五色旗飘扬在丽日晴空之下时，曾经着实地高兴了一阵子。但是，等到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位子让给了袁世凯，各省的都督改称为督军之后，世道却变得越来越坏，生活也越来越艰辛了。严酷的社会现实，同人们原来对“中华民国”的憧憬，差的是那么远。在瞿秋白看来，新国取代了旧朝，“革命”后的常州同过去相比，不过是一批新贵上台，其昏聩腐朽，其贪婪无耻，其横暴野蛮，比清朝统治有过之而无不及。

    瞿秋白在极度的失望之下，感到莫大的痛苦和愤慨。一次，他与羊牧之谈到《水浒》中的英雄好汉，愤然地说：现在就是没有梁山泊聚义的地方，我虽不能做拿着双斧的李逵，至少也好做一个水边酒店里专门接送来往好汉的朱贵式的酒保。1912年10月10日，正当常州的居民和各机关学校都在张灯结彩，庆祝“双十节国庆”的时候，瞿秋白却制了一个白灯笼，用毛笔在上面悲愤地写了两个大字“国丧”，然后高挂在宗祠侧门上。妹妹轶群看到邻家都挂着红灯或彩灯，独有自家门上悬了一盏写有“丧”字的白灯，觉得不吉利，暗暗地取下。瞿秋白知道了，仍旧把它挂起，表示了他对“国庆”的鄙视、对军阀统治的反抗。

    这时瞿秋白的思想，几年之后他在《饿乡纪程》一书中曾经作了说明：

    二十年来思想激变，一九一一年的革命证明中国旧社会的破产。可惜，因中国五十年的殖民地化使中国资产阶级抑压他的内力，游民的无产阶级大显其功能，成就了那革命后中国社会畸形的变态。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革命，只赚着一舆台奴婢匪徒寇盗的独裁制。“自由”“平等”“民权”的口头禅，在大多数社会思想里，即使不生复古的反动思潮，也就为人所厌闻，——一激而成厌世的人生观：或是有托而逃，寻较远于政治科学的安顿心灵所在，或是竟顺流忘反，成绮语淫话的烂小说生涯。所以当我受欧化的中学教育时候，正值江南文学思想破产的机会。所谓“欧化”——死的科学教育——

    敌不过现实的政治恶象的激刺，流动的文学思潮的堕落。

    我江苏第五中学的同学，扬州任氏兄弟及宜兴吴炳文都和我处同样的环境，大家不期然而然同时“名士化”，始而研究诗古文词，继而讨究经籍；大家还以“性灵”相尚，友谊的结合无形之中得一种旁面的训育。然而当时是和社会隔离的。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3—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常州最后的一个住处。

    瞿秋白在精神上的苦闷，是与生活上的艰辛交织在一起的。

    贤庄的大姑母，不久就去世了。瞿秋白家中生活，不能再依赖姑母的柴米接济，景况日益困窘。到瞿秋白十二岁前后，家中不得不把星聚堂每月租金七元的房屋退赁，在族人白眼相视之下，搬到了城西庙沿河瞿氏宗祠。这是瞿秋白在瞿氏宗祠是秋白的叔祖父瞿赓甫出资建造的①，座落在城西觅渡桥北面，与星聚堂只隔一条河。宗祠门前蹲踞着两尊石狮子，门楣上方一块汉白玉石上刻着六个篆书大字：“城西瞿氏宗祠”。祠堂分为东西两院，各四进。从大门进去，东侧第一进是灶房和女佣的住所。第二进作饭厅。第三进只有两间，外间为客堂——每逢祭祠供祖也在这里。内间东首隔一张小帘是秋白母亲的卧室。这两进之间有个小天井，四周有小廊回合，中间种植些菊花。夏日的夜晚，一家人就在这天井里吃晚饭和纳凉。近西侧回廊有一口井，瞿秋白和弟妹们就从井里汲水浇花；食水也是他们从这里抬到灶间去的。再向后是一个穿堂，从早到晚光线充足，里面放着画桌和书架，瞿秋白的父亲常在这里挥毫作画。穿堂以下的三间是瞿秋白弟妹们的卧室和陈放杂物的地方。每天，瞿秋白的母亲就在这里教孩子们读书写字。瞿秋白的卧室和读书处在最后三间平房旁边的后翻轩里。房中靠东墙放一张旧式小床，正中窗下置一张方形书桌，一张旧式靠背椅。床右边的墙上挂着一幅地图，一支玉屏凤凰箫，一只月琴。瞿秋白在闲时，除了下棋之外，常常一个人吹箫，其声悒郁委婉，似乎在诉说心中郁积着的苦闷和对人间黑暗的痛恨。同学们到秋白家中来时，多在此处谈话、游戏。张太雷是常来的同学之一。羊牧之也常来此向瞿秋白求教英语、数学——

