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从柳州到上海的飞行平淡无波。第三方面军的先遣部队包括两名副司令与二十五名军官士兵。我们又运了一辆军用吉普车，以备不时之需。9月4日午夜后不久，美国C54飞机起飞。由于经度的差异，等我们到达长江三角洲时，天早就大亮了。虽然这是我第一次从高空俯览，但机底下的景色异常熟悉：一片水乡泽国，村落点缀在庞大的溪流与运河之间。我们飞抵江湾机场时，C54似乎打算和整齐停在机坪的成排日本战斗机为伍。战斗机机翼与机身上的红太阳，仍然显得邪恶不祥，威胁感十足。还不到一个月前，这还是禁忌的画面。一个人只有做恶梦时才看得到这种景象，否则他绝对无法生还，将所见告诉他人。不过，虽然停驻的战斗机让我们激动，但更令人吃惊的还在后头。

　　前来迎接我们飞机的日本陆军及海军军官，一点也没有我们预期的不快或反抗态度。他们举止体贴有礼，甚至显得快活。一声令下，他们的司机就拿下轿车上的国旗，神色从容，换上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旗子是我们带来的，装了一整箱，准备在各种场合中使用。车队开上南京路，送我们到华懋饭店(译注：即现在之和平饭店)去，套房与房间已帮我们预先准备好了。华懋饭店可能是当时国内最豪华的饭店。地毯厚实，窗帘、桌布、床单等都是顶尖的材质，家具是厚重的柚木，全身尺寸的镜子随处可见。如果想用餐，我们只要到楼下的餐厅或咖啡厅，点菜单上的菜，再签个名即可。由谁来付账，饭店是由谁管理，我始终无法得知。事实上，当时到处都是一片混乱。日军军官看我们受到妥当照料后，向将军敬个礼就走了。他们到底是我们的假释犯人呢?还是我们是他们在政权交替时的客人呢?实在难以分辨。

　　其后数天，我们看到各式各样的日本将军与上校前来会商接管事宜。从他们的态度来看，这只是例行公事，因为他们从来不争辩。郑将军和张将军说话时，他们总是专心倾听，然后回以简洁肯定的“知道了”。他们是真心诚意的吗?他们怎么可能对投降屈服表现出如此少的感情?由于记忆犹新，许多中国人仍然认为，永远不可以信任日本人。我们当时并不了解，大和战士是全世界最直线思考的民族。依他们的想法，一旦挑起战争，必须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暴力来决定。既然力量至上，武装冲突后的决议成为最高指导原则，因此战胜者一旦诞生，就再也没有必要去让其他因素干扰最终决定，也就是终极事实。现在回想起来，日本天皇宣布日本被击败时，和我们接触的这些军官可能反而觉得松了一口气。

　　我们抵达当晚，我溜出饭店到上海市区好好逛了一回。我对上海并非全然陌生，因为在战前曾经来过数次。当时还有以英国为首的各国租界，英国租界从码头区一带开始，日本租界在虹桥区，另有独立的法国租界。各租界有自己的公共设施和大众运输，连警力也各不相同。殖民母国带来了包头巾的锡克人和黑牙齿的安南人，负责指挥交通。有时会看到一连英军在静安寺路上行军，配上苏格兰风笛的军乐。上海也是罪恶的城市，酒吧里有水手及妓女，城里有赛马、赛狗、赌场、黑社会及黑帮老大。但是，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上海是文化中心。所有的电影都是在上海拍摄，许多书报杂志——和人口不成比例——在上海出版，这也是上海充满吸引力的原因。

　　珍珠港事变后，日军全面占领这个国际都会，原先百无禁忌的欢乐大幅节制。不过，令我惊讶的是，许多旧店家居然能安渡战争及被占领时期。先施百货还在，永安百货也是。在法国租界霞飞路上的咖啡厅及餐馆内，女侍是白俄人。部分餐厅仍装有吃角子老虎，商店里满是商品，没有配给或价格管制的迹象。展示的商品包括羊毛织品、丝织品、烟草和知名的威士忌。还有锡罐装的香烟：三堡牌(ThreeCastles)、绞盘牌(Capstan)、骆驼牌和雀斯牌(Chesterfield)等等。LuckyStrike的绿色标帜并没有在战争中烟消云散，一定是在上海的某个角落躲了一阵子，在战后以原来的面貌出现在架子上。欣赏完种种商品后，我开始替自己买件睡衣，这时才惊喜异常，因为商店不只愿意接受法币钞票，而且法币的购买价值相当于在昆明或柳州的十倍之多。

