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将他的一生概括为六个阶段，他的这种人生轨迹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仍有许多启迪意义。关键要看我们如何汲取这种智慧，来使自己的人生更富有效率和价值。

古往今来，光阴之叹是我们看到最多的感慨。

这种感慨在《论语》中也不例外，“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论语·子罕》），这是大家都熟悉的一句话。这句话很含蓄，但是其中又包含着多少沧桑？

大家知道，著名的天下第一长联上联一开始就说：“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下联的对句呢，是“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孙髯《题昆明大观楼》）。

哲人眼中滚滚奔流的河水、江水，它不只是一种自然存在，其中流淌的还有挽不回、留不住的光阴。

杜甫说，“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哀江头》）；刘禹锡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西塞山怀古》）。人生有限，自然永恒，这种强烈的反差，足以带给人们强烈的心灵震撼，让你怆然泣下。

难怪唐代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发出那种无端之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在这天地幽幽，物序流转中，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渺小的、转瞬即逝的生命，我们需要有一种什么样的人生规划呢？当然，这种规划是艰难的，因为规划本身已经意味着舍弃了很多。

就在孔夫子看着流水兴叹的同时，他也对自己，同时给他的学生，也给千年万代的后人描述了这样的一种人生轨迹：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矩。（《论语·为政》）

这是一个粗略的人生坐标，在这个坐标上，有几个重要阶段被特别地强调出来。让我们看一看圣人所描绘的这个人生坐标，看它对我们今天还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

其实人的一生不过是从光阴中借来的一段时光，岁月流淌过去，我们自己也就把这段生命镌刻成了一个样子，它成为我们的不朽，成为我们的墓志铭。

每一个人都有理由去描述他的理想，但是这一切要从人的社会化进程开始。从一个自然人转化为一个有社会规则制约的人，这就是学习的起点。孔子的“十五志于学”，是他自己的一个起点，也是他对学生的一种要求。

孔子自己经常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他说自己不是生下来就了解很多事情，只不过是对古代文化、对古人所经历的事情非常感兴趣，而且能够孜孜以求，一直认真学习而已。

今天我们要建立一个学习型的社会，那么什么样的学习是好的学习呢？

国际上有一个通行的说法，好的学习是导致行为改变的学习。这颠覆了我们过去的认识。一直以来，我们以为导致思维改变的学习才是好的学习。比如一个观点，一个理论，哪怕一个道听途说的见闻，入乎耳，发乎口，可以再去讲给别人，这就是一种学习。但是在今天，只有导致一个人整个价值体系重塑，行为方式变得更有效率，更便捷，更合乎社会要求的学习，才是好的学习。

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可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现在的孩子已经不只是“十五向学”了，很多比五岁还要早就开始学习了。但是都学了什么呢？不少孩子会背圆周率，能够背到小数点后很多很多位；有的孩子能够背长长的古诗，成为在客人面前表演的节目。但是这些对他这一生真的有用吗？今天的向学还有多少是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还有多少能够学以致用？

在我们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最大的苦恼是信息太多，我们最大的难题是选择的难题，因此就更需要有选择、有规划地进行学习。

“过犹不及”，这是孔子的观点。再好的东西都有它的度，与其贪多嚼不烂，把自己的脑子复制成一个电脑的内存，还不如把有限的知识融会贯通，融入自己的生命。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论语·为政》），一定要一边学，一边想，一边应用。他所提倡的是这样一种从容地把有限的知识放大到极限的学习方式。

我们现在的学院式教育有一个规范长度，但宽度却可以改变。也许孔子提倡的这样一种学与思结合的方式会给我们非常好的启发。

经过这样的学习、历练，我们逐渐地提升自己、有所感悟，这样就走到了三十岁。

“三十而立”，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几乎每个人到了这个年纪，都会扪心自问：我“立”起来了吗？

那么怎样才算立起来了？是否只要有车，有房，或者有了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就算立起来了呢？而立之年对于人的一生又有着怎样重要的作用呢？

三十这个年纪，在今天，在这个心理断乳期大大错后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都市里，还被称作“男孩”“女孩”，那么怎样判断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否“立”起来了呢？对于“立”字，应该有什么样的担当呢？

大家知道，黑格尔提出了“正反和”三段论。人最早接受的教育一般都是正的，比如在刚刚读小学的时候，他相信太阳是明亮的，花朵是鲜红的，人心是善意的，世界是充满温情的，王子和公主最终是可以在一起的，生活中是没有忧伤的。其实这就是正的结果。但是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就会出现比较强烈的逆反心理，二十多岁刚刚步入社会时，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不尽人意，觉得成人世界欺骗了自己，觉得生活中满是丑陋、猥琐、卑鄙和欺诈。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小愤青”。这个时候，青春的成长有它特有的苍凉，人必然表现出一种反弹。那么走到三十岁，应该是人生“和”的阶段，就是既不像十来岁时觉得眼前一片光明，也不像二十多岁时觉得一片惨淡。

