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WA医院

7月26日，星期六，晚上9点30分

这位憔悴的男人正是兰斯·普莱勒医生，撒玛利亚救援会驻利比里亚的紧急医疗行动的总指挥。亨斯利坐进他的皮卡，他驶入医院的场地，大使馆的司机跟着他的皮卡。两辆车来到一幢小屋子前，一扇亮着灯的窗户只开了一条缝。肯特·布兰特利坐在窗口的床上，抱着他的笔记本电脑。他在研究他的病例，他知道埃博拉的抗体药物的存在。

亨斯利站在窗缝旁，简要介绍了19种有可能成功的选项供他考虑。这是技术性的快速交谈，一方是科学家，另一方是医生，需要找到药物救一名同事和他自己的性命。亨斯利带来了一份电子表格，她念了一遍清单。她对其中大多数药物的研发做过实验室研究，基本上都没有做过人体试验。当年1月，特克米拉制药公司开始做TKM-Ebola的人体试验，评估它的安全性。这种药物在猴子身上表现良好，但研发被部分叫停，公司正在搜集更多数据供食品与药品监督局（简称FDA）核准。有一种名叫T-705的药物在日本做过人体试验，针对的是流感病毒，但对埃博拉或许也有疗效。亨斯利告诉布兰特利，她参与过药物rNAPc2的研究工作，这是一种抗凝血剂，由Nuvelo公司生产，救活了用于测试的三只猴子中的一只。有一种名叫VSV-ZEBOV的疫苗，亨斯利也参与过研究。还有一种用于腺病毒的IFN-Alpha疫苗。有一种药物名叫PMOPlusR。另外还有几种药物值得考虑。

布兰特利最感兴趣的是ZMapp。这种药物救活过猴子。但他依然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亨斯利说完她对各种选项的评估，布兰特利的声音从窗缝中飘出来：“丽莎，换了你会怎么做？”

她无法告诉他该怎么做。她研究过其中许多种药物，它们没有取得过许可，没做过人体试验。她受法律和伦理的约束，不能建议任何人在这种情形下使用任何药物。“这是非常个人的决定。”她说。

然后她说十六年前，她也曾暴露在埃博拉病毒之下。当时她二十六岁，身穿密封防护服，处理充满埃博拉病毒粒子的液体，使用剪刀时割破手指，剪刀划破了两层手套。当时唯一的实验性药物是俄国人研发的一种马类血清，它有可能杀死她，她决定除非确定感染了埃博拉，否则就不会使用它。事故的那天晚上，在开会检讨前后经过后，她被送回居住的公寓。她打电话给父母，说她有可能被埃博拉击倒，那样的话，他们必须来收拾她的财物，带她的猫回家。

布兰特利听着，说在可选的这些药物中，根据现有数据，他应该会为自己选择ZMapp，尽管它从没做过人体试验。亨斯利说假如他大出血的话，她愿意献血。

兰斯·普莱勒开车穿过医院场地，带着她来到所谓“南希·约翰逊”的住处，她的真名是南希·莱特博尔。她的屋子在海滩附近。她一直在埃博拉病房外的消毒区工作，用消毒水喷淋从病房出来的医护人员，帮助他们脱掉防护装备。亨斯利和普莱勒抵达时，南希的丈夫戴维——他比南希年长很多——正在准备进屋去帮助妻子。他们家已经变成了红色区域。他穿戴个人防护装备时，亨斯利注意到他的动作很笨拙。他显然不是医务人员。

他戴上面罩和护目镜，走进室内，亨斯利来到窗口向里看。窗户大开，装着纱窗。南希躺在窗口的床上，天花板上的吊扇在转动，搅起气流，给她的皮肤降温。她在发烧，病情危重：亨斯利看得出她正在死去，戴维·莱特博尔也知道。

南希想用卫生间。戴维搀扶她起床。她难以站立。两人缓缓走向卫生间。

见到这一幕，亨斯利觉得再也看不下去了。她转过身，给两人一些私人空间，不由自主地仰望天空。雨已经停了，云开雾散，黑色的苍穹上繁星闪烁。银河贯穿天顶，朦胧的光带中镶嵌着蓝白色和金色的亮星和丝丝缕缕的黑色烟云。在这个独处的时刻里，亨斯利开始思考人生和人生的意义。

她想到刚刚目睹的景象。戴维·莱特博尔穿戴个人防护装备，准备进屋去照顾南希，他明显非常紧张、疲惫而不安，但等他真的走进房间，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就只有南希了。

她想到她在生命中得到的爱。这些年来，她和拉菲保持着时断时续的关系。他事业成功，仪表非凡，相处起来很有乐趣，而且有自己的孩子。但她和拉菲也有分歧。几周前，就在她即将离开美国出任务的时候，他说他想中断一下两人的关系。她并不怎么烦恼。然而她内心终究有罗曼蒂克的一面，梦想和一个她全心全意爱着的男人共同生活，而这个男人也用同样的方式爱着她。不知为何，这样的情节就是不会发生在她的身上，却发生在戴维和南希·莱特博尔身上。

也许，她心想，她的人生故事里的爱只有一个母亲的爱，她抚养孩子长大，辛勤工作，寻找能够救助一些人的药物。假如我奄奄一息，拉菲会穿戴上个人防护装备，扶我从床上起身吗？他会有足够的勇气和爱来这么做吗？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会有人坐在身旁，拉着我的手吗？