    ①《瞿氏宗谱》卷十二：“戊戌升授湖北按察使。陛辞后便道至常扫墓，出巨资起造宗祠，并扩充旁屋以庇族中之无告者。”

    旧时习俗，住祠堂是最不体面的事，不仅住祠堂的这一家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就是同族的人也脸上无光。瞿家世代簪缨，“自胜国至今秀才相继，或及身通显，或子孙登榜，叠荷恩荣”①。在这样显赫的家族中，非到万不得已，无论是哪一房，哪一支，谁也不愿意迁到宗祠里居住。何况，当时宗祠里还停放着许多族人的灵柩，阴森凄凉，哪里是住家的处所？瞿秋白一家迁入宗祠后，许多亲友从此就和他们断绝了来往。许多当官的堂兄弟和亲戚们，竟没有一个人肯伸出救援之手。在这种极端势利的社会中，瞿秋白一家饱尝了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它在瞿秋白的头脑里激起了强烈的愤懑，也锻炼了他坚韧的性格和反抗精神。这样一种被压抑了的不满情绪，在他的一首志怀诗中，曾经流露出来：“悲欢原有别，天地岂无私？”悲苦与欢乐，对于人们原来竟是如此不公平，可见苍天后土也是挟有私情啊！——

    ①《瞿氏宗谱》卷十一。

    母亲之死

    瞿秋白家中的境况，一年不如一年。父亲瞿世玮于1913年秋天，把祖母送到杭州瞿世琥家里，然后他到湖北黄陂二姑母周家管帐，月薪约三十元。但不久，世琥罢官，不再寄钱来了。到1914年，全家八口人的生活全靠借债维持最低的水准。有时家中的午饭，只有早上吃剩下来的白粥。瞿秋白无限感慨地说，我们原来天天盼望孙中山，可是革命胜利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好不了。我们还有点粥吃，乡下还不知有多少家连粥都吃不上哩。一次，瞿秋白在街头遇见一位老农，身边站着一个头插草标的女孩待卖，周围不少人在看着。瞿秋白不忍心看下去，他痛苦地说：“那个小孩低垂着头，好象在出卖我的妹妹似的。”他指着从身边擦过的一个头戴阔边礼帽的胖子对同伴说：“什么时候，大胖子要饿瘦了，天下人就好过了。”①——

    ①《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第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1915年初，金衡玉写给无锡秦耐铭的手书，反映了瞿家生活的困窘。信中写道：

    壬甥回后，时有不适。医者云：气血不足，故较前两胎病重。余劝其服药，彼又不肯，执定欲下胎。医与收生妇均不肯，云非比私生者，彼等均伤阴騭。昨经余再三言自愿，始允；须洋五元，明日来此。后又嘱余通知甥倩，最好有本人在此云云。……彼人所要之五元，须尊处出，余非惜此小费，可免日后招怪之意。……如肯来，望将壬甥之帽只与珠花并自铺盖均带，丝棉亦带来，欲甥倩为阿双温英文耳。此颂侍祉

    二十二姨字

    瞿世玮在信末附言云：

    再者，洋头绳袜壬甥本拟自结，因身体不快，故未能结；如请人结，需费一元。甥倩果要否？又第三年及今年月报带来借我一阅。

    瞿秋白的姨表姐要在瞿家作人工流产，请人织袜；所需费用虽然不多，但瞿秋白的父母由于经济拮据，自顾不暇，再也无法资助亲友了。

    一家八口，生活无着，只好把家中物品拿去典当变卖，以为糊口之计。逐渐的，衣服、首饰，全部送出去了；金石、书画也变卖一空。最后，连柜橱、桌椅、盆桶和日用器皿，也大都典质了。当铺、旧货摊和米店，都是瞿秋白常去的地方，他把一包包衣物送到当铺高高的柜台上，接过很少的几个钱，然后再到米店去换回几升米或者几斤豆。

    由于支付不起学费，瞿秋白的弟妹们早已停学在家。妹妹轶群时常住到舅舅家中。弟弟云白以入嗣六伯父，随嗣母费氏住。景白则在宗祠后翻轩内，由母亲授以《论语》、《唐诗》，景白有时不能复讲或背诵，常常受到责罚。1915年夏天，瞿秋白在江苏省立第五中学快要读完本科的最后一年，家里实在无法供给他学费，不得不停学了。瞿秋白体谅母亲的困难，他虽然未能读完中学，倒也并不感到怎样的痛苦。但是，这对母亲却是一个极大的刺激。她对丈夫瞿世玮的无学无识无能无术，心里是不满的，期望瞿秋白在学业和事业上有所成就，以振起瞿家的门楣。而现在她竟无法使儿子的学业继续下去，这是怎样的不幸啊！她总觉得做母亲的对不起自己的爱子，时常叹息地对人说：“阿双本来是可以造就的，弄得他连中学堂也没有毕业，实在可叹！”