　　在一家兼营兑换钱币的香烟店里，我很快证实了这个令人狂喜的发现。这家店买卖黄金、美金及法币。我从来没有预期到，任何店家会将我们领到的纸钞视为真正货币。兑换的汇率也对我十分有利，我开始觉得，在飞到上海前在柳州剪头发是多么地愚蠢。如果我延后二十四小时再理头，在柳州花的那笔钱，可以让我坐在上海舒服多了的旋转椅上，剪一整年的头发。我在内陆买点心的钱，足以在这里的上好餐厅享用一顿丰盛的晚宴。我在昆明咖啡厅里付的小费，可以在上海吃一顿牛排大餐。童中士替我卖的两件厚黑呢衬衫，可以让我在这里订做一套羊毛西装。背袋的钱让我顿时成为富翁。

　　正如加尔布雷斯(JohnKennethGalbraith)指出，在中国内陆和接收前的沿海地区之间，存在着空前的币值差异。(加教授后悔没带现金到上海，无法趁机采购价格便宜到离谱的真丝和绸缎。如果他当时来找我，我就可以帮他忙。我猜他也住同一间饭店。)在特殊情况下，要致富并不难。当时我应该把手上的现金换成黄金，找个借口去搭美国飞机(当时正从事规模极为庞大的部队运输作业)，回到柳州，卖掉黄金，再回上海，买更多黄金。正如加尔布雷斯所说，事实上，这是合法的勾当。不过，我不应该为错过大好良机而后悔哭泣。那样的冒险将使我的人生踏上截然不同的轨道，其后果将超乎我的想象。因此，当时胆小的我乖乖把钱留在背袋里，偶尔拿出一小部分来享乐一番。我并没有把这笔钱换成美金，所以后来货币贬值时吃了亏，幸好贬值速度并不快。只要我还有这笔钱财，我的生活就还算愉快。这种“来得容易，去得容易”的金钱管理方式并不算太糟，即使名列全球顶尖经济学家的加尔布雷斯，也没有比我好多少。

　　在上海住了两晚后，我们飞往南京。郑将军负责处理伪政权时代的“伪军”。他和部分军官面谈，决定他们的未来。士兵则被国军吸收，或是转成警力。后来有些人穿着新制服参与在东北的战事。

　　我们在南京时，目睹冈村宁次将军正式对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投降。日军忙着清理受降典礼的场地，这些士兵维持绝对严谨的纪律。输了大战、帝国体系解体、希望和保证落空、牺牲个人和家庭、前途未定带来的压力和焦虑，都无法构成不服从的借口。他们的军官一点也不失去权威，仍然对士兵大叫“你们这些废物”。

　　9月9日这一天，冈村宁次抵达中央军校，签署受降书。在照相机此起彼落的镁光灯中，他显得有些不安，握紧拳头提振士气。军官也好，士兵也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日本人在战争结束时表现出不安。除此以外，无论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翘起的嘴角、鬼脸、不满的抱怨或是一丝一毫的扬言复仇。日本人是一流的输家，他们的自制力超群绝伦。以前的敌人在我们面前表现如此杰出，让我们开始怀疑，他们是否就是传闻中残暴野蛮的日军。

　　我们回到上海，刚好赶上过中秋节，放假气氛仍然很热烈。任何时间都可以听到间间断断的爆竹声。军用吉普车和三轮车都插着一种特别的旗帜，设计者沉迷于自己对世界新秩序的幻想，在旗子的四边画上四强的国旗，中国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最大，其次是美国的星条旗、英国的米字旗及苏联的镰刀旗。每当美国飞机飞过黄浦江时，所有的船只都鸣笛欢迎。有一次，一位美国水手付钱给三轮车司机，请他坐在自己的车子里，水手自己用力踩着踏板，和其他车夫比快。这些水手精力充沛，如果说在美国家庭和健身房中普遍使用的健身脚踏车，是由其中一名水手所发明，其实也不为过。

　　第三方面军总部从华懋饭店搬到前法国租界的一栋公馆，再搬到虹桥前日本海军军营。每搬一次家，我们的地位和影响力也随着降低，相关福利随之减少。上海人从新闻影片中看到盟军的胜利游行，一心期盼中国军队也有类似的表现。欢迎委员会看到我们的士兵穿得破破烂烂，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拿着竹竿和水桶从飞机上走下来，他们的满腔热心顿时化为乌有。更不消说，法币魔力消退，让城里的商人不再喜欢我们。