她从这些思绪中挣脱出来。有人正在因埃博拉而奄奄一息，她不喜欢沉迷于内心的这些念头。她转过身，面对窗户。

这时戴维已经搀扶着南希回到了床上，她正在咳嗽。亨斯利认出这是标准的埃博拉咳。大约有35%至40%的埃博拉患者会出现带湿性罗音的无痰干咳，这就是所谓的埃博拉咳。亨斯利知道咳出的细微液滴会在南希周围的空气中浮沉，感官无法察觉它们的存在，而吊扇制造的涡流会将液滴送出窗户，来到兰斯·普莱勒和她周围。她能闻到病房里的气息。

蒙罗维亚，利比里亚

7月26日，星期六，晚上11点30分

当天晚上，亨斯利在旅馆房间里发短信给兰斯·普莱勒。“你们搞得我有点紧张”，她打字道，她建议他们先戴上呼吸面具再靠近两名患者的窗外。

她清点了暴露在病毒中的次数：一共三次。第一次是她在储藏室里与肯特·布兰特利一起搬箱子和交谈。储藏室是个密闭空间，空气憋闷而不流通，两人面对面交谈。布兰特利当时已经呈现出埃博拉所致疾病的症状；他有传染性了。一个人开口说话时，肉眼不可见的细微唾沫液滴会进入此人嘴部周围的空气中，这些液滴最远能飘到6英尺之外。会不会有肉眼不可见的一团病毒粒子落在了她的眼睛、嘴巴或皮肤上？

第二次暴露是站在肯特·布兰特利家的窗缝外和他交谈。他说话时从嘴里喷出的细微液滴有可能飘到她的面部周围。

第三次暴露是站在南希·莱特博尔家敞开的窗户前，她感觉到也闻到了吊扇从卧室内送出的气流，而南希一直在咳嗽。

三次暴露，都不严重，但确实存在。她被感染的几率有多大？

她信任加里·科本杰，决定打电话给他。温尼伯此刻刚到傍晚。她向科本杰讲述三次暴露的情形，然后问：“你有什么看法？”

埃博拉研究人员习惯于拿他们的工作开变态玩笑。科本杰用戏谑的语气说：“丽莎，你开始头疼了吗？”

亨斯利不安地干笑两声。科本杰说听起来并不严重，建议她别担心。

与科本杰谈过暴露之后，亨斯利做出决定。医学伦理和政府法规要求她有义务向雇主，也就是综合研究设施，报告她的这几次暴露。因此，她必须告诉她的上司彼得·耶林。她在心里记下要打电话给他。

假如她已经被感染，那么此刻正处于潜伏期，病毒在此期间复制增殖，但宿主不会表现出症状。埃博拉的潜伏期一般约为八天，但病毒有可能在一个人身上潜伏长达二十一天，然后才表现出症状。她的服役期即将结束。假如她体内有病毒，那么就会带着病毒回到美国，然后才出现症状。她有可能传染给她的同事、普罗大众和她的儿子。这是一个不可接受的风险。

她决定将服役期再延长两周，这段时间超过了埃博拉病毒正常的潜伏期。假如她体内有病毒，那么她就绝对不能回家。另外，她也向撒玛利亚救援会和两位埃博拉患者做过承诺，要帮他们度过危机，其中包括在需要时向肯特·布兰特利献血。她必须留在非洲西部，她必须待在患者身旁，她必须开始每天测两次体温。

温尼伯和圣地亚哥

7月26日，星期六，夜间

加里·科本杰和丽莎·亨斯利拿她暴露在病毒之下开玩笑，告诉她没什么可担心的。但事实上，他惶恐不安。暴露说明丽莎·亨斯利已经开始冒险。她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险，与病毒靠得太近，不够注意个人安全。假如她继续冒险，感染的可能性就会飙升。她有可能已经被感染了。

与亨斯利打完电话后不久，科本杰联系了Mapp生物的总经理拉里·泽特林。两人花了几个小时你来我往地讨论万一亨斯利感染了埃博拉，他们该如何帮助她。他们很清楚胡玛尔·汗的遭遇。亨斯利有可能会落入汗的处境，陷在某个营地或蒙罗维亚医院里混乱的埃博拉病房内。胡玛尔·汗暂时还活着，但无法离境，无国界医生组织决定不给他ZMapp。假如亨斯利感染了埃博拉，她同样不会被允许登上飞机，因此她同样无法离开非洲。假如她无法前往瑞士或美国，就必须有人把ZMapp送到她手上。

科本杰和泽特林讨论如何把三剂ZMapp送到丽莎·亨斯利手上，以防她真的需要使用。世界上一共有六组带正式编号的超高纯ZMapp备品。1号备品在日内瓦。2号在无国界医生组织凯拉洪营地的冰柜里。无国界医生营地里的那一组可以供亨斯利使用，但把药物从塞拉利昂运到利比里亚要跨越国境，官僚主义的种种限制会造成极大的困难。从3号到6号的正式备品存放在肯塔基州欧文斯伯勒和另一个地方。

除此之外，ZMapp还有一个疗程的非正式备品藏在某处，以备不时之需。三小瓶冷冻的超高纯ZMapp存放在某个地方，等待被使用。那是0号备品，秘密存货。科本杰和泽特林制定了一套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