    典无可典，卖无可卖，借无可借，欠无可欠，瞿秋白一家真正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面对大量的帐单，母亲无限伤心地对人说，要等到我七十岁，才能还清这些债啊！家道如此，自己又无能为力，瞿秋白痛苦极了。他时常想到清代常州名诗人黄仲则的两句诗：“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这正是瞿秋白家庭和自己心境的写照。1915年中秋节，这一天前来讨债的人络绎不绝，家中房门后粘贴的无法偿还的帐单，已经有一寸来厚。这些债多半是秋白祖母生病时拖欠下来的陈年老帐。还有一笔是祖母逝世后买棺柩欠下的。讨帐的人言辞峻刻，盛气凌人，堵门逼索，迟迟不走。秋白的母亲，只好再三道歉求情，婉言恳求他们再拖延几天。可是，期限一到，又用什么来还债呢？只好又是道歉求情。她每次把讨帐人打发走，回到房里，总是泪流满襟，不胜悲楚。她曾经对人说过：“我只有去死，我不死，不会有人来帮助我，孩子就不得活”。①她看到眼前这些年幼的孩子，一个个啼饥号寒；她想到爱子瞿秋白由于贫困所逼，连中学也未能毕业，似乎是葬送了他的前途；而势利的亲友故旧，又在百般责怪她没有侍奉好婆母（老人在这年阴历九月初病故于杭州），没有把家务管好，甚至连丈夫的无能也成了她的过错。生活的煎熬，社会的摧残，使她对未来已经完全绝望了，她不得不选择了自杀的道路——

    ①秦纳敏：《秋白遗事》。无锡《工人生活》，1957年6月26日。

    临近年关，瞿秋白得表姐夫秦耐铭①介绍，在无锡南门外扬名乡江溪桥（旧名镬子桥）杨氏义庄所办的杨氏小学（第七国民小学），谋得一小学教师的位子。这时，一家大小，嗷嗷待哺，小学教师那一点微不足道的薪金，对于八口之家犹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母亲虽然已萌自杀之念，但对瞿秋白还是强颜欢笑地说：“阿双有了事做，每月可得些钱，家用渐渐有希望了。”然而，她内心明知债券累累，债主每日催逼，年关又近，邻居都在欢乐地准备年货，而自己家中却灶冷甑尘，一无所有，她是决心要舍弃儿女，离开人间了——

    ①秋白大姨母阿叙，适常州杨森栢。森栢的父亲杨见山颇有书名，死于清光绪末年。阿叙生女庆令，适无锡秦耐铭。

    1916年农历正月初二日（阳历2月4日），金衡玉催促瞿秋白到无锡走一趟，她说：“你去看看学校在哪里？可不可住宿？以作开学准备。”她这样做，是晓得瞿秋白机敏，恐怕自己准备自杀的意图被儿子发觉，欲死不得，反不好看。瞿秋白走后，她没有立即自杀。她还舍不得年幼的阿垚（八岁）、阿谷（坚白，五岁），但是，她又害怕瞿秋白就要由无锡归来，不能再犹豫了。正月初五之夜，大雪纷飞，满城响彻了爆竹声。母亲伏在瞿秋白书桌的煤油灯下，含泪写了几封请人代抚儿女的遗书，然后把剪下来的两盒火柴头，用烧酒和着吞服了下去。她步履蹒跚地走到儿子的床前，为阿垚、阿谷盖好了衣被，俯下身亲了亲儿子们熟睡的脸庞。这时，大女儿轶群忽然醒来，她睁眼看了看母亲，又翻身熟睡了。母亲环视了一下儿女的睡态，就倒在自己的床上。天明时，轶群看到母亲腹痛如绞，在床上乱滚，知已服毒。在邻居资助下，急忙请来西医急救，但是已经无效了。延至初六日（2月8日）晚，终于去世，享年四十有二，遗下六子一女。