　　但是我一点也不沮丧，反而认为未来一片光明。从军后能够生还，而且视力和四肢完好无缺，就足已是一项成就。我已看够云南的群山和缅甸的丛林，稍微放松一下并不过分。郑将军一定也有同样的念头，他换上平民服装，搬入一间从汉奸没收来的房子里，偶尔才进办公室一趟。无事可做的我，学会了社交舞。上过几堂课后，我穿着新的轧别丁制服，和约会对象到茶会跳舞，有时也去夜总会。我看着乐师拉扯收缩手风琴的风箱，舞池里有一对舞步轻快的年轻人，随着音乐伸展及压缩自己，身体差点横倒在地上，仿佛他们也是乐器的一部分，两个身体合而为一。他们跳的是探戈，看了真是赏心悦目。还有伦巴及森巴的音乐。乐师转而拿起像西瓜但有把手的乐器，发出沙沙的响声。舞池里的男男女女全都随着音乐摆腰扭臀。这些舞步对我而言太过前卫，所以我敬而远之。我只让自己跳狐步和华尔兹，也就是最基本的舞步。在成都时，我们练过单杠和鞍马，因此我自认运动细胞还不错。但有一天，朋友的妹妹可能是不怕对我说实话，直接对我说：“为什么你要用力推我?把我当成手推车吗?”

　　我大概是在这个时期认识安的。我常带她去夜总会，我弄错节拍时，她就会抓着我的手，表示要暂停一下。她稍微停顿后说：“来，再试一次。”放松后果然合上节拍。

　　我告诉她许多军旅经验，但略过在云南用手指掐虱子那一段。我发表长篇大论时，她静静听着，我讲完时她会说：“这已成过去。战争已经结束了。”我略感失望，甚至有些懊恼，原以为她会更热衷一些。

　　更烦人的是，战争可能尚未结束。中国可能卷入新的战事，也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间的内战。每天点点滴滴的消息都指向我们最害怕的事：紧接抗战而来的内战，似乎无可避免。华北爆发零星的战事，但真正的麻烦在东北。苏联阻挡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但共产党军队却以步行和破烂的车队急速抢进。众所皆知，我们不能再承受任何战事，这个可怜的国家已经被战争蹂躏得差不多了。我想到我在共产党的朋友，不知他们此刻做何感想。但是，如果牵扯到苏联，而东北也即将不保，我们就别无选择。处境之悲惨，莫此为甚。

　　我对倾心的女孩讲了很多自己的事。而今思之，我一定是想透过与她的谈话来解决个人的困境。我说，希望能待在军队中，最后成为将官，见识世面，就像她父亲一样。我说我还不够格当指挥官，我可以有将军的思考方式，但怀疑自己行动上做不到。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并不难，叫他人去送死则是另一回事，正如一名上校曾经形容的，“将他们送到敌军的枪口”。衡量种种因素后，我还是考虑去当军事理论家或军事史家。她静静听着，不发一语。有一次，我说到自己可能试着退役。这次她回以：“退役吧。”

　　“咦?”我愣了一下，她的回答太过明快。我原先以为会听到更温和的建议，比如说从军这么多年，思考下一步时应该更谨慎等等。

　　“如果你想退役，”她接着说：“就退役吧，不要光说不练。”

　　问题是，我无处可去。我这一代的年轻人大多想出国留学，中国政府却限制学生护照的数量，只发给大学毕业后出国念硕士的人。除奖助学金外，教育部还举办竞争激烈的考试，让出国念书的人取得个人贷款。市场的汇率是两千法币兑换一美元时，通过国家考试的人可以到指定银行以二十法币换一美元。贷款是假，百分之九十九的资金都由政府出资，作为补贴。他们甚至还设立一个类别，给在战争最后两年被政府征召当军队翻译官的大学生。像我这样在军中待了很多年的老兵，根本没有机会。

　　“你知道原因何在吗?”安问我。

　　我摇摇头。

　　她解释，国民党并没有宪政基础，不必对任何人负责。大学生却可以借游行、绝食抗议、散发传单等方法来捣乱，所以必须安抚他们。另一方面，不论我是不是老兵，像我这样的人根本对政府构不成威胁。会造反的人才值得尊敬，会吵的孩子有糖吃。

　　也许我该重返校园，可能这才是长期的打算，尤其是在政府还提供奖学金的时候。我从军之前，才刚在南开大学念到大二。不过我不想再重念电机工程。看到眼前出现人类如此大规模的奋斗与挣扎，我已经对别的领域产生兴趣，不想再研究安培、伏特、静电系单位等。我有了战争的第一手经验，念新闻可能是不错的主意。在新闻的领域彰显自己，不但比较刺激，机会也比较大。我曾听当时流亡昆明的南开大学副校长说，一旦下一年他们在天津复校后，计划设置新闻学系。我把自己登在《大公报》的剪报，并附上在《抗战日报》时工作的概况，以及投到其他地方的文稿(有一篇登在香港的刊物上)一起寄到注册组去，希望可以换得一些学分，或至少确认我换主修学科时，不会丧失太多资格。大学的回复如下：“有关你请求承认你在课外活动的成果，等你的入学受到正式核可，而你本人入校时，将得到适度的考量。”我的询问就此打住。校园还不知道在哪里，就已经出现这样的官腔官调。

