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内马政府医院

2014年8月2日，星期六

胡玛尔·汗去世已经四天。到目前为止，8名埃博拉护士已经丧生，活下来的护士精神受创。他们大多数人再也不肯进入三个埃博拉病区，但这些病房里还有60到70名埃博拉患者。凯内马的医务人员也有坚持工作的，其中包括南希·约科护士，她曾经为葬礼整理姨妈的尸体。

世界卫生组织继续派遣医生前往凯内马，尝试稳定医院的局势。其中之一是约翰·谢非林，杜兰大学医学院的儿科专家。他主动接受了来凯内马政府医院工作三周的任务，报酬仅仅是1美元，还要扣除24美分以抵消行政开支。谢非林从未见过埃博拉患者，也从未穿戴过个人防护装备。一辆路虎把他送到医院，他站在附楼病区前，认为他再也无法与家人团聚的可能性很大。

一位叫凯瑟琳·霍利亨的英国医生向谢非林介绍情况，教他如何穿戴个人防护装备，然后两人一起走进了如奥马哈海滩般惨烈的医学地狱。

病房里混乱得令人惊恐。按理说这个病区只有17张病床，里面却塞了大约30名埃博拉患者。病房里有全员感染埃博拉的几家人。患者自己从一张床移动到另一张上，选择躺在看上去比较干净的病床上。患病的父母进入病区，带着未受感染的孩子，因为村庄拒绝接纳父母感染埃博拉的孩子。谢非林和世卫组织的其他医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健康的孩子，于是把他们安置在患者病情较轻且尚未检出埃博拉阳性的病房里。对孩子来说这当然不是好事，但谢非林唯一的另一个选择就是让他们和埃博拉晚期、传染性更强的父母待在一起。“我们犯了错误吗？是的，肯定犯了。但我们只是在挣扎求生，尽可能做正确的事情，我们在蹚水过河。”他说。

南希·约科护士尽可能延长她在病房里的工作时间，然而到了夜里，病房里往往没有任何医务人员。天亮后，南希·约科和世卫组织的医生总会从埃博拉病区（往往是从厕所里）内搬出几具尸体，留在病房建筑物旁。谢非林抵达后不久，凯内马医院共收治了一百名埃博拉患者，谢非林和同事考虑关闭凯内马医院的所有埃博拉病区，以此平息混乱。然而他们意识到，假如他们关闭病区，感染者就会待在家里，由家庭成员照护，病毒会继续扩散，更多的人将会死去。他们必须继续开放凯内马医院的埃博拉病区，吸引埃博拉感染者离开原有社群，来到一个地点接受隔离。

约翰·谢非林曾经以儿科专家身份在拉沙热研究项目组里工作过，认识埃博拉护士中的许多人。来到医院后，他在埃博拉病区里见到了他的两位朋友：穆罕默德·伊拉和爱丽丝·科沃马护士，救护车已经将他们从无国界医生的营地接回了凯内马医院。谢非林抵达的当天，他检查伊拉的情况，意识到他的病情已经无可挽回：他打嗝、尿血和便血。谢非林打破检伤分类的规则，虽然已经无力回天，但还是尽其所能救治伊拉。他以同样方式对待爱丽丝·科沃马，不顾她希望渺茫的事实。她后来在他的护理下去世。谢非林将精力主要放在儿童和青少年身上，他毕竟是一位儿科医生。“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两名患者，从他们刚送来时我们就开始悉心照护，”谢非林说，“出于天晓得什么原因，我们把心灵和灵魂放在这些患者身上。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没能活下来。”

世卫组织的加拿大医生罗伯·福勒在凯内马医院工作过，亲自照护过30到40名埃博拉患者。“每天早晨我一走进我负责治疗的区域，就会见到人们在病床上呼喊，”福勒回忆道，“我必须问自己：‘我该先去哪一张病床？’是昏睡不醒的三岁孩童？还是嗓门最大的三十岁女人？无论我先去哪一张病床，另外五个人都会对我说：‘医生，医生！求求你！’假如我给一个病人挂上一升液体，另外六个人也会要相同的东西。我都没法说下去了。”

谢非林逐渐注意到凯内马医院里的埃博拉患者组成了某种社群。能够帮助他们的医生和护士太少，他们于是开始互相帮助。埃博拉患者社群内出现了首领，他们比较年轻，活了下来，正在康复。他们开始帮忙执行护理任务。

约翰·谢非林一直在照护穆罕默德·伊拉，他惊讶地注意到伊拉的病情开始好转。他的大出血停止了，他不再打嗝，高烧逐渐退去。他的免疫系统战胜了病毒。伊拉的存活完全是个谜——他照护姨妈时没有穿戴个人防护装备，他大量多次暴露于病毒之下。8月9日，高危实验室报告称伊拉的血液检出埃博拉阴性，他回到了坎布依山坡上的家里。伊拉本来就很瘦，现在只剩下了骨架。他笑嘻嘻地走进家门，对母亲卡迪说：“结束了，我检出阴性。”