    初七日上午，瞿秋白接到父亲打来的电报，便与秦耐铭一起急忙从无锡赶回常州。在瞿氏宗祠侧门前，他看见一堆烧化的东西，晓得事情不妙了。他急忙走进院内，父亲啜泣着说：“人已经死了。”瞿秋白看到母亲的遗书、剩下的火柴头和母亲惨白痛苦的脸，悲恸地抚尸呼唤母亲，倒卧在床前放声大哭，痛不欲生。为了安葬母亲，瞿秋白到处奔走借债，典当衣柜，购得棺木一具，草草将母亲遗体收殓。因无钱买地安葬，瞿家将灵柩停厝于宗祠第三进西首的一间房中，灵台前供了一张母亲的照片，几缕香烟缭绕在灵前。母亲的死，极大地震颤着瞿秋白的心弦。母亲温厚善良的性格，母亲良好的文化修养，母亲身上纯真的爱，母亲对儿女的教养和期望……这一切，是他永生难忘的。母亲这样的好人，把一切美好和幸福都给了别人，给了子女，而她自己却成了穷困、势利、诽谤折磨下的牺牲品，被这万恶的社会的血盆大口吞噬而去。

    亲到贫时不算亲，

    蓝衫添得泪痕新。

    饥寒此日无人问，

    落上灵前爱子身。

    这首《哭母》诗，表达了瞿秋白对母亲的深情怀念和对那个不合理的世道的怨恨。

    母亲自杀以后，瞿秋白的弟弟阿森（景白）和一位许氏阿妈，还留在宗祠。妹妹轶群同弟弟阿谷（坚白）往贤庄舅舅金声侣家暂住①。过了几年，1919年前后，轶群又偕阿森、阿谷往杭州四伯父瞿世琥家寄居。瞿秋白的父亲瞿稚彬先是携阿垚到武昌二姑母阿多处做帐房。二姑父周福孙是个大地主，不愿收留穷亲戚，厌恶之情溢于辞色。瞿稚彬受不了这种鄙视，遂偕阿垚往山东。先在堂弟、平原县知事瞿世玖（瞿廷韶四子）处做幕客。瞿世玖因“官亏”逃走，瞿世玮被拘禁。后来被释放，流寓济南，寄居于大明湖南岸百花洲畔一位好友王璞生家中，以教授绘画糊口。从此再没有回归常州，于1932年病逝。阿垚幼有耳病，丧失听觉，随侍父亲，打水、做饭、洗衣、缝补。父亲死后，流落道观中，人呼为“小道士”。后赴汉口，1936年死在那里——

    ①金声侣原住常州城内大北门外斗巷，后迁回贤庄。

    瞿秋白把诸事安顿好，便独自一人到无锡江溪桥杨氏小学去了。这个学校只有他一个教师。月薪十元。有学生几十人，实行单级复式教学。因此，他是所有学生的共同教师。他教学认真，任劳任怨，国文、算术、音乐、图画各科均能胜任。学校设在杨氏宗祠内，四周都是农民的房舍。出校门，东行约二百步，是一条小河，叫做溪河，坐上小船，一天就可以驶到常州。学校的设备破败不堪，且有几个难驯的调皮学生，瞿秋白常常弄得很不愉快，丝毫感受不到工作的乐趣。他孤寂一人，目睹学校周围地方恶势力任意欺压农民的情景，同时又牵挂着星散在各地的家人，思想上的苦闷是可想而知的。

    他后来回忆这一段经历时，曾经写道：

    后来我因母亲去世，家庭消灭，跳出去社会里营生，更发见了无量无数的“？”。和我的好友都分散了。来一穷乡僻壤，无锡乡村里，当国民学校校长，精神上判了无期徒刑。所以当时虽然正是袁世凯做皇帝梦的时候，政治思想绝对不动我的心怀。思想复古，人生观只在于“避世”。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在无锡任教期间，瞿秋白的生活非常清苦。他每月薪金十元左右，省吃俭用，除了添置日用必需品和书籍，还需把一部分钱补贴弟妹们。他十分关心弟妹们的自学。妹妹轶群从杭州写信来，他总是仔细地把信上的错别字一一改正，然后写信详予指正，并嘱咐她用功读书。学校周围都是农田村舍，课余时瞿秋白常到田野散步，跟农民聊天，了解他们的疾苦。他平易近人，态度和善，很受群众的欢迎。每当过节，群众总要请他吃糕饼团子。这时，他心中的苦闷会被冲淡一些。

    悲惨生活的经历，使得即使是处于“避世”状态的瞿秋白，也没有停止对人生道路的思考和探索。1916年清明时节，他由无锡回到常州宗祠看母亲的灵柩。小时的朋友来看他，他悲伤地吟诵了上面那首《哭母》诗，然后说：