　　为何不放弃大学学位，直接进入报界工作呢?我在共产党的朋友就是这样的。上海的两大商业日报重新出刊，不吝大篇幅刊登股票和债券价格，却对我的战争见闻不感兴趣。我唯一想去的报纸就是《大公报》，当时仍是中国教育精英的灯塔，受到我这一辈年轻人的景仰。我还去找一位以前认识的人，他是该报上海办公室的通讯社编辑。我去找他时，他在办公室一旁的昏暗小房间内，刚从行军床上醒过来。谈了数分钟后，我打消问工作的念头。《大公报》存在了我个人要面对的所有问题：除了抗战胜利后的财务及重新定位的问题之外，还面临着即将开打的内战，到底要支持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或是保持中立，如果可能的话。

　　到了11月，接管日军的工作全部完成。第三方面军的总部完全撤出上海，搬到无锡。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却被留下来，监督日军第六十一师团整修国道沪杭公路。之所以有如此安排，是出于下列的背景因素：

　　战后不久，我们的想法是解除日军的武装，尽快送他们回国去。大上海地区的日军在缴械后，被送到江湾的战俘营区。但是，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找不到交通工具可以遣送他们回国。我们当时拥有的运输工具绝大部分由美国提供，正忙着将政府人员从重庆送回南京，把军队从南方运送到北部及东北。在这样的情况下，遣送日军不被视为当务之急。然而，只要我们留他们一天，就要养他们一天。因此为何不叫他们工作呢?很合逻辑的想法，但修复道路的工作并不需要由中将来监督。原因出在汤恩伯将军既然无法让他的第二副手在总部有事做，于是很大方地解决这个问题，至少暂时不成问题，让郑洞国有借口待在上海的家，不必毫无意义地待在不方便又不舒服的无锡。

　　这样的安排对我再满意不过。工程军官莫少校和我必须安排前置作业，花很多时间在户外。这时没有更称我心意的事了。打从春天从缅甸回国后，我大半都在游荡。抗战胜利的兴奋既然已经结束，这项工程不但让我有事可做，而且可以让我分心，不去担心工作、事业、学业、遥不可及的安等种种无法解决的问题。

　　日军已缴交挖掘壕沟的工具、手推车及卡车。每当我问起这些工具时，上海后勤司令部的军官照例道歉连连：他们不知道工具放哪里。每当我去仓库和军械库时，第二负责人同样道歉连连：“主管不在，他们不知道是否可以把这些工具交给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麻烦黄参谋再过来看看。明天主管会回来，他正是你要找的人。”等了几天后，我发现日军第六十一师团总部有位会讲英语的中尉，而且在奉召入伍前还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他和其他日军告诉我这些器具的确定放置地点，不但有工具，还有水泥、木材、绳索、木棒等，是数周前才缴出的。我领着第三方面军的正式命令，重新回到仓库和军械库。我对他们说，不行，我不方便再去他们的办公室一趟，如果负责的人不在，不管谁代理，都要给我十字锹和铲子。日军已准备好要上工，共有一万五千名士兵呢，每天要花一百万元去养他们。副司令长官会问我工程为何耽搁，如果他们不相信，我可以当场打电话给郑将军。如果没有施加威胁，修复工作不可能顺利进展。

　　日本人就很容易相处了。六十一师团的工程军官缴交一份计划书，一开始免不了是形式化的内容：工程的目的、应有的规模、大体的方向和重点等等，也就是可以刻在石板上的序言。不过，接下来的内容并非装点门面而已，计划书上的每个细节都可以彻底执行。在指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地点，总看得到准备就绪的士兵。事情从不出错。在工程期间，他们分配到村里居住。虽然已经解除武装，仍然由我们七十四军的部队来看守。我们一度担心战俘和居民之间会起冲突，因为日军在战时的残暴仍让人记忆犹新。不过，什么事都没发生。只有过一起事故，一些日本兵在户外生火，结果风势太强，一户民宅的茅草屋顶被烧坏了一部分。但在我方得知以前，日军已经和屋主和解。一整团的人绝食一天，省下伙食费来赔给屋主。郑将军得知此事，很可怜他们，因为一整团的人，无论是军官或士兵，都得挨饿过夜。他盘算再补给他们一天的伙食费，表示他的善意。但我劝他不用这么做。我说，这些战俘负起责任赔钱时，善意就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应该让好事和坏事并存，不必去遮掩。

