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幼年文工队共五十多人，是1951年3月8日随二军军长郭鹏一起从长沙出发的，因为他要回新疆，就把我们捎带上了，所以我们这批进疆女兵可能是人数最少的一批。

我是湖南郴州人，三岁丧父后，母亲改嫁，所以只能跟着叔叔过。当时郴州号召我们参军是以抗美援朝的名义。说是九军的人已开往朝鲜了，只有番号还留在国内。

我到新疆后，分在二十七师七十九团，该团驻地在和硕滩，那是一个很穷很苦的地方。只有戈壁滩，看不见一棵树、一个人。风遇不到丁点阻挡，特别劲猛，有时能把站着的人掀翻。狼则有恃无恐地一边嗥叫，一边奔突。

当时排节目的时间很少，一般都是和大家一起劳动。每天天不亮，那首《戈壁滩上盖花园》的歌就唱起来了——

没有工具自己造，

没有粮食打野羊。

自由的种子撒下去，

幸福的泉水流不完。

……　……

等到天黑尽了，我们才又唱着这首歌返回营区。

我人小，但一到部队，就让我当班长，领着大家劳动、开会、读报、讲怎样受压迫。所以领导表扬我说，你虽然出身不好，但还没有留下阶级烙印，要我一定好好干。

听领导这么说，谁不感动呀！我恨自己不能长出三头六臂，把所有苦累活儿都揽下来。

乌库公路是王震亲自筹划的，1952年2月正式开工，由新疆军区工兵团担负北线施工，二十七师担负和静至天山冰达坂的南线工程。

自古以来，天山就阻碍着南北疆的交通，乌鲁木齐和库尔勒之间，雪山横亘，冰峰高耸，悬崖千仞，恶水激荡，历史上乌鲁木齐到南疆都绕道白杨河、托克逊。民间谚语说：“千年冰峰人难开，要开除非神仙来。”

我跟着二十七师的筑路官兵上山了，当时正是风雪肆虐、严寒凛冽的时节，大家背着行装，带着武器和工具，踏着没膝深的积雪向天山腹地进发。

乌库公路工程在我国公路施工史上是罕见的，它几乎集中了我国修筑公路的所有难点：气候恶劣，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复杂，施工难度大，工程艰巨，生活艰苦。天山山谷气候变化无常，冬天冰雪覆盖，河水结冰，塔松挂满晶莹的冰凌，雪崖时时坍塌堵路，狂风阵阵刮倒工棚。零下三四十度的奇寒把地表冻得如钢板一般坚硬，施工战士呵气成冰，人人鬓发须眉上都结上冰霜，赤手一沾钢钎便撕掉一块皮肉。崇山峻岭，连绵不断，悬崖峭壁，激流湍急，乱石坠落，随时发生。高山缺氧，呼吸困难，连馍馍也难蒸熟，开水不到九十度便沸腾，加之生活困难，缺肉食，缺新鲜蔬菜，不少人的指甲下陷，不少人得了夜盲症和雪盲症。筑路的指战员们在海拔4200米的天山主峰——胜利大坂，穿云破雾，劈开一个隘口；在峭壁悬崖上凿石，在急流深谷架桥，在泛浆地带铺路。

我们文艺组是踩着大部队的脚印前进的，开头坐马车，到了天山脚下后，就开始爬山。沿着羊肠小道走了好几天，才到达要翻越的天山达坂下。前往达坂的路连羊肠小路也算不上了，好多地方是沿着人凿出的脚窝子，四肢并用，像猫一样往上攀登。岩壁立，危崖突兀，使人既不敢往上望，更不敢向下看，那可是真正的上天山。

到了山里后，由于后勤供应困难，粮食紧张，蔬菜更是没有，大家只能早上吃盐稀饭，中午吃盐炒饭或盐水咽干馕，晚上是吃盐拌饭。

那里的气候也不好，一会儿晴空万里，一会儿乌云遮天，一会儿大雨倾盆，一会儿风雪交加，弄得人不知该穿什么衣服才好。

我们文艺组的主要任务是把当天的好人好事、先进个人、工程情况现场编成节目，唱跳一番，然后就是帮战士们洗衣服，谁洗的衣服多，谁就是先进。雪水冰冷刺骨，十分难受，但大家一点也不在乎，有些女兵来了例假，照样在冰水里劳作，很多人从那以后，就落下了病。

