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拉洪ETC

7月23日，星期三，日落时分

几小时后，夜幕降临在非洲西部，胡玛尔·汗躺在简易床上，开始度过他在营地里的第二个夜晚。他不知道关于他的国际电话会议仍在进行中。世卫组织的医生越来越愤怒。他们强烈赞成把ZMapp的事情告诉汗，给他一个为自己做出决定的机会。营地管理人员反对这个想法，正在寻求替代方案。无国界医生组织布鲁塞尔办公室的部分管理人员赞成把药给汗，但他们认为营地管理者有决定权。假如汗死去，安雅·沃尔茨不希望营地的工作人员和患者受到暴力的威胁。另外，她对药物的疗效有所怀疑，担心它会毫无作用或杀死汗。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加里·科本杰在温尼伯参与了通话，回答有关ZMapp的提问。他是药物的发明者之一，因此不能给出建议——这种药物尚未通过审批，研发者推动用于人类对象是违反法律的。“我尽量保持语气平和。”科本杰回忆道。他描述这种药物如何从死亡中拯救了18只猴子。每只动物注射了三剂ZMapp，每次给药相隔数天。他将其比喻为职业拳手的三记重拳：前两拳把埃博拉打倒在地，第三拳结束战斗。

几个小时过去了，世卫组织的蒂姆·奥邓普希医生同意由他亲自给汗注射药物。就算出了问题，接受非洲人谴责的也将是世卫组织，而不是无国界医生组织。然而，营地的医生声称，假如奥邓普希给汗用ZMapp，他们就会拒绝从任何一个方面参与对汗的后续医疗照护，于是计划流产。奥邓普希无法在没有任何后援的情况下单独照护汗。

他们为汗制定了新的计划。非洲西部时间晚上10点45分，加里·科本杰从加拿大发邮件给Mapp生物的总裁拉里·泽特林，后者在他圣地亚哥的办公室里。两人快速交换意见。

科本杰：好吧，今天／夜是不会治疗了。WHO总部很生气，但MSF（无国界医生组织）决议反对。还需要更多的实验室数据，他依然有可能得救……另外，WHO要送他上救伤飞机，就看他能不能经受住旅途了。

泽特林：哇——他们要送他去日内瓦？

科本杰：日内瓦，伦敦，法国，愿意接收他的任何地方。

泽特林：所以他们不打算用日内瓦的那一剂治疗他？

科本杰：正在送一剂给他，其余的需要从日内瓦送去（或者全部三剂）。

计划是这样的：一架救伤喷气机接上汗，送他去某个欧洲国家。蒂姆·奥邓普希和汗一起上飞机。奥邓普希会带上2号备品（凯拉洪营地那个疗程的ZMapp）中的一瓶。他会在飞行途中向汗注射药物。假如药物导致汗休克，飞机上的医疗设备也许能救他一命。假如汗活下来，住进欧洲的一家先进医院，就把1号备品中（日内瓦那个疗程的ZMapp）的两瓶空运给他。这样一来，汗就能得到ZMapp规定的三剂用药，他的治疗会在非洲之外完成。

利比里亚国家基准实验室

7月24日，星期三，上午8点30分

大使馆车辆在旅馆接上丽莎·亨斯利和她的美国同事，踏上前往国家实验室的一小时车程。他们来到实验室时，撒玛利亚救援会从ELWA医院送检的一批血样已经在等他们了，这是个隔热保温盒，采血管底下垫着冰块。每个采血管都装在一个塑料袋里，塑料袋经过消毒。亨斯利穿戴好防护服，走进高危区域，团队开始化验血样。其中有一个样本属于名叫汤巴·斯奈尔的一位病人。这个名字很普通，没人对此多想什么。一天工作结束，团队发现汤巴·斯奈尔对埃博拉的结果是阴性。亨斯利把血检结果发给撒玛利亚救援会。在撒玛利亚救援会的办公室，兰斯·普莱勒得知布兰特利的结果呈阴性，命令再做第二次检验。肯特·布兰特利依然在家隔离，而且病情也没有好转。