　　但中国人民实在很宽容慷慨。他们心胸很大方，虽然能给的不多，张上尉就是一例。张上尉负责七十一军的运输连，负责看守一营的战俘。我们称之为“铁肩”的运输部队，原先出身苦力，只不过后来改披战袍。他们是军队里任劳任怨的驮兽，而非中国军队的骄傲。整连不过拥有二十支步枪，聊以自卫而已。当他们奉命看守日军时，矛盾的景观就出现了：日军穿着的羊毛军服，即使缺乏清洗熨烫，仍然比这些看守兵更新更像样。总而言之，这就像是《桂河大桥》中“黑即白，白即黑”的翻版。

　　有一天晚上，我经过张上尉住的村落，顺便看看他。吓我一跳的是，他和三四名日本军官刚从村中唯一一家餐厅回来，呼吸间仍有酒气。我有些不安。虽然没有明令禁止和以前的敌人交好，但我们想不到张上尉会和日本军官喝酒、享用大餐。这种行为也会引发疑虑，这些日本军官对他有何用心?或是他对他们有何用心?一顿大餐所费不多，但就我所知，双方都没有太多钱。战俘理论上不可以持有现金。在国民党军队这方面，由每一个指挥官斟酌，连长可以虚报两名士兵，领取他们的薪资配给，不会有人多问两句，但超过限度就要受罚了。这个巧计正可以填补组织的漏洞，让连长有津贴可供应用，或是作为个人的补贴。不过，这笔金额也不大。

　　原来那晚张上尉自掏腰包请客，可能要花费他半个月的薪水。他不觉得奢侈浪费，也不觉得自己过度友善，他只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从他的粗俗言辞中，我猜出他是那种一路从下士、中士而晋升到委任军官的人。他称我为“贵参谋”，自称“小连长”。“高层心肠硬，不能好好对待这些人。”他有些愤愤不平：“没关系。”事实上，这是控诉政府没有提供招待费。因此小连长必须改善情况。张上尉可以说是欧洲骑士精神的化身，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对以前的敌人亲切和善，才能使他们相信自己已经被原谅，而且我们也和他们一样，对敌意深感抱歉。他有很强烈的同情心，真心替这些日本人难过。他形容日本被轰炸，就像被压垮的西瓜一样，沦为盟军的殖民地，这时即使是我们身旁那位会说中文的日本通译员，也忍不住笑了出来。我深信这个受过不多教育的上尉心肠太好，我也了解到，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某些要素具有持久的活力，展现在老百姓的对外关系上。我没有以高高在上的大参谋身份来教训这个小连长，反而被他高贵的纯朴所折服，我想那些被款待的日本军官也不可能有其他想法。

　　在野外工作，让我的心思脱离了安，而且心安理得地以为，军旅生活和我曾体验过的愚蠢和虚度生命大不相同。沪杭公路是沿海重要的运输要道，地理上相当于美国纽约到华府的公路。不过，这条公路从来没有铺好过。在日本占领期间，路面由于滥用而损坏严重。日军完全避而不用，因为沿路容易遭到中国游击队的埋伏狙击。他们宁可改用铁路或水道，在溪流及运河密布的水道上，他们的马达船可以快速前进于广大的地区。在战争末期，盟军可能在中国东海岸登陆，这种立即威胁更使日军毫无整修道路的诱因。我第一次开上这条公路时，发现部分木桥已经摇摇欲坠。在防波堤上方的路段，吉普车行驶速度还算快，但道路延伸到稻田时，村民往往开挖沟渠，用来引水灌溉田地，因而常成为车辆的陷阱。有一天傍晚，我开吉普车通过沟渠密布的路段，如果我运气好，大可顺利通过，不会出事。但我在最后一刻才看到一条大水沟，紧急踩煞车，前轮因而绷紧，承受所有的压力。我从猛烈的振动中回神，庆幸只有前轮轮轴坏掉，我的内脏及脊椎安然无恙。我等了三小时，才等到日兵开着军用卡车来，是在修复队执勤的六部卡车之一。不论是中国人、日本人、守卫、战俘或百姓，大家一起同心协力，费了好大的劲，才将坏掉的吉普车垫上临时做的木板推上卡车。

　　我们进行修复工作时，用的是简单的工具和简单的材料，绝对称不上是工程壮举。如果没有后续工作，我也无法保证路面能持续多久。不过，工程给我很大的成就感，因为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参与对大众有利的工作。最不可思议的是，这工程靠的是和日本人合作，而我从小学开始，对日本人虽有种种情绪，却从来没有想过合作的可能。

