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莫墩是一个地名。它地处焉耆西北，是一个小小的盆地。天山和它的儿子霍拉山把它小心地护在怀里，时而明朗，时而忧郁的开都河从它身边流过，不慌不忙地奔向博斯腾湖。这一带是回族人的家园，也紧邻蒙古人的游牧地。

五十年前，这里是一片苇子滩和沼泽地，出没着狼、狐狸和土匪。

我到达这里时，十七团已在开都河岸一百多华里的范围内摆开了阵势，要让这些苇子变成庄稼，让沼泽变成良田，让狼嗥狐鸣变成犬吠鸡啼。

我是1951年3月从长沙出发的，到达这里已是七月。车刚刚停下来，成群的蚊子就围了过来，黑压压的一片。女兵们当时只发了一套苏式军裙，被叮得直想大叫。但因为有来迎接的官兵，没法叫出来；有人想跳，也因为这种场景而只得忍着。每个人都希望那欢迎的过程越短越好。但致欢迎词的领导却来了谈兴，只见他一边用双手赶着扑向他的蚊子，一边天南海北，大政方针，滔滔不绝，弄得我们这十多名女兵叫苦不迭。最后，终于有女兵忍受不住，弯腰去拍打蚊子，一巴掌下去，手上一片鲜红，像抹了血似的。她这一带头，我们都去拍打蚊子。“啪啪”之声清脆悦耳，好像是十几个人在扇耳光一般。最后，致欢迎词的人说，蚊子就是你们面临的第一次考验。

欢迎的仪式结束后，女兵们就逃命似的想躲到房子里去，但放眼望去，四处搜寻，却没见一堵墙，一片瓦。大家狼狈地望着带队的干部。带队的干部说，现在还没来得及修房子，部队住的是地窝子、苇棚子。

什么叫地窝子、苇棚子？大家好奇地问。

等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好心的战士们抱来一堆干芦苇，用火点着，把烟扇开，用来熏蚊子。虽然十分热，但为了逃避那些蚊子，大家还是往火边凑。看看自己的腿和胳膊早已被蚊子叮得惨不忍睹，再望望彼此的脸，也早已面目全非。

大家心里十分难受。最难受的是我们没有单衣单裤，在长沙发了一件棉衣，自己的衣服走时不让带，说到新疆后什么都发。但在兰州发了一套军裙后，就什么也没发了。因为害怕蚊子，我们就围着火堆——七月烤火也心甘，谁也不肯离开。

那些蚊子白天也“嗡嗡”地叫，叫声从火堆外传来，像是有意要吓唬人。领队的干部急了，说，你们这样怎么能行？你们已经是战士，几个蚊子就吓成这样，以后那么多的苦怎么能吃下？

我们一想也是，就给那干部建议说，你带着我们跑步去住处吧，这样的话，蚊子就追不上我们了。

他说，你们不说我也会这样做的，你看我跑来跑去的，不就是为了躲蚊子吗？

我一想以后就得成天跑来跑去的生活。觉得十分可笑，就“扑哧”一声笑了，大家也莫名其妙地跟着笑了起来。

我们跑着到了一排苇棚子前。那是用芦苇编成的、用水柳树干固定起来的最简易的营房，可以遮一遮阳光，避一避风。后来的经历证明，风不能大，一大就刮没了影。好在苇子多，扎起来也简单，大风刮没了，要不了一袋烟的工夫，一个苇棚子又搭起来了。

因为白天苇棚子里阳光少，成了蚊子的聚集地，大家一进去，蚊子就“哄”的一声闹开了，然后又“哄”的一声向我们围过来，吓得我们赶紧逃了出来。有人已动作快速地点了火把，挥舞起来。

怎么连一条裤子也没有，得给我们发一条裤子，没有裤子怎么行？我用抗议的语气说。

团里已知道了女兵的情况，没有办法，只得发动离沼泽带远的、在霍拉山下的戈壁滩上开荒的一个连队捐献裤子。然后，我们每人收到了一条满是补丁的裤子，裤子上净是汗水、泥土和污渍，发出刺鼻的汗酸味。大家已顾不了那么多，赶紧穿上。

解决了腿的问题，大家自如多了。我们事后得知，那十几个老兵捐出自己的裤子后，自己则近于一无所有了，干活时只能在腰上围一块布遮羞。

这一切，不仅出乎我的意料，也是其他女兵没有预想到的。

我这名字男性气十足，这在湖南女兵中很普遍，从中可以隐隐窥见20世纪上半叶妇女争取解放的痕迹。我家住湘阴，出身地主家庭，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后随程潜起义。解放前家境比较富裕，我从小就过着吃穿无忧的生活。解放后，家里很快变穷了，最后连自己和姐妹们上学也很困难，但那也比新疆好多了。我从没想到新疆的生活这么苦。我也没有想到，一支胜利了的军队没有享受胜利带来的一切，却在这荒凉至极的地方吃着人们难以想像的苦，受着难以忍受的罪。

