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莱将自己的名字改成索科洛夫，就是他已成婚的妹妹的俄语姓氏——在苏联控制下的斯洛伐克，这个名字比艾森伯格更容易被人接受。他和吉塔于1945年10月结婚，定居在布拉迪斯拉发。拉莱开始进口来自欧洲和亚洲各地的精美面料——亚麻、丝绸、棉布。他为迫切重建和布新他们国家的制造商提供货源。尽管苏联接管了捷克斯洛伐克，但据拉莱所说，他是唯一没被苏共当局立即国有化的企业。毕竟，他提供的材料也正是政府统治层想要个人使用的。

他的生意日渐红火，后来接纳了一位合伙人，利润也逐渐增加。拉莱再次穿上时髦的衣服。他和吉塔在顶级的餐厅用餐，在苏联各地的温泉中心度假。他们是犹太人在以色列建国运动背后坚定的支持者。特别是吉塔，她在幕后默默付出，从当地的富人那里筹措资金，然后安排转移资金出国等事宜。但在拉莱的商业合伙人婚姻破裂之际，合伙人的前妻将拉莱和吉塔的行为报告给当局。1948年4月20日，拉莱被捕，罪名是“偷运珠宝和其他贵重物品出境”。逮捕令上还写道：“因此，捷克斯洛伐克遭受了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索科洛夫的非法行径和掠夺行为为他自身谋取了丰厚的利益。”虽然拉莱一直将珠宝和钱财运出国，但对他自己来说没有任何经济利益。他一直在向外捐助。

两天后，他的生意被国有化，他被判在伊拉瓦监狱服刑两年，那是战后著名的关押政治犯和德国囚犯的地方。拉莱和吉塔未雨绸缪，曾经藏下一部分资产。吉塔借助与当地政府和司法机关的关系，贿赂了一些官员来帮忙。一天，一位天主教神父来探望狱中的拉莱。过了一会儿，神父请狱卒离开房间，这样他就可以听拉莱的忏悔，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能由他自己来聆听。单独留下后，他告诉拉莱要开始表现得像个疯子。如果他装得足够像，他们就可以让精神科医生来给他看病。不久后，拉莱就和精神科医生见了面，他告诉拉莱，会安排他准假回家待几天，然后他“彻底疯了，无法再被带回来”。

一星期后，他被送上车送回到了他和吉塔住的公寓。他被告知两天后会再次被接回监狱服满刑期。那天晚上，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从公寓楼后面溜出来，每人带了一只行李箱，装着财产还有一幅吉塔一定要带上的画作。这幅画画的是一位吉卜赛女人。他们还带了一大笔钱给一位前往以色列的联络人。接着他们乘坐一辆从布拉迪斯拉发向奥地利运农产品的卡车，藏在车里的假墙板后面。

他们在某天某个定好的时刻走在维也纳火车站的站台上，寻找一位他们不曾谋面的联络人。拉莱的描述就像是勒卡雷小说里的情景一样。他们跟几个独自的男士低声说了个暗号，最后终于有个人给出了正确的回复。拉莱将装满钱的小公文包顺手递给那个男人，然后他就消失了。

他们从维也纳去往巴黎，在那里租了间公寓，花了几个月时间享受巴黎的咖啡馆和酒吧，这个城市已然恢复到它战前的样子了。看到才华横溢的美国黑人歌唱家、舞蹈家约瑟芬·贝克在卡巴莱的表演，这是拉莱这辈子时刻都会想起的美好回忆。他指着自己的腰部，形容她有着一双“到这里的长腿”。

法国没有能提供给非法国公民的工作，拉莱和吉塔决定离开。他们想要离开欧洲，越远越好。所以他们买了假护照，启程前往悉尼，1949年7月29日抵达。

在船上，他们结识了一对夫妻，听他们讲了墨尔本的家人，他们打算过去和他们一起生活。这足以说服拉莱和吉塔同样定居在墨尔本。拉莱再次进军纺织品商贸行业。他买了一个小仓库，着手采购当地和国外的面料，然后销售。吉塔也想为这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她报名参加了服装设计课程。随后，她开始设计女装，给他们的生意增添了新的活力。

他们最大的愿望是拥有一个孩子，但这份好运一直不曾降临。最后他们放弃了这个想法。然而，让他们惊喜万分的是，吉塔怀孕了。他们的儿子加里出生于1961年，那年吉塔三十六岁，拉莱四十四岁。他们的生活很完整，孩子在侧，朋友相伴，事业成功，还有黄金海岸的假期。以爱为基，万山难阻。

吉塔从斯洛伐克带回来的吉卜赛女人的画作依旧挂在加里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