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一批湖南女兵共有一千六百多人，分乘四十辆车，浩浩荡荡地往新疆开。我当时才十五岁，没见过那么大的戈壁和沙漠。一进入河西走廊，就在荒凉的地方走。走了一个多月，还是那么荒凉，我就后悔不该来。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过猩猩峡，因为地势险要，土匪活动十分猖獗。走在最前面的一辆给养车，可能是想走快一点，赶到前面去张罗饭食。不想土匪在路上挖了陷沟，车一头栽进去了。司机和副手受了伤，但没有死，土匪抓住他们后，在他们身上浇上汽油，活活地烧死了。车上的物资被抢劫一空。我们赶到后，土匪已逃得无影无踪，被烧的司机还在挣扎，那情景真是恐怖极了。

我们到了阿克苏后，正是毛主席号召进疆部队“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的时候，部队成批成批地向塔里木开进。

我们穿着土黄色的军装，一到了黄色的沙漠里，就分辨不出是人还是沙了。

虽然是军队，但我们到部队后，学习的不是军事技术，而是生产技术；发的不是枪，而是砍土镘；接到的第一道命令不是上战场杀敌，而是到沙漠戈壁开荒。

说句实话，哪儿没有地种呀！为啥要满怀豪情到塔里木来种地呢？我拿着那把粗大笨重的砍土镘，看着看着，眼泪就出来了。我更加后悔，在心里暗说，一旦有机会，我就要回常德去——我家在常德市——回去后继续读书。

然而，当兵是我自己要来的。那时，胸前有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家里又挂“光荣牌”，觉得不但自己光荣，家里也光荣。就和几个同学背了个包袱，也不跟家里人说，就往长沙走。去了后，招兵的一个女军官问道，小鬼，你叫什么名字？

江莉华。

多少岁？

十八。我说。因为我很少撒谎，又是跟解放军撒谎，所以，心里特别紧张，那话一说出来，脸就红到了脖子根上。

你这么小，顶多十三四岁。她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也不知哪来那么大的胆子，仍坚持说，我就是十八岁。

她很严肃认真地对我说，小姑娘，你如果撒了谎，到新疆后是要劳改的。

我当时不知道劳改是怎么一回事，我只猜测那可能是一件可怕的事，犹豫了一下，就说，劳改就劳改，我不怕。

进了塔里木，看到那无边的沙漠，就把人吓住了。除偶尔可以看到一两丛红柳外，再没有活的东西，一些不时可以看见的枯胡杨树桩，不知死了多少年了，在阳光下泛着白骨一样的光。我当时就想，这样的地方能活人吗？除了疯子，谁也不会想着要在这样的地方开田地，种庄稼。

那的确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因为我看到偌大一条塔里木河都被沙漠整得半死不活的，更何况我们这些人呢！

我们进去时正是七月份，塔里木像个大火盆一样，要把人烤成肉干。有人测量了一下，那里的地表温度竟有七十多度。我们在石板上能把饼子烙到九成熟，有句“青石板上烙大饼”的歌词绝不是夸张。

当时，就一套棉布军装，整天穿在身上，整天都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到最后，结上了一层白白的盐粒。沙漠中没有水，洗不成脸，洗不成澡，洗衣服就更不用想了。身上那个酸臭味呀，自己闻着都感到恶心。我们是在水里长大的，哪离得开水呀，成年累月的不洗澡，更是受不了。最后，我们壮着胆子，直接去找领导。找到连长，连长说，这大漠戈壁的，哪有这么多讲究，不能有资产阶级情调；找到营长，营长说，连饮用水都困难，哪还能洗脸洗澡呀，努力开荒吧，这荒要一直开到塔里木河边呢，到了那里，就可以每天洗脸、洗澡、洗衣服啦！因为当时的确太想洗个澡了，我们就继续去找团长，团长说，姑娘们，汗水就是河，用汗水洗脸、洗澡、洗衣服好了！

大家无望而归，只得继续忍耐。

团长虽然这么说，但还是把我们的意见反映到了师里。可师长林海清也没有办法。考虑了半天，就让我们去挖胜利渠，准备把塔里木河的主要支流阿克苏河的水，通过天山南麓，引到沙井子垦区。

