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你已无法找到她们。她们要么已不在人世了，要么已没了音信。要么什么也告诉不了你。

我很少向人讲她们的事，我一直把它们憋在自己心里，都快五十年了。我原来年轻，身体好，能承受这些事情，以及她们命运的沉重。但现在我老了，承受不了啦，它们压得我气都喘不匀，腰都直不起啦，我早就想讲给人听，想让人们与我来共同承受。可是讲给谁听呢？当年的姐妹们堵在心里的东西本来就已很多，我可不愿再给她们增添这些沉重的东西，我常常在想起她们时，不知不觉会叹一口长气。给我们的晚辈讲，他们不愿意听，他们冲我嚷嚷，唉，又是你们当年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得了得了！你就让它烂在你心里吧！可这些往事总是不烂，非但不烂，还在心里生长着，越长越大，越来越沉，越来越广阔，我一个人的心怎么能盛得下呢。就像一个园子里盛不下森林，一个池子里装不下海洋。

我讲出来后，你一定要写出来。不要像别的记者——先后至少有十来个记者，满心地想让我讲，口口声声地说要在报上登，可至今我连一个字儿也没见着。这不是为了别的，我只是想说，既然她们都全部付出了，难道让其他人面对一下都不可能吗？

这同样是牺牲！

真正的牺牲！

闲话就不说了，言归正传吧！黄干事是我们的分队长，长沙人。她是个文化人，修养很好，长得有点胖，但文气，看上去挺舒服的。她因为有知识，在奔赴新疆的路上又担任过分队长；到部队不久，就到宣传科当干事。她入伍时已二十一岁，这在湖南女兵中算年纪大的了。她当兵走时已订了婚。她未婚夫在口内当兵，原是大学里的同学，也是解放初入伍的。他们十分相爱。她原想自己当兵后，和未婚夫都在部队里了，要调到一起很容易。没想事情并不是她想像的那么简单。她调不到口内去，她未婚夫也从口内调不来。她后来知道，她与她的未婚夫不可能成为眷属，组织上已经给她安排好了。

你不要想着调他来，都是革命同志，你嫁谁不行呢，新疆什么都不缺，就缺女人；而他在口内，是不缺好姑娘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组织上会考虑给你找一个很好的，真正的革命同志的。组织科长就这样跟她谈开了话。

可我们相爱，那是爱情，不是别的东西！

什么爱不爱，情不情的，全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你听从组织的安排，与为革命立过功的同志结合，组建幸福家庭，那才叫爱情！

我不会同意的，我已订婚，我只会嫁给他！她坚决地说。

你这样做是不行的。

我倒觉得你们这样做，是违背《婚姻法》的！她勇敢地反驳。

这可是你说的！科长恼羞成怒。

是我说的！

那好吧！

科长刚走不久，她就被关了禁闭，一关就是七天。

她出来后，组织科通知她准备结婚，对象是团里的副政委。她就在那天晚上，离开了部队，她留了一张条子，条子上写着——

我不想离开部队，但我不得不离开。我希望组织停止这样的婚配。爱，永远是婚姻的基础。没有爱的婚姻，对男女双方来说，都是不幸和痛苦的。

我以为部队会抓她回来，但没有找到她，我们再也不知道她的去向。直到八一年，才听到了她的消息，她在长沙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我不知道她当时是怎么回到湖南去的。

正是她的留言使我一生未嫁，因为我没有真正的爱，因为在那个年代，你真正爱的人，却不让你跟他结合。

原来也有人说她自杀了，有人在几年后还给我指了她的坟。又过了几年，我想去看她，那坟当时已看不出来，它早被牛羊踏平了，与那片荒地成了一体。可我不死心，我想我一定要找到那个掩埋她的小土包。我在那片荒地上转呀转呀，却什么也没找到。

我当时还想，时间改变了一切，好多好多的普通生命就这样被时间遗忘，然后不留一点痕迹地抹去了。它一点儿也不管这个生命在这世界上经历了怎样的不幸与痛苦，幸福与欢乐……

后来，当我知道她还活着，我真高兴呀！

我还认识一名姓周的女兵，名字我就不说了，我叫她周姐。她是高中毕业生，入伍时十八岁。她是我们那批女兵中最漂亮的，高挑身材，白净皮肤，大眼睛，樱桃嘴，两条粗黑的长辫子，气质高雅，天生的丽人胚子。我觉得她是我们三湘四水养育的一个精灵。这么多年了，我再也没有见到像她那样超凡脱俗的女孩子，见了她的人，没有不说她长得完美的。告诉你吧，她走到哪里，就会像夜里突然亮了一颗星星，令人瞩目。她到部队后，战士们只要能看上她一眼，心里都会美滋滋的，要是能和她搭上一句话，那就幸福得不行啦！