    母亲自杀后，我从现实生活中悟出一条真理，当今社会问题的核心，是贫富不均。自古以来，从冲天大将军黄巢到天王洪秀全，做的都是“铲不均”。孙中山提出的“天下为公”，也是为了平不均。可见改革当今社会，必须从“均”字着手。①——

    ①《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第9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暑假，瞿秋白辞去无锡杨氏小学的教职，回到了常州。在北门外通江桥小皮尖村舅家金声侣处小住，并曾与阿森弟及阿妈许氏三人住在宗祠为母亲守孝。荒祠冷烟，生活十分清苦艰难，有时连蚕豆菜粥都难以维持。他写信给在武汉的堂兄瞿纯白，准备走出故乡，在外地重新获得学习的机会。

    告别

    这一年，即1916年，瞿秋白已满十七周岁，少年时代不是在金色的，而是在黑灰色的颠危簸荡中逝去了，结束了。他已经跨进了青年时代。

    故乡，家庭，给予这位年轻人的是些什么呢？他自己所做的并非答案的回答是：

    惨酷的社会，好象严厉的算术教授给了我一极难的天文学算题，闷闷的不能解决；……①

    回首往事，不能不说故乡是美丽的，家庭也有过温暖，然而它留给瞿秋白的是自那以后二十年温馨的旧梦。

    我幼时虽有慈母的扶育怜爱；虽有江南风物，清山秀水，淞江的鲈鱼，西乡的菘菜，为我营养；虽有豆棚瓜架草虫的天籁，晓风残月诗人的新意，怡悦我的性情；

    虽亦有耳鬓厮磨哝哝情话，亦即亦离的恋爱，安慰我的心灵；良朋密友，有情意的亲戚，温情厚意的抚恤，——现在都成一梦了。②——

    ①②《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何以都成一梦了呢？这梦，是如何酿成的？这梦又是同那个“极难的天文学算题”相连的。只是过了五年以后，当他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并试图用这一思想武器来观察和研究社会人生问题的时候，才作出了一个初步的答案：

    “人生都是社会现象的痕迹，社会现象都是人生反映的蜃楼。”社会吞没了一切，一切都随他自流自转。……

    中国社会组织，有几千年惰性化的（历史学上又谓之迟缓律）经济现象做他的基础。家族生产制，及治者阶级的寇盗（帝皇）与半治者阶级的“士”之政治统治包括尽了一部“廿四史”。……最近一世纪，已经久入睡乡的中国，才矇矇瞳瞳由海外灯塔上得些微光，汽船上的汽笛唤醒他的痴梦，汽车上的轮机触痛他的心肺。旧的家族生产制快打破了。旧的“士的阶级”，尤其不得不破产了。畸形的社会组织，因经济基础的动摇，尤其颠危簸荡紊乱不堪。

    我的诞生地，就在这颠危簸荡的社会组织中破产的

    “士的阶级”之一家族里。……于是痛，苦，愁，惨，与我生以俱来。我家因社会地位的根本动摇，随着时代的潮流，真正的破产了。……

    我幼时的环境完全在破产的大家族制度的反映里。

    大家族制最近的状态，先则震颤动摇，后则渐就模糊澌灭。我单就见闻所及以至于亲自参与的中国垂死的家族制度之一种社会现象而论。只看见这种过程，一天一天走得紧起来。好的呢，人人过一种枯寂无生意的生活。坏的呢，人人——家族中的分子，兄弟，父子，姑嫂，叔伯，——因经济利益的冲突，家庭维系——夫妻情爱关系——的不牢固，都面面相觑戴着孔教的假面具，背地里嫉恨怨悱诅咒毒害，无所不至。“人与人的关系”已在我心中成了一绝大的问题。人生的意义，昏昧极了。我心灵里虽有和谐的弦，弹不出和谐的调。……

    ……我的心性，在这几几乎类似游民的无产阶级

    （lum－penproletariat）的社会地位中，融陶铸炼成了什么样子我也不能知道。只是那垂死的家族制之苦痛，在几度的回光返照的时候，映射在我心里，影响于我生活，成一不可灭的影象，洞穿我的心胸，震颤我的肺肝，积一深沉的声浪，在这蜃楼海市的社会里；不久且穿透了万重疑网反射出一心苗的光焰来。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3—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这一席饱含情感又富于理智的话，可以看作是瞿秋白对他的少年时代所处的社会、家庭，以及对人生道路进行探索的总结。

    他正是带着这一人生的“绝大的问题”，也带着这“一心苗的光焰”，告别故乡家园，告别逝去了的少年时代，开始了他冲破“万重疑网”，砸碎“心灵的监狱”的新的旅程。1916年12月，瞿秋白离常州，前往华中重镇——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