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WA医院，蒙罗维亚

7月31日，星期四，晚上6点50分

肯特·布兰特利的脸变成了一个灰色的面具。他的体温升到104.7度。他每分钟呼吸30次，气息浅而急促，血氧降低到了危险线上。他的呼吸有时会缓慢下来，甚至几乎停止，然后他会深吸一口气，继续喘息。这在医学上称为潮式呼吸，是死亡临近的一个征兆。兰斯·普莱勒亲眼见过许多人死去，他熟悉这个景象。肯特·布兰特利也心知肚明，他正在强迫自己的身体呼吸。医院里没有呼吸机，他不可能挺过这一夜了。

兰斯忽然知道了他该怎么做。正如他事后解释的：“上帝给了我压倒一切的平和心境，我决定把药分给两个人用。”他决定破坏所有规定。决定把药给南希用，他已经破坏了检伤分类法，现在他又要把一份药物分给两名患者使用。他决定去做药物发明人告诉他不该做的所有事情。他做出了选择，这次是不可动摇的最终决定。“肯特，我要给你用抗体药物。”他说。

“行啊。”肯特答道。

然而有个问题。三剂药物都在半英里之外，而肯特此刻已在生死边缘。两剂药物冻得比石头还硬，存放在南希·莱特博尔住处门廊上的泡沫塑料保温箱里。另外一瓶在南希的房间里，说不定已经进入她的血液系统。

普莱勒跳上皮卡，发疯般地疾驰半英里，滑行着在南希·莱特博尔住处旁停下。他跳下车，打开保温箱，取出一剂ZMapp。药物冻得很结实。他把药瓶塞进腋窝，放了一小会儿取出来。药瓶没有任何解冻的迹象。这是一坨无法使用的冰块。肯特正在死去。

兰斯跑到南希房间的窗口，请黛博拉·艾森赫特医生把南希的那一剂药拿给他。医生从南希的床褥里取出药瓶，用漂白水给瓶身消毒，放进三层塑料袋，给塑料袋消毒，然后从前门递给兰斯。他用刚从保温盒里取出来的冰冻药瓶和她交换。医生把冰冻药瓶塞进南希的床褥，让它慢慢解冻。

普莱勒跳上皮卡，把装在塑料袋里的半解冻药瓶夹在腋下，开快车返回肯特的住处，祈祷药物能够及时融化。

他来到肯特的住处，跑到窗口——肯特还活着。他从腋下取出药瓶，发现药物已经融化。他从门口把药交给琳达·莫布拉医生。此刻是傍晚7点20分。太阳已经落下，天空正在变暗。

与此同时

夜晚即将来临，快速移动的乌云使得凯内马医院内暗沉沉的。掘墓人已经完成工作。胡玛尔·汗的抬棺人身穿密封防护服，把绳索从灵柩底下穿过去，然后将灵柩放进墓穴，他们抓紧绳索，向后仰身，以平衡灵柩的重量。几个人站在旁边观看。其中之一是纳蒂亚·沃凯埃，负责验血的法国科学家，她经常和汗在她的办公室一起抽烟聊天。她望着抬棺人脱掉生物危害防护服扔进汗的墓穴，这是向埃博拉受害者告别的标准流程。掘墓人开始铲土填平墓穴，泥土落在防护服上。葬礼结束，纳蒂亚穿戴好装备进入高危实验室，继续化验血样。

ELWA医院

7月31日，三十分钟后，近晚上8点

兰斯·普莱勒在窗外看着莫布拉医生用750毫升林格氏溶液灌满一个输液袋，然后破开药瓶的蜡封，拧开瓶盖，用注射器抽出药液并注入输液袋。两人祈祷，兰斯发短信给丽莎·亨斯利说他正在把药物分给两名患者使用，他即将给肯特·布兰特利注射一剂药物。等药瓶解冻，南希也将注射一剂药物。“这就要开始了。”他发短信称。

莫布拉医生把点滴设置为慢速滴注，让药物流入患者的身体。时间是晚上8点。肯特·布兰特利成为了1号实验体，接受ZMapp注射的第一名人类。点滴将持续大半个夜晚，让药物在布兰特利的血液系统中缓慢积累。然而药物进入血流后仅仅一两分钟，他就开始颤抖。埃博拉患者去世时，身体有可能会抽搐。布兰特利开始剧烈颤抖。