　　从那段时间以后，我持续远离安。我又结识了一位年轻几岁的女孩辛妮。她和安一样，都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辛妮身材娇小，皮肤光滑白净。但是，我和她出去时，所引起的注视比不上和安同行时。我去找辛妮时，不必等待。她会尽快从楼上飞奔而下，穿着拖鞋或家居鞋，不管脸上有无化妆。她常问我问题，例如陆军上尉和海军上校有何不同，少校和中校哪一个比较大。有一次我对她抱怨部分军官没有品位，穿西式军裤时，却又穿着有装饰鞋钉的靴子。她说：“也许他们希望踩在烂泥地上时，不会弄脏了裤管。”

　　辛妮乐于助人。有一天我送她回家时，前方忽然跑出一辆脚踏车。我不太会开车，当然立刻用力煞车，根本不管离合器，引擎因此熄火。令我惊慌的是，车子居然发不动了。引擎盖下的电瓶发出柔和的低鸣声，但马达还是无法激活。我事先已经被警告过，这辆车的马达可能有问题，因此试了好几次后，我把车子——辛妮称之为“吉普车辆”——推到路边，然后打电话。回到吉普车旁时，我告诉辛妮，我回去见将军会迟到，必须改搭电车。我问她是否可以行行好，在车旁等待，军队里的技工会在一个小时内出现，带她回家。她只问我，如何对技工说明车子的情况。依我的理论，是因为电线和磁场不合，但这种说法对她而言稍微复杂了些，我于是用中国驾驶的惯用说法：“马达的齿轮卡住了。”后来她如实转达给维修人员，他们就了解我的意思。我怀疑安是否会同意帮我忙，事实上，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胆子开口请她帮忙。

　　有一天，我要处理一些文书工作，辛妮答应我的请求，偷溜到我的营房，在我的床上睡了两个小时，我则在床边工作。她醒来时，对我微笑，我于是抱抱她。她脸上仍然挂着纵容的微笑，一边喃喃着说：“如果你想要，可以啊。”

　　那一瞬间，我不能说不动心，但多嘴的我又问：“你确定吗?”

　　“当然，”她说：“只要你最后会娶我。”

　　婚姻是神奇的字眼，却也很有威胁性，一定使许多好冒险的年轻人突然变得胆小，立刻停止不成熟的举动，当时更是如此。我因此就僵在那里，在一刹那间，所有的狂野期待全都消失。穿过我脑中的，反而是当时面临的种种问题：中断的学业、经济状况、职业及未来。成都城外的甘蓝菜田再度浮现脑海，孟拱河的冷冽也再度贯穿心中。

　　我知道辛妮的念头。她父亲在上海有个稳当的生意，她哥哥取得英国文学的大学学位，抛弃学业在店里当助理，负责值夜班。他结婚后搬出家里，但租屋离家只有几步路，便利和太太回家吃饭。辛妮的姊姊和姊夫最近才从重庆搬回来，带着两个儿子一起搬回娘家住。他们需要找一个地方住一阵子，好找工作，但没有人在意他们会住多久，不管是三个月或三年都没有差别。我去过辛妮家，拥挤并不成问题。只要和家人达成协议，商量轮流用洗手间就可以了。我受邀进入其中一个卧房。我们在地上铺张毯子，像野餐一样，坐着玩牌。我喜欢她的小外甥，让他骑在我的肩上，背着他上楼，教他唱：“谁要买小孩?我们有小孩要卖!”但有一次我太过兴奋，忘记楼梯顶的门楣很低，结果小男孩的头就撞到了。他放声大哭，但辛妮的姊姊和蔼笑着，把小孩抱走，一边说：“没关系，不用担心。”

　　如果辛妮的姊姊、姊夫、哥哥、嫂嫂都不介意，我们也应该不介意才对。所以人人都应该结婚，生计不成问题，人口过多也不是问题。人愈多愈好，因为大家可以彼此帮忙，这样的精神持续推动中国，不论是战争还是承平时期，不论是贫是富。但我不知在何时就学会反抗文化的强制力，也许正因如此，我才没有就读林彪的抗日军政大学。他们开始对生活的每个层面贴上“主义”的标签时，这种强制力道更形强劲。也许正因如此，我经历人生中的种种乱象，有时爆笑，有时哀凄，有时发人深思，可以说这并非意外。我生于1918年。次年，五四运动诞生，领袖人物高喊：“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伴随着我成长，不断在耳边回响。辛妮可以质疑我：如果我要的无非是自己的浴室和小孩碰不到的高门楣，直说就是了，没有必要把孔子牵扯进来。她说的可能没错。但对我而言，这些东西总是一起出现，如果你屈服于其中一项，你也必须屈服于其他。因此，虽然床上的娇小女孩仍然保持着淘气的表情，牙齿轻咬下唇，嘴角尽是笑意，但我的热情早已冷却。