三十而立的这个“立”字，首先是内在的立，然后才是在社会坐标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从内在的心灵独立这个意义上来讲，真正好的学习，是把一切学习用于自我，让学到的东西为我所用。这是中国文化要求的一种学习方式。

人如何达到这样一种一切为我所用的融合境界呢？

中国人的学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注六经”，另外一种是“六经注我”。

前一种方式需要皓首穷经，等头发都读白了，把所有的书读完了，才可以去给经典作注解。

而后一种方式是更高境界的学习。所谓“六经注我”，就是学习的目的是以经典所传达的精神来诠释自己的生命。

三十岁这个年纪，是一个建立心灵自信的年纪。这种自信不是与很多外在的事物形成对立，而是形成一种融合与相互提升。这就像泰山上的一副对联，叫作“海到尽头天做岸，山登绝顶我为峰”。这是中国人对于山川的一种感受，它讲的不是征服，而是山川对自我的提升。就像大海到了尽头，以苍天为岸，对自己是一种拓展；人登上山峦的顶峰，并不是说我把高山踩在脚下，而是说我站在山顶，高山提升了我的高度。

其实这就是六经注我的一种境界。

孔子一直在教学生一种朴素的简约的生活方式，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很多东西不该操心的不去操心。

我们知道，“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孔子之所以不愿意提及神、鬼这些东西，其实也是他着眼于现实的表现。

比如子路问鬼神之事，孔子淡淡地对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活人的事你还没弄明白，怎么先想着去侍奉死人？就是说，学习还是要先朴素一点，从眼前开始，别去考虑虚无玄远的东西。

子路不甘心，说：“敢问死。”死亡是怎么回事？

老师又淡淡地告诉他：“未知生，焉知死。”连生的道理还不明白，怎么能够懂得死？

孔子的这个态度对我们今天仍很有启发，在学习的时候，先要把我们生命中能够把握的东西尽可能掌握，先不要超越年龄去考虑那些遥不可及或者玄而又玄的东西。只有这样一点一点学起来，到了该立的年龄才真正可以立起来。

所以“三十而立”，我的理解并不是通过一个外在的社会坐标来衡量你是否已经成功，而是由内在的心灵标准衡定你的生命是否开始有了一种清明的内省，并且从容不迫，开始对你做的事情有了一种自信和坚定。

超乎功利去做一件内心真正认定的事情，这大概是“立”的一种见证。

柳宗元笔下的蓑笠翁，在严冬时节“独钓寒江雪”，完全是为了垂钓而垂钓；晋代名士王徽之在雪夜乘小舟去访问朋友戴逵，到了朋友的门前不敲门就转身走了。为什么？他因为想念这个朋友，乘兴而来；到了朋友门前，兴尽而返。这就是“雪夜访戴”的故事。这些古人，都忠于自己的心灵，心灵的指向决定着行为的方向。

从三十到四十，人们就从“而立”之年步入了孔夫子所说的“不惑”之年。这应当是人生最好的一段时光。

但每个人到四十岁时都能做到不惑吗？在现代社会，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工作上已经成为骨干、压力又非常大，在这样的环境中，怎样才能做到内心不惶惑呢？

关于“惑”这个概念，《论语》中有过多次阐述。人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做到内心不惶惑？这需要大智慧。

从而立到不惑，这是人生最好的光阴。一个人在三十岁以前是用加法生活的，就是不断地从这个世界上收集他所需要的东西，比如经验，财富，情感，名誉，等等。但是，物质的东西越多，人就越容易迷惑。

三十岁以后，就要开始学着用减法生活了，也就是要学会舍弃那些不是你心灵真正需要的东西。

我们的内心就像一栋新房子，人刚刚搬进去的时候，都想着要把所有的家具和装饰摆在里面，结果到最后发现这个家摆得像胡同一样，反而没有地方放自己了。这就被物质的东西奴役了。

而学做减法，就是把那些不想交的朋友舍掉了，不想做的事情拒绝了，不想挣的钱不要了。当敢于舍弃、知道如何舍弃的时候，人才真正接近不惑的状态。

那么什么叫做不惑？就是人能够自觉按照中庸的理念去思考、行事。即使外部世界给你许多不公正，打击，缺憾，你也能在一个坐标上迅速建立自己应有的位置。

“中庸”，是中国古代一个至高的行为标准，它是哲学上讲的那个最合适的“度”。但现在往往被大家理解为平庸和圆滑，认为中庸之道就是和稀泥。

其实，对于一种行事方法的判断，无所谓什么是正确的方法，只有什么是合适的方法，而合适往往不是走到极端的。“四书”里面有《中庸》这本书，《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就是说，中庸的理想状态，是一切处于和谐之中，这种和谐就是天地万物各安其位。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有这样一句话，叫做“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之道其实是通往极高明境界的一种适当的方法。它的特点正如中国古人所说，是“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在你二十岁、三十岁的时候，曾经风发扬厉过；走到不惑的时候，才表现为淡定而从容。而当走到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人的很多标准都会发生变化。那么，再过十年，等到五十岁的时候，又会发生新的变化。