乌库公路全长四百多公里，当年就通车了。为修这条公路，共有一百多人牺牲，平均每四公里就埋着一位兵团战士的尸骨。

公路通车后，我去乌鲁木齐参加了军区文艺汇演。结束后，就派我到山东去。去干什么呢？当时新疆还有一部分老同志没家属，急需解决。因为山东是个老解放区，有好多仗都在那里打，好多男人在战争中战死了，寡妇很多，另外，山东当时据说女多男少，就准备上那里去招些女的来。这次在年龄上要求非常严，必须是十八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其他条件基本上不作要求。

每个师去十一个人，合起来组成新疆军区赴山东招聘总队。对哪个师到哪个地区、动员多少妇女实行划片。我们二十七师到莱阳专区做动员。当时，招聘总队的山东人极少，这是怕他们知道新疆的情况，进行反宣传，人家不来。我们也不许说新疆不好，并把它作为一条纪律。这项工作我很反感，但又不得不去做。

和我们一样，许多山东女兵对新疆的情况一无所知。几乎每个我接触的人都会问我，同志，人家说新疆很可怕，你认为怎么样？

当然好，那是个好地方。

新疆的人身上都长毛吗？

你看我是新疆来的，我身上长毛了吗？

听说他们还吃生肉，是这样吗？

那是传闻。

那里的人也像我们一样，一天三顿都是吃地瓜干吗？

不，那里的人吃玉米和小麦，有时还有米。

听说招我们女人去，男的站一排，女的站一排，对上谁了就和谁结婚，是不是？

我是1951年去的，现在还没结婚。

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回答了多少遍。它像外交辞令一样圆滑。我用别人对付我的方式来对付这些姐妹。后来，我开始逃避她们的询问，但怎么能逃避开呢？

有一天，一个寡妇来参军，她已三十五岁，她十五岁结婚，婚后不久，丈夫就当兵出去了。先是在国民党部队，后来又到了共产党部队。她丈夫在三○年和四一年捎过两次话回去，使那女人知道他还活着。她就一直等他。等到解放，再没有消息。过了好久，才知道他在四八年就牺牲了。她等了整整二十年，没想等来个死讯。她问我是不是分配婚姻。我想她是我母亲辈的人了，就点头说是。她说女人天生苦命，能有一份衣禄，也没什么。反正，她问新疆的情况，我都如实说了。她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说要去那里，不去那里，怎么活下去呢。

其实，我跟她们说实话，只是要给她们一个选择的余地。这些女的大多是农村的，她们的选择大多是为了寻找活路，在这种情况下，命运可能都左右不了她们。她们是知道实情来新疆的，思想都很稳定，因为无论遇到什么，那都是她们自己的选择。而开头不知实情的，自上路后就大吵大闹，她们没有文化，骂人特别厉害，骂的话难听得很，有些性格刚烈的，甚至跳车。但我们师却没有这种情况。

自山东女兵来到新疆后，每个连队都有女的了。但当时还只能轮到连级干部结婚。

从山东接兵回来，我就在团政治处负责妇女工作。我那时还是个十六岁的小姑娘，却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了。比如说，有时连长、指导员都喜欢上了一个山东姑娘，闹了矛盾，我就得去调解；还有三个女的都看上了年轻的小文教，我也得解决。

教导员侯同兴看上了团部的一个山东女兵，捎话人也是我。因为当时部队都在下面开荒，连星期天也没有，他根本没时间到团部来。

教导员把信交给我，我再交给那女兵，那女兵很生气。

不久，教导员提升为政委，为了让他们见面，我们就把她推进房里去。

政委问，你刚才在干什么？

女兵说，在剥玉米。

把手给我看看，我看看你的手，就知道你怕不怕劳动。

女兵红着脸就把手递给了他，他握住，在她手心里写了“我爱你”三个字。

女兵的脸就更红了，低着头说，这是你写的，与俺无关。

政委的确非常爱她。那时，年龄太大的老同志大多已与湖南女兵结婚了。后面的男同志年龄相对小一些，加之山东女兵的年龄相对也大一些，文化程度相对低一些，出身贫苦，对生活（包括爱情）容易满足，所以许多夫妻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以后，感情就培养起来了，有些还挺恩爱的。