她不相信。他上次对她说的就是这几个字：结束了，他检出阴性，然后自己去了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营地等死。

他搂住母亲，证明他确实检出阴性。她知道除非他真的检出阴性，否则绝对不会这么做。

几个月后，穆罕默德·伊拉和我坐在凯内马政府医院内的一个僻静角落里。他瘦得可怕，身高超过6英尺，举止克制而亲切。梦幻般的受创阴霾似乎包裹着他。他看上去足有七十岁，其实只有四十七。他说他不记得他亲身经历的某些恐怖时刻了。他提到他留下汗医生独自死去的悔恨。“我甚至不记得当时的情形了，真是非常可怕。上帝保佑，我的生命得救了。”他说。

科纳克里、弗里敦、蒙罗维亚、拉各斯

2014年8月

从结果来看，凯内马政府医院的毁灭仅仅是病毒新发的起始火苗，初期的爆燃最终在人类群体内引发了树冠猛火。随着凯内马的埃博拉病房被病毒吞噬，真正的瘟疫开始蔓延，扎伊尔埃博拉的A82V马科纳变异株（马科纳毒株）点燃了非洲西部的城市。8月8日，世卫组织报告埃博拉病例共计1 779人，其中961人死亡。

7月20日，病毒通过一位名叫帕特里克·索耶的美国律师传入尼日利亚。他在利比里亚被姐姐传染了埃博拉病毒，然后乘飞机到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转机前往尼日利亚的卡拉巴开会。他在拉各斯国际机场下飞机时感觉极度不适，被送进拉各斯一家名叫第一咨询医疗中心的医院。医院的主任医师斯黛拉·阿达德沃怀疑他感染了埃博拉，不顾索耶想要离开的意愿，把他留在医院接受检查。检测结果证实他确实感染了埃博拉，他很快在医院内死去。他将埃博拉病毒传给了另外20个人，其中包括阿达德沃医生。病毒眼看着即将在拉各斯失去控制，拉各斯拥有2 000万人口，居民中有很多一贫如洗，住在拥挤的贫民窟里，无法接触到医疗救助。假如病毒在拉各斯的城市人群中扩散，这座城市将被病毒如核爆般荡平。索耶在尼日利亚死去的过程中曾与70人近距离接触，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感染病毒并传给其他人。尼日利亚卫生部门和外国医生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切断了从帕特里克·索耶开始蔓延的传染链。

斯黛拉·阿达德沃医生没有让索耶离开医院，却在事后死于埃博拉所致疾病；现在她被视为国民英雄，因为她阻止了病毒在尼日利亚大规模蔓延。

假如埃博拉病毒在拉各斯爆发，病毒隐藏在一个人的身体内从拉各斯前往某个超级城市，例如孟加拉的达卡或印度的孟买，病毒无疑会在这些城市造成可观的灾害，同时得到无数机会再次突变，进一步适应人类这种生物。野生埃博拉病毒在梅里昂杜跃入小男孩体内后，通过仅仅几个人的连续传染就变异成了马科纳毒株。假如病毒集群在更多人的体内连续传染，构成更长的传染链，那么集群中就更有可能出现更多的变异，鱼群将会再次改变，病毒有可能会变得更适应人类。埃博拉有能力改变自身，它会对新的宿主做出反应，它已经潜伏在人类体内前往这颗星球上更遥远的角落了。

胡玛尔·汗去世后两周，ZMapp挽救了肯特·布兰特利和南希·莱特博尔的事实已经无可辩驳，《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篇报道，讲述人们如何拒绝在汗身上使用ZMapp：“来自无国界医生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医疗团队彻夜激辩，最终决定不使用这种药物。”报道还提到了汗没有得到机会选择是否使用这种药物。文章刊发后，罗伯特·盖瑞、艾丽卡·萨菲尔、丽娜·莫西斯和帕尔迪斯·萨贝提极其惊讶地得知汗根本没有使用ZMapp。他们都以为汗使用了这种药物，但它没有能够挽救他的生命。

帕尔迪斯·萨贝提被这个决定气得暴怒。她没有公开表达她的感受，但布洛德研究所的同事听见她在埃博拉作战室附近的办公室走动时大声咒骂。胡玛尔·汗是她的团队成员和亲密朋友，有人居然会拒绝给他使用很可能会挽救他生命的药物。

《时报》文章引用丹·鲍什的看法说他不赞成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决定，称他认为他们应该询问汗本人的意见。“我认为，汗医生是个完美的患者，能够理解这个灰色地带的复杂性。”他说。但他也说当时形势危急，他尊重在场医生的决定。那些科学家、医生、官员和营地管理人员都不知道汗研究过抗埃博拉的试验性药物和疫苗，熟悉它们的数据，将ZMapp视为他的首选治疗手段。这部分情况在文章中第一次被公之于众。