凯拉洪ETC

当天晚些时候

如何为汗安排飞机的讨论在第二天上午继续。世卫组织日内瓦总部的官员最终雇佣医疗航空公司国际SOS将汗送往欧洲。但法国、德国和瑞士都无法立刻批准一名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外籍人士进入国境。另外，SOS公司的飞机还必须中途降落加油，最佳地点是马里或摩洛哥。然而，这架飞机载有已确诊的埃博拉患者，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允许它在境内降落。

蒂姆·奥邓普希随后向安雅·沃尔茨和营地管理人员提出了另一个方案：他亲自带汗回凯内马。他会同时带走营地里的那一份ZMapp。回到凯内马医院，由他亲自向汗注射药物。假如汗在自己的医院里使用ZMapp，那么非洲人就不太会认为他是白人实验的牺牲品了。这么一来，对于无国界医生营地来说不存在任何风险，另外，既然药物不是他们给汗的，那么也就不会破坏他们的伦理准则了。

营地的管理人员同意了奥邓普希的提议，但他们禁止他把营地里有ZMapp的事情告诉汗。奥邓普希走到探视区，隔着红色区域的围栏与汗交谈。他问汗愿不愿意回凯内马。奥邓普希语焉不详地说回到凯内马，他也许能给予汗某些在营地不存在的治疗。他对ZMapp只字未提。

汗不希望他的人员见到他感染埃博拉的惨状。他对奥邓普希说他在营地能享有更多的私人空间，他更愿意待在凯拉洪。

此后，米切尔·凡赫普私下里找到安雅·沃尔茨。他无法忍受看着汗再这么下去了。“我去治疗中心亲自给汗注射药物吧。”他对沃尔茨说。

沃尔茨回忆她如何说服他放弃这个念头。“我说的好像是：‘不，从伦理角度来说，你不该这么做。’这是我在无国界医生组织内面对的最可怕的局面了。”

同一天

迈克尔·波凯——他为汗保管着护照——定期探视汗，在探视区隔着围栏和汗交谈。汗告诉迈克尔说他开始腹泻，正在脱水。他请迈克尔为他静脉滴注补液：从手臂点滴注射生理盐水，补充失去的体液。

营地工作人员在患者的数量面前感到不知所措，担心带血的针头有可能造成危险，因此已经停止向患者静脉滴注补液。迈克尔对汗说，他会亲自进入红色区域，为他点滴注射生理盐水。他认为对汗来说，最适合注射的是林格氏液，其中含有钾离子。假如汗的血钾降得太低，他就有可能发作心脏病。迈克尔去找营地官员，希望能得到允许，带着静脉滴注套件进入红色区域，由他给汗注射补液。

他找到一名医生，请求和医生谈一谈。他说汗医生开始脱水，需要静脉滴注补液。他希望能进去，为汗点滴注射林格氏液。

医生说除了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医护人员，禁止任何人进入红色区域。

迈克尔表明身份，说他是汗医生的副手，汗医生急需帮助。他说他在穿戴个人防护装备执行任务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说来也巧，与他交谈的这位医生正好和营地的后勤管理员在一起。后勤管理员是营地里最重要的管理人员之一，负责管理营地的供应链和现场运行。营地的形势危若累卵，后勤管理员被迈克尔的请求气得火冒三丈。“为什么所有人都这么在乎汗医生？”他说。不，汗医生不能得到其他患者无法得到的额外治疗。其他患者无法得到静脉滴注。既然其他患者无法得到静脉滴注，那么汗医生也不能得到静脉滴注。

迈克尔觉得这太疯狂了。“你知道你在胡说什么吗？”他对后勤管理员说，“你说你们必须平等对待所有患者，行啊。但你知道他救过多少人吗？你知道假如他能活下来，还能救多少人吗？”假如注射盐水能拯救汗，就有可能拯救更多的生命。

迈克尔说他提出他的疑问后，两名管理人员一个字也没说就转身离开了。他没有得到允许带着静脉滴注套件进入红色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