孔子所说的知天命，是指的什么呢？是人们常说的“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吗？是一个人到了五十岁，就应该听天由命了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孔子所说的“知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

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皇侃对这段话的解释是：“下学，学人事；上达，达天命。我既学人事，人事有否有泰，故不尤人；上达天命，天命有穷有通，故我不怨天也。”可见，“知天命”关键在于一个“知”字，要能够了解什么是自己的天命。当自己能够客观认识命运中的穷与通，人世间的好与坏，知道这一切都很自然，那么你就能理性把握，平静应对。

“不怨天，不尤人”，是我们今天经常说的话，但这样区区六个字容易做到吗？一个人不去抱怨，就意味着他硬生生地把很多可以宣泄出去的怨气、苛责都压在了自己的心里，不再向他人推卸的同时就意味着给自己少了很多开脱的理由。这多么难啊！

那么孔子为什么可以做到呢？就是因为在他自己看来，一个人内心的完善，合乎大道的追求，比你要求这个社会应该如何如何，要求别人应该怎样怎样，都要重要得多。

孔子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小人才会在人际纠纷中不断地蜚短流长，而君子则更看重在自己的内心建立一种对大道的信仰和追求，这个大道就是孔子所说的天命。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

知命，知礼，知言，这三个境界在人生中的顺序是倒着的：我们都是最先知言，在与人交谈和读书中了解这个社会，了解他人；但是知言还不够，还不足以在社会上立足。还需要你懂得礼仪，能够充分尊重他人。多一分尊重，就会少一分抱怨。更高的一个层次是知命。知命就达到了孔子所说的君子的境界，他已经建立了一个自循环的系统，他内心会有一种淡定的力量去应对外界。

五十知天命，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已经有了一种内心的定力，基本上可以做到不怨天、不尤人，不为外物所动了。

庄子的《逍遥游》中也有类似的一个表述，它说“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

就是说，当全世界的人都在夸赞你的时候，你不会因为这种鼓舞而多往前走一步；而当全世界都在指责你，都在非难你，都在说你做错的时候，你的内心并不泄气，依旧会坚持你认定的想法。这样才叫做认清了“内”与“外”，明白了“荣”与“辱”。

所以，所谓成长是内心在历练中的逐渐强大，所谓人生的归位是把外在的东西变成内心的能量。

我们谈论“知天命”这个境界的时候，很自然会联想起金庸武侠小说中写到的独孤求败的境界。

在中国的武侠小说中，一个少年剑侠初出道之时，往往用的是一口天下无双、锋利无比的宝剑，那萧萧剑气、舞动的风采真是绚烂之极；等到他武艺精进，真正安身立命，成为一个门派的掌门人，或者在江湖上成为一个有名的剑客的时候，这个人用的武器反而可能是一口不开刃的钝剑。因为锋利现在对他来讲已经不重要了，他的内功开始变得沉浑雄厚；等到这个人已经成为名动江湖的大侠，他的武功已经超越了一个一个的流派划分而出于其上的时候，这个人可能只用一根木棍。就是说，金属那样的一种锋利和那种质地对他来讲也不重要了，他的手里只要随便拿个东西就够了；而等他真正走到至高的境界，也就是独孤求败的境界，求一败而不可得，这个时候他的手中是没有兵器的，他双手一出，就能挥出剑气，所有的武艺都融会贯通在他的内心里。此时敌人已经不能和他对招，因他已经到了“无招”的境界，因为他的无招，故而对手不能破解。

融会贯通的境界，一直是中国文化所崇尚的最高的境界。孔子所谓的“知天命”，其实就是把学习的各种道理，最后达到了一种融会和提升。到了这个境界以后，就该进入孔子所说的“耳顺”的境界了。

耳顺，就是不论什么样的话都能听得进去，都能站在发言者的立场去想问题。

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不顺心的事，听到不好听的话。我们如何才能真正做到耳顺呢？

在对天命有了透彻的了解，自己的内心有了巨大的定力之后，孔子说，“六十而耳顺”。此时，你能做到最大限度地尊重他人，你能理解任何一个事情存在的道理，你能虚心倾听各种声音，并站在别人的出发点上去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

