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波街，凯内马

7月22日，星期一，上午10点

科罗马总统告诉胡玛尔·汗，他刚刚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陈冯富珍谈过，她支持向世卫组织直接求助，将汗从塞拉利昂接走。假如能用飞机把汗送到欧洲或美国，他就可以得到最好的医疗救治，甚至有可能使用在塞拉利昂不可能接触到的实验性药物和疗法。

卫生部长米亚塔·卡格波也在电话上。“我们会安排飞机在跑道上等你。”她对汗说。

汗的朋友约瑟夫·费尔当时在为卫生部工作，他也在电话上听着，但没有说话。通话即将结束时，费尔私下里问政府官员，他能不能和汗医生聊几句。总统和卫生部长退出电话会议，费尔等待片刻，亮出身份。“C宝贝儿，是我，约瑟夫。你感觉怎么样？”

“觉得很疲倦。我还没急性发病。”

“我需要你保持坚强，记住咱们一起经历了多少风雨。”费尔知道汗要做一些重要的决定，因此他准备和汗说再见了，但汗有话要说。

他告诉费尔说他最近读到过埃博拉的实验性疗法的资料。他在寻找有可能帮助他病人的药物或疫苗。只是现在他成了病人。他的结论是存在三种似乎有希望的疗法可供选择。其中一种是实验性的疫苗VSV-ZEBOV（就是加里·科本杰和同事们在温尼伯研发的疫苗）。汗认为即便一个人已经被病毒感染，这种疫苗依然有可能救他的命。除此之外，在汗看来，还有两种药物也值得期待。一种叫TKM-Ebola，另一种叫ZMapp。“要是交给我选，随便哪种我都愿意快乐地接受。”汗对费尔说。他还说他更看好ZMapp。这种药物已经治好了几只豚鼠。他问费尔有什么看法。

费尔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听说过ZMapp，但对它一无所知。他甚至不知道它该如何用在人类身上。“我完全不知道它会对你产生什么效果，”他对他的朋友说，“你也许会过敏性休克，五分钟内死去。然后你会成为一号实验体。”

“约瑟夫，换了你会怎么做？”

费尔沉默地拷问自己。要是他感染了埃博拉，他会怎么做？“那是一种非常惨烈的死法，”费尔后来解释道，“我见过我的朋友如何死去。胡玛尔也见过他的朋友死于埃博拉，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埃博拉专家圈里有个说法，要是我们感染了埃博拉，我们什么针头都肯挨。随便什么针头。”

费尔犹豫片刻，给了汗他的答案。“我个人会使用ZMapp。”

汗想进一步了解这种药物。“你能找些ZMapp的论文发给我吗？”

费尔说他会去搜集有关ZMapp的论文，用电子邮件发给汗。此时此刻，约瑟夫·费尔和胡玛尔都不知道ZMapp已经治好了18只猴子，无论它们的病情在用药前有多么危重。哇噢实验仅仅在三周前结束，详情尚未对外披露。只有少数几名专家知道这件事。胡玛尔·汗也不知道ZMapp的1号备品就存放在日内瓦的一个冰柜里。

7月22日

上午10点45分

汗与总统通话后，决定转入无国界医生组织在凯拉洪的埃博拉治疗中心，凯拉洪是马科纳三角洲地区的一座塞拉利昂城市。他不愿住进凯内马医院的病房，一方面是因为那里的条件非常糟糕，另一方面是护理他的将是他手下的护士，见到他病倒，士气会严重受挫。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营地拥有基础护理所需的装备，还有来自欧洲和美国的管理者和医生与拿薪水的当地医护人员共同工作，后者以塞拉利昂人为主。汗觉得他会在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营地待一小段时间，然后乘飞机去欧洲或美国的一家医院。

他的三部手机响个不停。他的精神越来越差，病情越来越严重。他不想在电话上交谈。他拿了些钱给管家彼得·卡伊玛，请彼得帮他去店里买一部便宜手机。这部手机有个新号码，一个秘密号码。他只打算把号码告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他尤其不希望父母知道他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他父母健康状况良好，依然住在弗里敦海湾边的小屋里。但他父亲毕竟已经九十九岁了，汗担心坏消息会要了他的命。

他听见人群在院子里聚集。他待在室内。救护车赶到，医护人员穿戴着个人防护装备，抬着担架走进屋子。他们发现汗躺在床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他们帮他在衣物外面套上生物隔离防护服，戴上口罩和手套，这样就不会把病毒传播给其他人了。然后他们用担架把他抬出家门。他们用担架抬着身穿防护服的汗走出屋子时，人群中爆发出惊呼和啜泣声。

汗请急救人员停一下，他从担架上下来，站在地上。“先生们，别担心。我会回来的。”他对人群说，然后走向救护车，从后面爬进车厢，躺在轮床上。汗的管家也上了救护车，坐在司机身旁。救护车开出院子，沿着杭阿路向北而去。一小时后，救护车驶过马科纳河上的一座公路桥。过桥后，公路戛然而止。救护车放慢车速，沿着蜿蜒于马科纳三角洲之中的一条土路缓缓前行。

蒙罗维亚，利比里亚

7月22日，上午11点35分

汗那辆救护车离开凯内马的时候，丽莎·亨斯利正坐在一辆四驱车里穿过蒙罗维亚市区，这辆车归美国大使馆所有，配一名大使馆的驾驶员。她正在前往永恒之爱胜利非洲医院，这家医院坐落于市区以南的大西洋海滩上。亨斯利和利比里亚同事们一直在化验ELWA医院的医生们送来的血样，亨斯利想去走访现场。基督教医疗救助组织撒玛利亚救援会在这家医院的礼拜堂里设立了一个埃博拉隔离病区。

大使馆车辆在礼拜堂旁停下，亨斯利下车。礼拜堂是一座刷白的小建筑物，顶上立着十字架，屋顶向两侧展开，由白色塑料屏障包围，里面住满了埃博拉病人。亨斯利与埃博拉病区的管理者见面，他是一名内科医生，为撒玛利亚救援会工作，名叫肯特·布兰特利，这个瘦高个美国人当时三十多岁，有着沙黄色的头发，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撒玛利亚救援会的医护人员有利比里亚人也有美国人，他们穿戴着个人防护装备，从指定的进口和出口进出礼拜堂。隔离病区的出口处，消毒人员用漂白水喷淋器为医护人员的防护服消毒。

肯特·布兰特利忙得不可开交。他要去一间物资储藏室里工作一段时间。亨斯利说她可以帮忙。两人一起走进储藏室，一边交谈一边搬运成箱的医疗物资。做完事情，他们走到外面的阳光下，亨斯利用手机给肯特·布兰特利拍了张照片。那天晚上，她回到蒙罗维亚的旅馆房间里，取出手机，看她当天拍的照片。肯特·布兰特利在储藏室里看上去挺好，但此刻看着照片，她发现他有黑眼圈，状态很糟糕。他们交谈和搬东西的储藏室里很暗，因此她没有意识到他看上去是多么疲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