部队基本没有休息，每一个人都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推拥着，拼命地干活。每天三点钟就有人起床，自觉地出工了。晚上，只要没有政治学习之类的活动，直到晚上十一二点，还有人没有收工。

在那片土地上，似乎每一棵芨芨草，每一片芦苇叶，每一块土坷垃，每一粒沙子，每一星尘土，都充满生机勃勃的热情——不，简直是一种狂热。这种狂热有鼓动的因素，也有一种盲目而诚挚的对新制度、新生活的希望和向往。

我刚来时分在团宣传队，但主要工作仍是开荒种地，工作之余，排些节目鼓舞士气，所以我比其他人还累。那时，你常常可以见到一些边走路边打瞌睡的人，那简直是一种特异功能。一般都是这样，走时先把路瞟一眼，然后就睡，到了又该看路的地方，自然就会睁开眼睛。但有时的确太困了，走到了泥坑里、水沟里。我有一次走在最后，也是边走边睡，那次睡得太死，走着走着就掉队了，最后走偏了方向，像梦游似的走到了一片戈壁滩上，走出了三四里地，才迷迷糊糊醒过来。醒过来后一看，周围什么也没有，才知道走错了。见自己独自一人，想起那累，那苦，一边往回走，一边忍不住哭了起来。我哭得真是肆无忌惮，那不是伤心，而是痛苦，一切的苦和委屈都哭出来了，身体里积压了很多的东西也随着泪水挥掉了，我觉得轻松了许多。只是没有想到，我哭着哭着，又睡着了。

还有一次，我也是一边走路，一边睡觉，掉到沼泽里去了，掉进去时，我睁了一下眼睛，然后又睡着了……哎呀，那个困呀，苦呀，现在说出来，谁也不会相信。

其实，部队吃的苦比那些内地遣犯还多，犯人每天劳动十个小时，最多十二个小时，我们劳动十六七个小时。他们还可以偷懒，如果不想争表现的，可以往地头一躺，什么也不做，谁也拿他没办法。可我们不行，因为觉得自己是在为新中国干，是在为建设新新疆出力，为建设新的国家流汗。

整整三年，没发过一分钱津贴，我们没钱买牙膏、肥皂、卫生纸，说句不怕人家笑的话，最后连内裤也没有。那里的蚊子那么多——有个说法是“三个蚊子一盘菜，伸手一抓一大把”，的确是一点儿也不夸张。但直到1953年才给我们发了一顶蚊帐，还是那种一个班合用的大蚊帐。

人，已完全成了一种劳动的机器。

我到部队不久就耳闻目睹了一件令人十分震惊的事。有天半夜，突然响起了清脆的枪声，一共四声。部队以为是土匪来偷袭，一下紧张起来。武装值班分队先冲了过去，后来才知有四个人死了，好像是自杀的，人们听说后，纷纷朝枪响处跑去。只见四名战士倒在血泊之中，有三人已停止了呼吸，有一人还在动弹。

他们都是把步枪枪口含在口里，扣动扳机自杀的，满脸是血，惨不忍睹。那名还在动弹的战士可能是扣动扳机时太紧张，枪口滑了，子弹从脖子穿了过去。他仰躺在地上，火把把他的脸照得分外红亮。血在火光中显得十分鲜艳，像一朵鲜艳的花。他看着围观的人，眼睛的余光中满是愧意。领导问询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已说不出话，只是摆摆手，又吃力地把手做成手枪状，对着自己的脑袋比画了一下。当医生要救治他时，他喉咙里发出“咕噜”的怪叫声，连连摆手，表示拒绝。

他被抬走了，第二天死在卫生队。

四人都是起义士兵。因为身体单薄，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劳动强度。加之劳动中老是落后，经常受批评，自尊心也承受不起。最后四人抱头痛哭一场，决定集体自杀。由此，你就可以想像当时的苦累程度了。他们的死因当时就从遗书中调查清楚了，但事隔多年以后才透露出来。那时的人，也许的确是靠信仰活着的，没有坚定的从政治教育中获取的对未来的信仰，谁能受得了那种苦和累呀！而那些起义士兵，他们还没有接受这些，所以，他们绝望了。现在回想起来，我相信那的确是信仰的力量。

完全可以这样说，我们那时单纯得就像一张白纸，别人画红的就是红的，画黑的就是黑的，自己的生命、灵魂，包括思想和意识，全都属于集体。整个身心，全都投入到那个崇高的目标中。

1952年冬天，师后勤部成立会计训练班，让我去学习。我当时还不愿意，认为那太清闲了，坚持要在下面劳动，我心里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听说会有拖拉机，所以我要当拖拉机手。最后，营教导员告诉我，拖拉机那样现代化的设备，要由出身好的人掌握，像你这种地主家出身的小姐，做梦都不要想。

我听后，才十分难过地死了开拖拉机的心，到师部去学习会计。从此后，我就一直从事这个职业，直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