这种境界，用中国文化的一个词来表述，就是“悲天悯人”，在真正了解所有人的利益与出发点的前提下，实现理解和包容。

也就是说，当以自己的价值体系去看待其他许多人的生活方式时，我们是有理由惊讶的；但是，如果你知道他带着什么样的生活历程走到今天，也就是你的这个体系能够进入到他的体系，也许就会多了一些谅解。

有一句谚语说得好：两朵云只有在同一高度相遇，才能成雨。

其实耳顺之人是什么呢？就是不管这个云在五千米还是五百米，他总能感知到这个高度。这就是孔夫子面对那么多不同的学生都能够因材施教的道理。

一个人要想做到耳顺，就要使自己无比辽阔，可以遇合不同的高度；而不是刻舟求剑，守株待兔，以自己恒定的标准坚守在某一个高度。

用这样的观点来解释“中庸”也许更为恰当。中庸其实是学习了所有外在知识之后，经过内心的陶冶与熔铸，达到的一个融会贯通的境界。

这就好像我们小学、中学的时候经常做的一个物理实验：老师给一支铅笔，一个圆，将圆画成七等份，再分别涂上七种颜色，然后戳在笔尖上快速旋转，结果呈现的是白色。这种白就是七种颜色绚烂之极之后融合而成的一种颜色。

孔子“耳顺”的境界，其实就是外在的天地之理在内心的融合。有了这种融合作基础，才能达到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当所有的规矩大道已经变为你的生命的习惯时，你就能够做到从心所欲，这可以说是每一个生命个体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但是这样的一个境界看似平易，在此之前却要经历千锤百炼。

我曾经看到这样一个故事：

在一座佛寺里供着一个花岗岩雕刻的非常精致的佛像，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到佛像前膜拜。而通往这座佛像的台阶也是由跟它采自同一座山体的花岗岩砌成的。

终于有一天，这些台阶不服气了，他们对那个佛像提出抗议说，你看我们本是兄弟，来自于同一个山体，凭什么人们都踩着我们去膜拜你啊？你有什么了不起啊？

那个佛像淡淡地对它们说，因为你们只经过四刀就走上了今天的这个岗位，而我是经过千刀万剐才得以成佛。

我们看孔子所描述的人生境界，越到后来越强调内心，越到后来越从容和缓，而在这从容之前，其实是要经历千锤百炼的。

孔子所说的这样一个从十五到七十的人生历程，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不同的人生阶段可以参照的一面镜子。通过它，我们可以比照一下自己的心灵是否已经立起来了，是否少了一些迷思，是否已经通了天地大道，是否以包容悲悯去体谅他人，是否终于做到从心所欲。

同时还要看到，在当今这样一个加速发展的社会里，我们需要更加有效率的生活。

其实人的年龄有生理年龄，有心理年龄，还有社会年龄。如果我们在二十岁、三十岁能够提前感悟到四十岁、五十岁的境界，已经建立了明晰的内心价值系统，已经能够把社会给予的压力变为一种生命反张力，已经可以做到从心所欲那样的一种淡定从容……那么我们说，这样的生命，才是有效率的生命。

英国的科学家公布过一个实验：

他们为了试一试南瓜这样一种普普通通的廉价的植物生命力能有多强，就在很多很多同时生长的小南瓜上加砝码，砝码的重量就是小南瓜所能承受的极限。

这样，不同的南瓜压不同的砝码，只有一个南瓜压得最多。从一天几克到几十克、几百克、几千克，这个南瓜成熟的时候，上面已经压了几百斤的重量。

最后的实验是把这个南瓜和其他南瓜放在一起，大家试着一刀剖下去，看质地有什么不同。

当别的南瓜都随着手起刀落噗噗地打开的时候，这个南瓜却把刀弹开了，把斧子也弹开了，最后，这个南瓜是用电锯吱吱嘎嘎锯开的。它的果肉的强度已经相当于一株成年的树干！

这是一个什么实验呢？其实就是一个生命实验，这就是我们现代人所处的外在环境跟我们内在反张力最好的写照。

在当今社会这样的竞争压力下，我们有理由不提前成熟吗？“只争朝夕”这句话用在今天是再合适不过了，一万年太久，七十年也太久。

学习《论语》，学习任何经典，所有古圣先贤的经验最终只有一个真谛，就是使我们的生命在这些智慧光芒的照耀下，提升效率，缩短历程，使我们尽早建立一个君子仁爱情怀，能够符合社会道义标准，不论是对自己的心还是对于社会岗位，都有一种无愧的交待。

我想圣贤的意义就在于，他以简约的语言点出人生大道，而后世的子孙或蒙昧地，或自觉地，或痛楚地，或欢欣地，一一去实践，从而形成一个民族的灵魂。

让那种古典的精神力量在现代的规则下圆润地融合成为一种有效的成分，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建立起来有效率、有价值的人生，大概这就是《论语》给予我们的终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