你要知道，部队当时正在垦荒，大家忙得脚板朝天，加之也没什么条件打扮自己，那些战士们平时里都是泥头泥脑，胡子拉碴，衣衫不整的。周姐到了部队以后，面貌一下子就改变了，几乎是突然之间，战士们都整洁了。衣服再烂，补丁再多，也洗得干干净净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胡子也常常刮了，再艰苦的劳动，回来也要洗漱洗漱。爱说粗话的不说了，大家都变得文明起来了。她去哪里参加劳动，哪里的工效就特别高，淳朴的战士们就这样表达着他们对美的倾慕和尊重。

周姐的理想是当一个作家，她向往新疆的神秘。在我们眼里，新疆只是一个遥远、荒凉而又贫穷的地方；但在她眼里，那里的一切都是美的、神奇的。她说过，新疆是最富有美的地方，她平生的愿望就是写一本新疆的书。

但她的梦想，包括她的一切，都很快被打碎了——

一位师领导看上了她。

那位领导是三三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已四十岁左右，原来的老婆他离掉了，三个孩子都跟着他。那时周姐比他最大的孩子年龄还要小两岁，但她无论怎样也没能摆脱这强加在她头上的命运。

她很快就结婚了。

可能是心理压力太大，就在结婚的当天，她疯了。

她到处跑，那领导办公时，她就跟到办公室，在办公室大吵大闹。安静一些的时候，她就倚在师首长住的土坯房的门上，两眼无神地望着外面，嘴里嘀咕着什么，一站就是好半天。

她像一朵花，正要开放时，却被摧折了，凋零了。

奇怪的是，自从周姐结婚以后，团里的官兵又成了泥头泥脑、胡子拉碴的样子。是的，他们心目中的美神已经没有了……

1959年我再次见到她时，她已有三个孩子。加之那领导原来的三个孩子，她已有六个孩子了。她什么事也没做，但已憔悴得很，都已让人认不出来了。她那时的病经过治疗，已好了些。当我对她说我是谁时，她想躲开，我拉住了她，她已哭得泪人似的。就一直哭，什么也不说，引得我也陪着她落泪。

她哭着哭着，突然又扯头发又抓脸的，然后捶胸顿足地说，他那么大年纪了，我这么年轻，他肯定会先死的，他死了，留下这么多娃娃，我以后咋办？我以后咋办？咋办呀？

我怕一刺激她，她又会犯病，赶快找人把她带回了家。

一晃又过了几年，我听说她犯病后，用手枪打死了自己的一个儿子。

我离开新疆时，她还在新疆，我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怀着一个美好理想的她，一生就这么过去了，她在那里唯一做到的，就是为那位首长繁衍了几个后代。她的病时好时坏，时轻时重，听说那首长去世后，她的病情已好了许多。而我，则希望她就那么过下去，因为我不知道，她一旦完全地清醒过来，怎样去面对自己的理想，怎么去回首自己的一生呀！但我又是多么希望她能恢复健康，能认识这个世界。如果她还健在——我希望过去的一切在她的脑海中是一片空白，希望她是从如花似玉的少女时代一步跨入老年的，中间的那段时光在她心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还有一名湖南女兵，我叫她汤姐。她父亲曾经在解放前的《湖南日报》任过总编。她出身于书香门第，是个才女。她到新疆，就进了俄文学校，从那里毕业后，分到了我们团。我们团当时有个工程师，姓林，是新疆大学毕业的，结过婚，有孩子，夫人是家属，没工作，住在乌鲁木齐。他们产生了感情，相爱了。可那男的没有告诉她自己是有妇之夫。她怀孕了，五五年生下了孩子。这时她才知道自己爱的人一直在欺骗她。她不知道这孩子该怎么办，最后有位团长膝下无子，就把孩子带走了。

从此以后，她就走下坡路了。博乐的冬天十分寒冷，加之当时的生活条件本来就很差，她的月子没人照顾，身体也垮了。

那男的受了处分，她也受了处分。最后，组织出面把她介绍给一个起义的老兵，那老兵已四十多岁，老婆死了好几年了，留下两个孩子。但即使这样，那老兵因知她以前的事情，对她非常不好，只过了两年，老兵就和她离婚了。然后，她就下放到了南疆，几年后，又调到了石河子的工程四团，嫁了一个刑满释放人员。这人受够了苦，有了个老婆，自然十分珍爱，两人的生活虽然清贫，但能互相体恤，相亲相爱，让我们感到十分欣慰，心想，她终于熬出来了。不想天有不测风云，“文革”时，她丈夫又被弄进监狱里，押到南疆劳改去了，她毅然跟随丈夫去了南疆。她没了工作，没了工资，什么也没有了，几乎是过着乞讨的生活，最后手脚都冻烂了。

汤姐就这样，等着丈夫劳改结束。谁也不知道她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有人说她后来回口内去了，也有人说她还在南疆，还有人说她早就去世了……

唉，好了，我不想再浪费你的时间了。我耳闻目睹的关于湖南女兵的事还有很多很多，我想一时是说不完的。更主要的是，我觉得我讲了这些后，内心并没有感到丝毫的轻松。我这才知道，这一切无论怎样，都仅仅属于我和我的女兵姐妹们，还是让我们自己来承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