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越往南走，能找到的湖南女兵就越少。在我们农三师的史志上，记载了近三十名湖南女兵的名字，以及她们工作的单位、入伍年月。但你去寻找她们时，已很难找到了。她们老了，已经退休，要么已经去世，要么搬到了其他地方居住，要么是没人知道她们的下落了。我还发现，越往艰苦的地方，她们早逝的比率也就越高。我根据史志上提供的线索，去年曾经去喀什第三运输公司寻找1950年初入伍的廖静、赖晓霞和1952年3月入伍的陶爱兰，没想她们都已去世了。

我可能永远不能忘记去寻找她们的情形。五月的喀什已有些闷热。我在三运司的家属院里见人就问，你知道廖静家吗？

人们摇摇头。

那么，赖晓霞、陶爱兰两人的家呢？

人家也说不认识。

我就觉得奇怪，这单位就百十号人，怎么连她们都不知道呢？我不死心，就说，她们是湖南女兵，解放初到新疆来的，湖南人，湖南口音，你们再想一想。

那是猴年马月的事了，谁还能记得。

我仍不死心。我问看门人。看门人让我去问老头老太太，说或许他们知道。我一边等着有老人经过，一边确信会找到她们。因为她们当时不过六十七八岁，应该健在人世。但我最后失望了。我问了好几位老人，他们都说她们早就去世了。

我当时仍不相信，第二天又去了三运司，经过多方寻访，不得不确认她们的确已不在人世。至于她们是多久去世的，因为什么原因去世的，人们莫衷一是。人们已经遗忘了她们。

所以，据我所知，周台群和我是仍然生活在喀什的两名湖南女兵。周台群在农三师医院工作，现已退休。她是湖南益阳人，十四岁入伍。她对自己的经历不愿说得太多。我只知道她入伍后就分到了国防十二团，不久就到团卫生队学护士，然后参加修建乌（鲁木齐）库（车）公路，到十三间房修兰新铁路。以后又到工二师、工三师工作，1966年从乌鲁木齐调到喀什后，就一直扎根于此。她对我说，她宁愿让那一切留在自己的记忆中，无论是幸，还是不幸；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

我的丈夫尹树德也是湖南人，桃江籍。我们解放前都是小学教师。解放后，尹树德到镇工会工作，我仍旧教书。我是因为尹树德才来到新疆的，或者说，尹树德的进疆使我的从军梦终于实现了，虽然那时我们已有两个孩子。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时尚，那时候的时尚就是当兵。也可以说，它成了很多年轻人的理想，或入朝作战，或戍守边疆，在当时是最崇高的追求。那时候，来招兵的也多，一批一批的，好多小伙子姑娘都去了。

尹树德当时已二十八岁了，又是一个孩子的父亲——还有一个在我肚子里怀着，不久就要出生，他以为参军没指望了，也就不去想；但看着人家穿上军装，神气地走了，还是非常羡慕。没想到，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他因为在镇公所工作，消息比较灵通，听说要招一批财经干部，只要有工作经验，年龄大一点也没关系。他跟单位请了假，说家里有事，连我都没有告诉，就搭车去了长沙。经过考试，他被录取了。他让人带回自己的衣服和信，就上了火车往新疆去了。他就这样，为了当兵，把我和孩子扔下就走了。

我抱着他捎回来的衣服和信，心里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爱人能当兵走，是一件光荣的事；难过的是，他走了，自己该怎么办？当时大的孩子才三岁，肚子里的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两人天各一方，连个照应也没有。但我当时隐隐感觉，或许自己也会到新疆去。

湖南人的血脉中天生流淌着为新事物冒险的血液。我虽有安定的工作，已经二十四岁，身为孩子的母亲，但我1950年在教师学习班学习时听说女人可以当兵，就想弃教从戎。当时，自然是想到朝鲜去。但入朝作战招的绝大多数是精壮小伙子，像我这种文弱的小学教师自然进不去。不久，就听到了新疆招收女兵的消息。我当时就和丈夫想着一起去应征。虽然亲友们一听说新疆就害怕，虽然听说我们要去当兵就觉得可笑，但我们还是要去镇上报名。尹树德跟工会讲了，工会不让他走。工会主席对他说：“新疆需要你，我这里也需要你，新疆要建设，湖南也得建设。”在那样一个小镇上，尹树德作为高中毕业生，在当时的确算是一个人才。他虽然在工会工作，但镇上写写画画的东西他都在干，所以，他就打消了那个念头。男的不去，女的把孩子丢下去当兵，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也死了心，不再去做那个梦。

从尹树德的来信得知，自从他踏上征途后，就思念起我和孩子来了。特别是想起我不但要带那三岁的孩子，还身怀六甲，没人照顾，自己却抛妻别子，一走了之，心里感到十分过意不去。于是，他就去向招兵的干部打听，问能否带自己的亲人同到新疆。那人说可以，现在新疆就是需要人，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你到部队后，就可以办理。他的内心这才安定了一些，到西安后，就赶紧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我。遗憾的是，那封信我没有收到。

尹树德1951年5月到达迪化，分到军直合作社当会计。工作安定下来后，他就写信给我，让我把孩子带上，到新疆来，并告诉我路费可以报销，到西安后有办事处负责接待。我收到信后，自然十分高兴。但乡邻亲友都认为我疯了。他们几乎说着同样的话——你知道新疆有多远吗？近万里路呢，你挺着个大肚子，带着个孩子，想找死去呀！再说学校也不放我。我只得给丈夫写信。于是，尹树德找到军区干部部，干部部给我出了调函，我收到调函时，心里才踏实了。当时，孩子已出生三个月了。