凯拉洪营地的管理人员不愿公开讨论他们为何会决定不向汗提供这种药物。我通过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三位医生得知，凯拉洪团队的成员严重心理受创，甚至无法与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其他成员在私下里讨论他们的经历。最后，安雅·沃尔茨，凯拉洪埃博拉治疗中心的临床护理管理者，答应与我交谈；我通过电话找到身在无国界医生组织布鲁塞尔总部的她。

“我连回想此事都感到极为痛苦，”她说，“我们有我们的担心，给汗医生用药后，我们不可能知道会造成什么结果。ZMapp从未做过人体试验，也就是说我们会拿汗医生当豚鼠使用。”她与加里·科本杰谈过，询问他对药物的看法。他参与了药物研发，因此无法建议安雅·沃尔茨是否给汗用药。“加里说：‘现场的决定权属于你。你可以决定怎么做对你和你的团队最有利。’”科本杰说他可以帮她解除决定中的伦理责任。“假如你需要，我们可以替你决定。”科本杰对沃尔茨说，意思是由一个国际专家委员会权衡并给出建议。沃尔茨说她愿意承担这个决定的道德责任。

她父亲经常打电话给她，尽量鼓励她。她对父亲说：“爸爸，人们在死去，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你无法向其他人解释在埃博拉治疗中心工作是一种什么经历，疾病无药可救，儿童和青少年没有家人陪伴，孤独地死去。她不得不考虑汗死去的暴力风险；离营地不远的地区已经出现了暴力事件；所有患者和医务人员的生命都取决于她的决定。她本来已经戒烟，但现在又抽个没完。她一遍又一遍地听到承诺，说SOS的急救飞机很快就会送汗去瑞士，他会在瑞士接受ZMapp治疗，这样就不可能危及营地人员的生命了。然而到了最后，所有承诺都成为泡影，SOS拒绝让汗上飞机。汗在营地去世后不久，沃尔茨得知她和她的团队拒绝给汗使用的ZMapp药物似乎挽救了两名美国人的生命。“我觉得，天哪，天哪，我们做错了吗？现在已经知道ZMapp确实有效，当初的决定很可能是错误的。然而就我们当时掌握的情况来看，我已经尽力了，我依然坚持我的立场。这件事太触及情绪了，太让人痛苦了。有许多事情，很久以来我一直在努力忘记。”她的声音开始动摇，她哭了起来。

2014年的整个夏末，帕尔迪斯和她的小组一直在解析埃博拉群集的基因组，在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的网站上实时发表数据，这样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就能立刻见到结果了。8月下旬，萨贝提的团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详细解释他们的结果。他们面对5月至6月间的三周内生活在凯内马及其周边地区的78名居民，做了他们血液内的埃博拉病毒的RNA测序，所选取的正是病毒在塞拉利昂开始链式传染的时间段。团队用设备解析海量的埃博拉遗传密码，在这78人的血液中得到了约20万张病毒的单独快照，他们据此观察病毒进入人类群体后的变异情况。

萨贝提的团队还发现病毒是从一个人身上开始传播的。随着病毒从第一个人传给第二个再传给其他人，集群开始稳定变异，病毒探索人类这种宿主的情况，遗传密码不断改变。病毒从一个人跳到另一个人身上时，有近一半可能性携带着变异。大多数变异并不改变构成病毒的蛋白质，但偶尔也有会改变的，于是病毒就会变得不太一样了。等病毒传入塞拉利昂，进入参加了信仰治疗师麦宁道葬礼的那些女人的身体，病毒已经变异成为两个遗传密码迥异的集群。两个病毒世系都从麦宁道的葬礼向外扩散到整个塞拉利昂，但两个之中只有一个感染了非洲西部的大多数患者。这就是马科纳毒株，致命马科纳，处于优势地位的变异体。

到了9月，帕尔迪斯已经看到了活体的马科纳毒株，但她依然不知道它究竟有什么本质性的不同之处。马科纳毒株有什么非同寻常的能力吗？它对人类来说更致命，或者传染性更强，或者两者兼备？马科纳毒株为什么能够席卷整个非洲西部，而其他毒株都逐渐偃旗息鼓？最后一个问题她依然没有找到答案——她依然无法看穿马科纳毒株的特性。她能读出这个毒株的遗传密码的所有字母，但无法理解这些字母的含义。

埃博拉病毒的某些变异使得病毒在化验中更难以被发现。“这显示出我们有能力实时分析埃博拉病毒了，”萨贝提在9月中旬对笔者说，“这种病毒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入口，能够窥见病毒的所作所为，从而认清我们在每个时间点上都在和什么作斗争。”《科学》杂志的论文将五位埃博拉死难者列为共同作者，包括胡玛尔·汗、埃博拉病区的管理者“姨妈”姆巴卢·方尼、资深护士阿莱克斯·莫伊博伊和爱丽丝·科沃马。共同作者中还有凯内马团队的多名其他成员，包括迈克尔·波凯和兰萨纳·卡内，他们冒着危险在马科纳三角洲搜寻埃博拉感染者并几乎丧命。“那篇论文里有许多条生命。”萨贝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