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车，曾作为叶尔羌汗国的首都，繁华一时，但我到达那里时，它已十分衰落。只有挑着新月的清真寺保持了它的气派和尊严，只有阿曼尼莎罕王后和高明的音乐大师喀迪尔汗创造的、被称为东方音乐文化无价之宝的十二木卡姆在经历了四百多年的漫长岁月后，仍在传唱。

莎车背依昆仑，东临塔克拉玛干。肥沃的绿洲紧紧地环护着它，叶尔羌河忧郁地从它身旁流过。绿洲之外，就是莽莽昆仑和茫茫沙漠，所以，莎车的天空总浮着赭黄色的尘土。和当年其他的南疆城镇一样，莎车的街上，路上也积着尺多厚的尘土，一有人畜走动，地上的尘灰就会被扬得老高。

我的心情自从哈密开始就一直不好。我一直处在失去战友的悲伤之中。同时，我也担心一起入伍、才十四岁的妹妹刘稚葳。

牺牲的战友名叫刘湘兰，牺牲得一点也不壮烈。

我们那天到达哈密时，天已黑透了。为了不惊扰老乡，我们在城边找了些老乡废弃的房屋住了下来。我们住的是一栋两层的土坯房，已没有屋顶，残墙参差不齐，窗户也早已没有了。一些破布、旧家具和草料摔得到处都是，它们在干燥的空气中缓慢地腐烂着。尘土和腐烂味混合成又腥又霉的、十分刺鼻的气味。

我们在路上已整整颠簸了近两个月。早就想伸展一下身体，好好地睡一觉。所以大家也不管——大家早已习惯了，稍稍打扫了一下，倒头便睡。刘湘兰是挨着我睡的，临睡前我们还说了一些话。她说她喜欢骑马，自己到部队后最好能当一名骑兵。我说从没听说过有女骑兵。她说她可以争取。她当时还不到十六岁，却很懂事，一路上很会照顾人。可惜，第二天早上起来，她却死了，那么年轻，真让人无法面对。她是晚上起来上厕所时，没注意楼梯没有栏杆，睡得迷迷糊糊的，从楼上摔下去的。次日早上，天刚刚亮，楼下就喧哗开了。我听到他们在喊刘湘兰的名字。我这才发现她已经不在我身边。我赶紧下楼，看见她躺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

刘湘兰刚进了新疆的大门，还不知道新疆是什么模样，就那样摔死了。她与我是一起参军，又乘的是同一辆车，漫漫长路，两人互相关怀帮助、鼓励支持，早已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她的牺牲，使我十分伤心。

由于要急着赶路，我们连给她开个追悼会的时间也没有，只能把她留给后面的部队处理。我就这样永别了她，又匆匆前行了。

我父母膝下就三个女儿，我报名参军后，在火车站碰到已穿上了军装的妹妹刘稚葳。我感到很惊讶，就问，怎么你也在？爸妈不是不让你来吗？

我悄悄儿跑来的，他们不知道。刘稚葳显得十分兴奋。现在，他们管不着了，我已是部队的人啦。

你现在还没有告诉爸妈？

我让同学等火车开走以后，再告诉他们。刘稚葳顽皮地说。

哎呀，你才十四岁，走这么远，爸妈非担心死你不可。现在，他们三个女儿走了两个，只剩下一岁的小妹妹跟他们在一起了。

刘稚葳听了我的话，突然伤心地哭了，我劝了半天，才把她劝住。最后，问她哭什么，她说，我想念小妹妹，我舍不得离开小妹妹，她喜欢跟我耍，她找不到我咋办？

她的话使我哭笑不得。

我们虽然是一起参军的，但并没有分到一个大队。到喀什后，刘稚葳分到了二军军部，我分到了二军四师十一团。因为刘稚葳年纪小，所以到部队没多久，就被送到卫生学校学习，毕业后分到上海海军医院，后来转业回到了湖南。

我和妹妹在喀什分别后，直到二十多年后才又一次见面。从偶尔收到的妹妹的信中我知道妹妹的命运比我好一些，当人生走到如今，我也确认了。当然，在妹妹的印象中，我也不错。唯一让她遗憾的是，她的姐姐已习惯了新疆的生活，再也不愿回到湖南去。

我从喀什出发时，只有我和另外十二名女兵在往前走了。一辆快要散架的“道奇”牌汽车已装满了物资，我们就坐在物资上面，任凭那车有几分凄凉地在戈壁和塔克拉玛干边缘的沙漠中“哐当哐当”地颠簸。