现在，就说说我自己的婚姻吧。

记得那是我十六岁那年的一天晚上，大家挤在戈壁滩上看电影，政治处保卫股的罗干事让他的老乡来找我，叫我出去。我挤了半天，没有挤出人群。我想，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就继续看电影。

第二天早饭时，我看见了他，就问，罗干事，你昨晚叫人找我有啥事呀？

他脸一红，扭头走了。

其他人见了，“哄”地全笑起来，我才明白了一点。

有一天，他找到了我，脸红了半天——他当时也才二十岁出头，说，我想找你说件事。

我见他紧张得额头上直冒汗的样子，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我说，什么事你快说吧，看把你紧张的。

我们谈朋友吧！他像下了决心似的用发抖的声音说。

从内心讲，我还是喜欢他的，因为我们都年轻，因为年轻可以使我们接近。但我当时的确还不知道情为何物。我说，我年龄还小。

我们可以保持关系。

我说，不行，在部队你是知道的，假如我们相处后我对你不满意了，人家会骂我作风不好。

他听后，就默默地走了。

不久，他又说他要去找组织谈谈，说要与我谈朋友。当时他根本不符合结婚条件，组织自然不会答应他。

从此后，我就常常看见他在野外拉小提琴，是那种很悲伤、很忧郁的调子。我听了，心里也很难过，正想着要去安慰安慰他，不想后来那琴声没有了。我一打听，得知他已被调到了别的部队。

后来，组织科长给我介绍了对象，他是四七年从河北参军的子弟兵，在家就是儿童团员，有一些文化，参军后搞机要工作。好多人是徒步进疆，他是跟着王震乘飞机抵达迪化的。来新疆后仍从事机要工作，后到八一农学院学习，毕业后分到了七十九团。

我对他印象不深，只是组织科长出面，我作为一直搞妇女工作的人，自然知道意味着什么——只要介绍了，就表示组织上给你定下来了。

他出身贫农，又有文化，第二年提为教导员，第三年便当了副团长。

有一天，他找到我，对我说，小陈，有几对人今天结婚，我们也结吧，组织已批准了。

我当时连我们从认识到结婚有多长时间都想不清楚，但一想组织已批准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就说，你定吧！

我渐渐地也不奢望什么，只求安然度过一生。他除了脾气不好之外，也没太大的毛病。不想“文革”开始，他就跳出来了。

他一夜之间变成了两个人，在人与魔鬼之间，我分辨不出他属于哪一种，但在当时，他从事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神圣——他是“红色战士”的头头。除了他的盲目，还有他自己那“贫下中农”“共产党员”“子弟兵”三块“金字招牌”，加之他口才好、有能力、有号召力，使他迅速进入“革命”和“造反者”的阵营。他带着红卫兵三次进京“朝圣”，回来后就开始批斗团长、师长，以至兵团政委张仲翰……

但“文革”结束后，那一切烟消云散，他从天上跌落下来，摔得很惨，却不知怎么跌落下来的。他两手空空，得到的却只有人们对他的仇恨。他被人怨恨，生活在冷漠之中，他的良心也越来越不安，内心感到越来越愧疚，他在自负和忏悔中早早地去世了——他去世时是八三年，刚满五十三岁。

他没有给我一个孩子——有人也因此骂他，说这是因为他把事做得太绝的原因，我们曾从他老家领养过一个侄女，他去世后，她也回老家去了。

然后，由我独自一人来承受从他身上转嫁到我身上的怨恨。开始我觉得很冤，后来，我觉得作为她的遗孀，我应该承受这一切。“文革”中有那么多人受害，害人的人也应该受到惩罚。如果罪恶轻易地化作了烟云，那么，它可能随时会再次发生。

所以，我选择了不与外界交往，选择了在这间寒冷宽敞的平房里，孤独地生活。

我，就以这种方式承受着敌意和不公，替丈夫赎罪。

故乡因为没有亲人而成了异乡，这里也因为那种彻骨的炎凉也成了异乡，这人间似乎已没有我的居所，我在遥远的异乡孤独地生活着。

但我并不想终老于此。我期待到养老院去，在那里开始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