　　下一次安来电问我近况如何时，我又和她出去了。这次约会确定了我的疑心，我不知自己爱的是这女孩，还是她代表的文化，也可能两者是一样的。安不像白种妇女一样有外显而非内缩的下唇，但她的双眼并不细长，而是又亮又大。她的化妆恰到好处，刚好突显她细致的颧骨，在像我这样受到西方电影和杂志制约的眼睛中，显得非常吸引人。我们已习于欣赏雕刻般轮廓分明的线条，反而不太能接受中国式的柔和脸孔。安穿上高跟鞋非常自在，她披上外衣时，衣袖飘飘，转身时长发宛如波浪，一切显得再自然不过了。没有人会说，这个中国年轻女孩模仿西方的光鲜亮丽女郎。啊，安还很有主见，总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的一位朋友王先生，一天多管闲事建议我：“朋友，千万别想和那女人结婚，否则你会后悔。”

　　“为啥?”他虽然直言无讳，我却不会太生气，以为他不过是忌妒我有这么令人艳羡的对象。

　　他的回答更直截了当：“我告诉你吧，朋友，因为太太比丈夫聪明绝对没好处!”

　　我吞下怒气，心里却不得不承认：王先生暗示安比我聪明，说的一点都没错。她不时展现她的敏锐聪慧。有一次，她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说她哥哥不过是花花公子。这种说法立刻激活我的防卫机制，我想不起来她哥哥哪一次不提到环游世界。我替自己找了一个借口：“要有钱才能当花花公子。”

　　“不，”安嘲笑我的天真，“花花公子就是花花公子。如果要先有钱再谈玩乐，就不是花花公子了。如果花花公子没有钱，就用别人的钱。”

　　我无法理解，她也从不解释。我转而看着她咖啡杯上的口红印，满腔疑问，不知从何问起。

　　我们去看电影《简爱》，这是她决定的。虽然我全神贯注，最后也只能承认自己看懂的部分不及一半。我喜欢平克劳斯贝(BingCrosby)和琴姐·罗杰斯(GingerRogers)的电影，因为非常容易看懂。我喜欢《乱世佳人》和《煤气灯下》，原因是事先已经看过故事摘要。但是，要看没有中文字幕的《简爱》，当然是另一回事。

　　安很能掌握状况，她强调我应该加强英语及西方文明的基础。“对一个年近三十的人来说，”她警告我，“已没多少时间学外语了。”我不能再愚蠢卖弄我在大学学的一点点德文，在军校听来的一丁点儿俄文或日文，拿来炫耀更是完全不智。我应该练好英文，集中火力，专心去学好英文。

　　我们下次见面时，安带我到码头附近的一家书店。她已经订购一本《浮华世界》，要我保证从头到尾看完每个字。她还给我她以前的历史课本，从拿破仑战争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为止。我很听话，正好背袋已经变空了，于是随身带着厚厚的书，带到东北，又带回来。

　　三十八年后，我仍然还在和英文搏斗。如果你是长期东学一点、西学一点，而不是持续而有系统地学习一种语言，你就永远搞不清楚字句的排列组合。不过那也很有趣，也就是说，经过这么多年后，我还是不知道如何玩别人的钱，但我乐意玩玩语言与文化。如果我告诉安，我是受了诱惑，不知不觉去做，不知她有何反应。无论如何，之后我只在纽约见过她一次，而那也是好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的热情一定已经冷却，完全没有当初在她身旁时那种莫名的紧张感觉。

　　流亡生活有其有益及不便之处。现在即使以丰富的词汇，我也无法确切表达我如何走到今日的处境。西方人如果和中国人结婚，并且决定留在中国，通常会备受好评，被认定具有异国品味，心胸高尚，愿意和中国人同甘共苦。我们这些往相反方向飘流的人就得到不同的评价了，很少美国人会相信，我是去解决他们的问题。相反地，他们认定我们是到已开发工业国家去追求物质上的舒适，其中包括自己的浴室等方便的设备。不幸的是，这样的批评自有几分道理。以我的情况而言，因为我必须以自己无法完全掌控的语言来书写，批评家可以轻易指证我模仿笨拙，思想肤浅，这种说法其实不算错。在美国永久居留了数十年后，我已经成为美国公民。我不知父亲会做何感想，记得我十四岁时，告诉他小泉八云根本不是日本人，而是英国或美国人，后来才成为日本公民，取了日本名字。“可耻!”父亲说，“对他的祖国真是一大耻辱!”对他而言，公民权就是国籍，是由出生决定的。