学校见了调函，不再阻拦。亲友见是军区要调我，再不敢说什么。任由我背着一个包袱，领一个孩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搭上了去长沙的车。

我只觉得我遂愿了。我一遍遍地念叨着新疆，新疆！我义无反顾，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也不知道什么叫遥远。在这之前，我只在参加教师学习班时去过县城。长沙都属于梦想中的城市，在心目中都是很远的地方。我知道新疆要远得多，但我想，既然尹树德和其他女兵能去，我也一定能走到。

当我在火车上说自己是去新疆时，人们无不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再看看我的两个孩子，然后用复杂的眼光打量我，那些眼光既有不相信的，也有觉得不可思议的，还有以为我是在说疯话的。有些人甚至冷嘲热讽，哟，你咋不说你要去朝鲜打美帝呀，背一个孩子，抱上一个，再端上枪去冲锋，那不比到新疆带劲儿多了。有些相信我去新疆的人则劝我说，到西安就没火车了，四五千里路都坐汽车，过了兰州，上千里没个人烟儿，你带着这么小的孩子，你这个当母亲的，不是存心要折腾死他们吗？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只有一句话，我一定要去，我决不会走回头路的。既然他们都能去，我也一定能去的。

但我还是有些担心。因为旅途的劳累，我到了长沙后，自己就没有奶水了。那时火车上的条件很差，也买不到什么可供孩子吃的东西。我只有把自己带的发糕用开水泡开后，给孩子喂了充饥。到了西安，找到新疆军区驻西安办事处，给孩子发了奶费，我给孩子买了些奶粉。不想奶粉已经变质，孩子吃后就拉肚子。由于水土不服，我也病了。我到西安的第三天，就随车队出发了。临走时，办事处的人劝我留下，等孩子和自己的病好了再走。我说没事儿，都是小病，挺一挺就过去了。

我们的车队共有五十辆车，有三十多辆是拉湖南女兵的，有十多辆是接我们这一类部队亲属的。有白发苍苍的母亲，有中年妇女，有小媳妇，也有孩子。各地的口音都有。车下面拉的水泥，水泥上垫着我们的背包，背包上坐着我们。一个车上坐四十多人，挤得腿都伸不开。我当时病得想躺一躺都没办法。车不到预定的地点，一般不停，我们小便都只能在车上，先拉在盆子里，然后再倒掉。

我的孩子到兰州后，还在拉肚子。人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头。那个年幼的生命毕竟才四个月呀。孩子看上去已经不行了，我也显得十分虚弱。只有那个大一点的孩子没什么问题，但他什么事也不懂。带队的干部对我说，看来你得留下，你必须在兰州和孩子一起看病，待病好后再走。

我虽然是个教师，但见的世面少，怕一旦留下来，就再不让往前走了，就说，同志，我一个人留在这里怎么办？

没什么问题，食宿有部队负责，你治好病后，后面的车队会把你和你的孩子送到你爱人身边。

我还是不放心，就问道，这里到迪化还要走多久？

最快也得一个月时间。

那多久还有车队？

这谁也说不准。

那我得跟大家一起走。我在这里不认识一个人。我去给孩子弄点药吃了就会好的。我自己没什么问题，能挺到新疆的。

孩子吃了药后，病情有所好转。我重新去买了奶粉，又跟着部队上路了。

但孩子的生命还是太娇弱。一过乌鞘岭，可能是水土不服，孩子不但开始拉肚子，还老是呕吐，吃药也管不了用。看着孩子的可怜样儿，我伤心得怎么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孩子哭，自己也哭。为了孩子，车队一到大一点的地方，比如武威、张掖、酒泉等地，干部就去当地药店或驻军找药。这样，终于拖到了新疆。车队一到迪化，孩子就被送到军区医院抢救。看到那个孩子除了一副小小的骨架，就只剩下了一张皮，见到的人无不心痛掉泪。

当孩子躺在病床上时，我都不敢认了。他只剩下了一口气。临走时，他胖嘟嘟的，脸儿红扑扑的，现在却像一个快要死去的小妖怪。我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我跪在地上，求医生一定要把我的孩子救活。

尹树德得到通知赶来后，我哭着说，都是你要来新疆，都是你要来新疆。还要我们娘儿仨来，这么长的路，你真是狠心。我哭诉着，突然眼前一黑，就昏过去了。好在医院全力抢救，孩子被救活了。但直到现在，他的身体素质也比不上别的孩子，我时时觉得有愧于他。

我到达迪化后，单位来人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愿意到地方继续教书，还是愿意到部队当兵。我听后，将信将疑问那干事，同志，您是说我还能当兵？

是的，只要你愿意，就可以。

我当然愿意！我毫不犹豫地说。

到地方教书的话，是有工资的，参军只有津贴费。

就是一分钱不给，我也愿意！我一直梦想着要当兵的！

那好吧，你的入伍手续很快就会批下来。

果然，1952年7月1日，我的入伍手续就办好了。当我换上军装，觉得自己十分神气。穿着它，特意在街上去转了好几圈。我被分配到七一酱油厂门市部工作。当时的迪化还十分落后，远不能和口内的城市相比。部队虽然住在城里，条件仍然十分艰苦。我们夫妇俩算是知识分子，特别照顾，给了一个单独的小房间。我们的房间外面，是一间稍大的房子，住了四家人。连炕都没有，打的是地铺，出入都得从床铺跟前经过。

1966年，农三师需要人才，我们从部队转业，主动要求到了农三师工程团。“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作为“臭老九”，一直在农场劳动，我的半身不遂，就是在“文革”期间给坐下的。但“文革”的事，谁也说不完，谁也说不清。那是一个民族的灾难，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