普莱勒判断这是一种名为“寒战”的颤抖。“只是抗体药物在猛踢病毒的屁股。”他隔着窗缝对布兰特利说。

这有可能是寒战，也有可能是埃博拉感染的濒死阶段，患者在颤抖或抽搐中痛苦地死去。布兰特利的颤抖还在继续，莫布拉医生报告称他的体温开始下降。仅仅十五分钟，体温就从105度降到了100度，从致命高烧回到了中等发热。颤抖持续了半个小时，逐渐缓和下来，直到最终停止。药物开始进入布兰特利的血液系统才半个小时，他就在床上坐了起来。这时，普莱勒拿起手机，贴在纱窗上拍了一张布兰特利的照片：他张着嘴，眼窝深陷，双眼半睁半闭，但看上去相当有活力。

9点，肯特说他要上厕所。他无法起床已经一天半了，大小便彻底失控。他起床走向卫生间，莫布拉医生搀扶着他，举着他的IV支架。他说他感觉稍微好一些了。点滴开始这才一个小时刚过几分钟，第一剂药物只有大约12%进入了他的血液系统。

晚上9点09分，布兰特利在卫生间里的时候，兰斯·普莱勒发短信给丽莎·亨斯利：“说真的，他看上去已经明显好转。真的有可能吗？”

她在匆忙间回短信道：“加里（科本杰）说（接受治疗的猴子）在几小时内就出现了改变。它们会明显好转，但随后似乎稍有反复。不过，对，真的有可能。”

兰斯·普莱勒在肯特·布兰特利的窗外待了一整夜，间或与他一起祈祷，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他看着布兰特利的情况稳定好转。

在肯特·布兰特利身上发生的确实是个医学奇迹。药物显然救了布兰特利一命。不存在第二种可能性。ZMapp击退了布兰特利体内的埃博拉病毒。第一滴药物进入他的血液后仅仅几分钟，它就开始屠杀病毒粒子集群。一种药物有可能在九十分钟内扫灭埃博拉感染，有可能在身体已经进入临终抽搐时将病人从崩溃的死亡线上拉回来，这听上去仿佛是剧本里的虚构场景，绝对不可能发生在现实之中。然而事实就是如此。至少在肯特·布兰特利这位1号实验体身上，药物成为真正的天使之剑，挖出了病毒的心脏。写作本书的时候，ZMapp对肯特·布兰特利体内的埃博拉病毒究竟做了什么依然是个不解之谜，然而无论发生什么，对埃博拉来说都不可能是好事。从更大的尺度来看，这种药物打开了通往未来的一扇窗。像ZMapp这样的药物能够战胜生物武器或阻止来自大自然的新发病毒。就完成研发并做过人体试验的某些更犀利的武器而言，ZMapp仿佛它们的一个粗糙版本。这种药物或许实现了拉里·泽特林最初的想法（那是他在领失业金时想到的）：假如你能设计出一种可以击败埃博拉的药物，那么你就几乎可以踢得所有种类的病毒满地找牙了。

当晚10点，黛博拉·艾森赫特医生把针头扎进南希·莱特博尔的股骨，开始直接向骨髓滴注ZMapp溶液。她手臂静脉的血管壁变得软而脆，点滴针头会破坏静脉，引起大出血。药物进入血液系统后不久，她的双手感到奇痒无比。这很可能是过敏反应。这一夜，药物在她的血液系统内逐渐累积，她的情况没有明显好转，但依然还活着。这一点本身也许已经是个奇迹了。

丽莎·亨斯利在旅馆房间里彻夜不眠，关注情况发展。她确定两名患者都开始接受ZMapp注射后，发短信告诉兰斯·普莱勒说她已受召返回美国。她没有告诉他原因。

肯特·布兰特利坐在皮卡的车斗里被送到蒙罗维亚国际机场，随后进入凤凰航空喷气机的生物隔离舱，飞机随即起飞。飞机在亚特兰大降落后，布兰特利身穿密封防护服，自己走下飞机，救护车将他送进埃默里大学医院，安置在高度生物隔离的ICU内。三瓶ZMapp已经从肯塔基生物制品公司送达医院。布兰特利进入生物隔离ICU后，由4名传染病医生和21名护士组成的团队立刻开始医治他。ZMapp或许在几分钟内救了他的命，但他尚未痊愈，假如没有一支优秀的医疗团队和全世界最好的医疗科技，他未必就肯定能活下来。他是8月2日抵达埃默里医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