　　不过，不论是高贵或可耻，另一边的草地总是比较绿。有时为了求变化，我不介意某一天混合绿色及紫色，虽然我平常比较喜欢蓝色。说来奇怪，直到最近，在中国还没有人能做到。因此，不论我父亲是否喜欢，我必须接受下列事实：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选择的自由比血缘关系更为重要。父亲很有适应能力，如果他现在还活着，他会了解这一切的。

　　既然我已不知不觉跨过了文化疆界，我的见证可能有部分的参考价值。例如，有混合文化背景的我，看“文化大革命”的角度，就大大不同于那些没有混合背景的人。虽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强调平等，但从我的观点来看，却代表一场撤退回中国农民式纯朴的运动，以便于管理。为了保持公认的传统价值，必须去除穿高跟鞋和留着长卷发的女人。不可以有探戈、狐步、有口红印的咖啡杯，甚至布朗蒂(CharlotteBronte)或萨克雷(Thackeray)。《简爱》和《浮华世界》能提供什么呢?年轻女性爱上已婚男人；貌似忠贞的寡妇思念丈夫的老友；丈夫入狱时，不忠的妻子在家款待仰慕者。仿佛这些还不够腐化似的，还有少女在教会学校为食物而大打出手，男生被鼓励互舔，用金钱当奖赏!在中国要度日已日益复杂，没有这些扰攘，中国人会过得更好!

　　难道我的生活不也变得很复杂吗?有时我会这么认为。也就是说，有时我会疲于多边的人际关系，不会引以为乐。这时，多希望能将满满的经验交换更基本的事物，例如我可以完全处理的简单问题。然而，当我再细想时，我故事中的所有人不是一度也有同样的念头吗?中国的问题在于，以庞大农业社会的单纯结构，突然之间必须响应现代世界的挑战，难怪会产生种种矛盾与复杂的问题。就我所观察，每个具有个性、力量或野心的人，无不想以组织上可以管理的方式，试着解决问题：蒋介石借着冥思的训练和伪装。毛泽东用辩证的权威，把所有意见转成群众路线的唯一选择。一度被指定为他接班人的林彪，更想加以进一步简化。史迪威为中国而努力，只打算处理一部分的问题，剩下的留给其他人。几乎是我父执辈的郑洞国，坚信所有的难处都可以被耐心所克服，组织的不足绝对可以用公正和善意来弥补。那个七十一军运输部队的张上尉，那个“小连长”，可能比我有资格做他的门生。趋向简单化也影响到日本人。冈村宁次在握紧拳头参加受降典礼前，一定也会和战友有同样的信念，也就是日本一旦承担起领袖角色，日本人的一丝不苟既然在日本奏效，必定可以协助亚洲从混乱中打造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也就是诞生自这个简单的想法。任何人都可以表达他对上述种种途径的偏好，但问题在于：谁成功了?

　　将中国吸纳入现代世界的任务，可能尚待完成。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可能必须采取综合主义，将现代西方的种种观念及原则融合而一，其规模之大尚属空前。但在美丽的辞藻得以落实之前，我也许必须继续扮演失败记录者的角色。除非过去的所有不足之处都予以揭露，很难了解想象问题的层面有多庞大。在所有的神话都被解构前，任何对未来的蓝图都不过是幻想。

　　和我在国民党或共产党朋友的牺牲相比，我为这个故事所付出的代价微乎其微。其中之一就是廖沫沙，我已经有四十年没有看到他了。四十年!在“文化大革命”后，他已获得平反。他一度享有高位，像索尔仁尼琴被苏联政府认定思想正确，受邀回莫斯科写作及出版。近来他却不再受到这样的肯定。他上一回见到我妹妹时，传达对我的劝告，并说我如果留在中国，一定熬不过“文化大革命”。我们之间的观点仍有歧异之处，但他同意替我将在北京出版的书题辞。我应该很感激。一如往例，我常让自己陷入困境，但总有办法避开致命关卡。

　　最后再说一件事：我几乎拥有自己的浴室。淋浴设备及马桶就在卧房旁，只不过近来水管有些问题。房子屋顶很高，因此正值青少年的儿子虽然已超过六英尺高，但可以自由自在行走奔跑，头也不会撞到门楣。不过，最近内人说，我们的暖气费用高得离谱，也许应该考虑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