虽然挖渠的劳动很苦，但能够洗脸、洗澡、洗衣服，大家也就无所谓了。

修胜利渠一修就是三年。为了炸开“坚戈壁”，我们自己熬硝做炸药。没有房住，我们就露宿戈壁滩。没有菜吃，就用盐拌饭，用盐水蘸馍。

胜利渠是五一年三月份动的工，到五四年建军节才完工。总干渠宽二十九米，长六十六公里，加上十二条干渠，总长一百八十八公里，共挖填土石一千零三十六万立方米。如果把挖填的土石堆成一米高、一米宽的土墙，可以从阿克苏一直堆到乌鲁木齐，两千多里地呢！那几乎全是靠人工完成的。

开闸放水那天，国家水利部部长傅作义亲临剪彩致贺。

修完渠后，我被送到了八一农学院学习。主要学棉花种植。课程主要有《粮食作物》《作物病害》《棉花栽培学》《肥料学》《普通园艺》，还有政治课。平时上课，课余时间和节假日还是劳动，参加首府乌鲁木齐的建设。

三年下来，我已在劳动中长成了大姑娘。不停地劳动，使我渐渐对这里有了感情。是呀，地开出来了，水引到地里去了，寸草不生的地方长出了庄稼和树，看着这一切，要离开，也舍不得了。

我那时的觉悟已非常高，样样工作都要争先进。久而久之，身体累垮了，什么病都累出来了。

农学院毕业时，都是要求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当时阿克苏算是条件好的，所以都没有几个人愿意去。当学校要分我去时，我流着泪不干，坚决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是学校硬把我分到这里的。

其实，那时无论分到哪个团场，都是拼了死命地干活，都是吃大苦、受大累的。只是那时人们的思想单纯，组织说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就争着申请去最艰苦的地方，组织说老军人为了革命，耽误了婚姻，组织安排你们和谁结婚，大家就不再反抗，将自己嫁给一个陌生人。

说起婚姻问题，我算是自由恋爱的。“分配式的婚姻”主要是在五四年以前。这之后，很多老革命的婚姻解决了，限制就放宽了，可以自由恋爱了。我之所以有这种幸运，原因是我入伍时年龄小，到了十八岁，够了婚配年龄，又上学去了。

我们当时一听“结婚”两个字都害怕。因为暗地里听到的关于女兵婚姻不幸的事情太多了。婚姻自由是人最基本的自由，但当时却没法做到。据我看，造成婚姻不幸的原因主要是：第一是年龄相差太大，有的相差二十多岁。其次是没有共同语言。特别是一些湖南、四川来的学生兵，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对爱情和家庭都有自己的追求和憧憬。而当时的连、营干部，大都是靠打仗打出来的，脾气很粗暴，虽然都想找个有文化的老婆，却不知道怎么对待。我后来总结了一下，发现一个规律：年龄越大结婚越早，结婚越早婚姻越不幸，但更不幸的是人长得漂亮的，文化程度高的。因为结婚越早，年龄差距越大，人越漂亮，越易被上级领导挑走，这决定了你难以摆脱别人强加给你的命运，内心也就更痛苦。

自我入伍那天起，这块石头就一直压在心上，随着年龄的增加，“婚龄”的到来，天天都担心哪个领导有一天突然对我说，小江，你到年龄了，该结婚了，明天，你跟某某结婚吧。直到上学后，这种担忧没有了，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于是，就一门心思地争取在学习上拔尖，工作搞得更出色。

我丈夫与我相守了四十一年，于九七年去世了，他是我在新疆的第一个亲人，在没有孩子时，他也是我在新疆的唯一的亲人。这四十一年时光，无论频繁的政治运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少动荡，我们始终相亲相爱。这对于像我们这样普通的一介平民，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

塔里木，留着我的青春，留着我的爱，这土地，也浸透着我的汗水和眼泪，所以我爱它。

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留给她了，只有我这一副老身骨，我愿把它留在这里，哪怕能肥沃这里的一土也好，哪怕能使一株荒草生长得茂盛一些也好。

的确，我如今才感觉到，对于这片土地，我做得太少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