沿途村民是第一次见到女兵，都好奇地站在“道奇”车扬起的尘土里看。有些小伙子还骑着马追着车跑，一直追出很远才停下来。大家的心情已被看似没有尽头的长路弄得十分焦躁，见到那情形，都振奋了精神，即使车上很难坐稳，也尽量把腰挺起来，并真诚地向友善的维吾尔乡亲挥手致意。

一出英吉沙，突然刮起了大风。灿烂的日头突然隐没了，蓝色的天空猛然间变得昏黄，远远地听到了大风的啸叫，然后越来越近，声音也越来越尖厉。紧接着，啸叫声变成了咆哮——像千百头被激怒的雄狮发出的咆哮，又像是一条大河从上千尺的高处倾泻激扬起来的涛声。尘沙轰轰隆隆地迎面扑来，好像一片沙漠兀地站立了起来。天地间一片昏暗。在路边看热闹的人听到啸叫声，就大声地叫嚷着，惊恐地四下里逃开了，转眼间就躲得没了踪影。然后，数米开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车“吱嘎”一声停住，那位在国民党军队中开了二十年汽车，起义后又为解放军开车的老汽车兵从车窗里挣扎出身子，朝着不知所措的我们大声喊叫道，赶快下车，到车子背风的那面避着，这是黑沙暴，能把人卷得没影儿的黑沙暴！

他刚喊完，我们就一下子跌进了无边的黑暗之中。无数的沙砾像箭一样扎着我们的脸，大家不敢睁开眼睛，紧抱着头，滚下了车，然后相互拥抱着，躲到了车子的背风面。黄沙灌进了我们的衣服里。汽车被风刮得来回摇摆，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沙暴才缓和下来，大家四下里望望，地貌已完全改变，沟渠已被沙漠填埋了，农田再也不见踪影，洼地堆起了沙丘，那些树木经过了漫长冬季的熬煎，好不容易萌出来的绿叶，转眼间又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枝条。风停后，沙尘还在飘落。大家扑了扑身上的沙尘，继续前进。

沙暴把大家弄得十分狼狈。没想一到莎车，我们还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到达莎车的女兵，还没有进城，车后已跟了一大群看热闹的人。进了城后，人越来越多；最后差不多半个城的人都赶来了，都要一睹女兵芳容。卖烤肉的递上了香喷喷的烤肉，卖葡萄干的送上来大把的葡萄干，有些还送上了从上一年保存下来的甜瓜、西瓜和香梨。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围着车子跳起了麦西来甫，弹起了热瓦甫，敲起了手鼓，唱起了流传久远的歌谣。这使大家感到近三个月来长途跋涉的辛劳和那场黑沙暴带来的恐惧顿时烟消云散。这也使我心境一下明朗起来。那种情景的确是每个女兵都终生难忘的。

我们在团部经过了两个多月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后，分到了机关和营部。因为女兵很少，最多只分到了营部。我和另外两名女兵分到了二营。三个人组成了女兵班，我当班长。

虽然经历了两个多月的政治教育，但还是有不少女兵哭鼻子。她们觉得来到的地方跟在招兵时宣传的差距太大，思想上转不过弯。

条件虽然艰苦，但我还能适应，我在家中是长女，已满十八岁，加之我自己的确想当兵，想当花木兰那样的英雄，有一种英雄情结。我自小就做着跃马横枪、驰骋疆场的梦。我认为这些边远荒僻的地方正是建立功勋的地方。我还认为，要成为英雄，就得吃各种苦，经历各种磨难，所以好多困难我都能克服。

这也是我在各种劳动中都非常积极、不顾一切的原因。我记得有一次，我来了月经，因为没有休息，来得很厉害。但在劳动时，我仍然跳到了冰凉的水里，这一下更不得了啦，血顺着腿流到水里把水都染红了，即使这样，我也仍不休息。白天在地里劳动，晚上就搓野麻绳，那活儿也不轻松；很快手就被搓起了泡，泡烂了就流血，绳子上都染上了血，可仍然咬牙坚持。当时是劳动艰苦，生活清苦，说个不怕你笑的话，那时内裤都只有一条，补丁重补丁，没有换洗的，只能晚上洗了白天穿。即使如此，我也从没抱怨过。

我感到当时的确有一股纯洁而崇高的力量，有一种信仰，一种愿意让自己投入苦修境界的信仰在支配我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