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之编纂及其篇目

《汉书·艺文志》无《楚辞》，惟载：“屈原赋二十五篇。”及王逸为《楚辞章句》，其《离骚篇》后序云：“屈原……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虑，缵述其词。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今臣复以所记所知稽之旧章，作十六卷章句……”据此，则《楚辞》似是刘向所编定。然今本第十六卷即刘向所作《九叹》，复有第十七卷为王逸所作《九思》，殆两人各以己作附骥耶？其各篇次第，今本与陆德明《经典释文》本亦有异同。今录其篇名、篇数、篇次及相传作者人名为表如下：

上各篇自《惜誓》以下，皆汉人所作。朱熹《楚辞辩证》云：

“《七谏》《九怀》《九思》《九叹》虽为骚体，然其词气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就其中《谏》《叹》犹或粗有可观，两王则卑已甚矣，故虽幸附书尾而人莫之读。”故熹所作《楚辞集注》，将彼四家之三十四篇删去，而补以贾生之《吊屈文》及《鵩鸟赋》，其目如下：

洪兴祖《补注》本自《渔父》以上皆于篇名下各缀以“离骚”二字，而《离骚》篇题为“离骚经”，《九辩》以下则每篇篇名下缀以“楚辞”二字。朱熹因之而略加修正，故自《离骚》至《渔父》每篇皆冠以“离骚”二字，《九辩》以下则冠以“续离骚”三字。

今本篇次与《释文》本有异同。洪兴祖云：“《九章》第四，《九辩》第八。而王逸《九章》注云：‘皆解于《九辩》中。’知《释文》篇第，盖旧本也，后人始以作者次叙之耳。”朱熹云：“今按天圣十年陈说之序，以为：‘旧本篇第混并，首尾差互，如考其人之先后重定其篇。’然则今本说之所定也欤？”启超按：洪、朱所论甚当。欲知刘向、王逸原本，宜遵《释文》，今本非也。

上所举篇数、篇次等，虽甚琐末，然实为考证屈原作品之基本资料，故不惮详述之。

屈原赋二十五篇

《楚辞》中汉人作品，向不为人所重视，更无考证之必要。吾侪研究《楚辞》，实际上不过研究屈原而已。吾侪所亟欲知者，《汉书·艺文志》称“屈原赋二十五篇”，究竟今《楚辞》中某二十五篇为屈原所作耶？此问题颇复杂。旧说通以《离骚》一篇，《九歌》十一篇，《天问》一篇，《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各一篇，以当二十五篇之数。其《九辩》《招魂》则归诸宋玉。《大招》是否在二十五篇中，则存疑焉。吾窃疑非是。据所臆测，则刘向所集之二十五篇篇名当如下：

离骚一篇。

九辩一篇。

九歌十篇。

卜居一篇。

渔父一篇。

天问一篇。

招魂一篇。

远游一篇。

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思美人、橘颂、悲回风、怀沙，各一篇。

上八篇今本更入以《惜往日》一篇，合题为《九章》。

吾此说颇奇特，今须加以说明者，一为《大招》是否屈原作之问题；二为《招魂》是否宋玉作之问题；三为《九辩》作者问题；四为《九歌》篇数问题；五为《九章》是否旧名及其中各篇有无伪品问题。今一一钩稽疏证如下：

一、王逸《大招章句》云：“《大招》，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今按《大招》明为摹仿《招魂》之作，其辞靡弱不足观。篇中有“小腰秀颈若鲜卑只”语，鲜卑为东胡余种，经冒顿摧灭，别保鲜卑山因而得号者，其以此名通于中国，盖在东汉，非惟屈原不及知，即景差亦不及知。此篇决为汉人作无疑。故《释文》本列诸第十六，在全书之最末，则刘向编集时殆亦不认为先秦作品矣。故语屈原赋当先将此篇剔出。

二、《招魂》，今本目录注指为宋玉作，《文选》亦同。然《史记·屈原列传》赞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然则司马迁明认《招魂》为屈原作。此篇对于厌世主义与现世快乐主义两方皆极力描写而两皆拨弃，实全部《楚辞》中最酣肆最深刻之作。后人因篇名《招魂》，且中有“魂魄离散汝筮予之”语，遂谓必屈原死后后人悼吊之作，因嫁名宋玉，所谓痴人前说不得梦也，谓宜从《史记》以本篇还诸屈原。

三、《九辩》向未有以加诸二十五篇中者。虽然，有一事颇难索解。《释文》本何故以此篇置诸第二——在《离骚》之后《九歌》之前？王逸释“九”字之义亦详见本篇下，而《九歌》《九章》略焉，则此为王本原次甚明。夫第一篇及第三以下之二十余篇皆屈原作。而中间忽以非屈原作之一篇置第二，甚可异也。且全部《楚辞》除汉人诸作外，向来拟议为宋玉、景差等所作者只有《九辩》《招魂》《小招》三篇，《大招》决属汉拟，《招魂》决为屈作，如前文所辩证，殆成信谳，仅余此《九辩》一篇。（《九辩》原只一篇，故无子目。王逸本厘为十一篇；朱熹本厘为九篇，皆以意割裂耳。）以宋辞而虱屈集，益大可异也；且“启《九辩》与《九歌》”，语见《离骚》。或辩、歌同属古代韵文名称，屈并用之。故吾窃疑《九辩》实刘向所编屈赋中之一篇，虽无确证，不失为有讨论价值之一问题也。

四、《九歌》十一篇，明载子目，更无问题。惟末篇《礼魂》仅有五句，（“盛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似不能独立成篇。窃疑此为前十篇之“乱辞”，每篇歌毕，皆殿以此五句。果尔，则《九歌》仅有十篇耳。

五、今本《九章》凡九篇，有子目。惟其中《惜往日》一篇，文气拖沓靡弱，与他篇绝不类，疑属汉人拟作，或吊屈原之作耳。“九章”之名，似亦非旧。《哀郢》，《九章》之一也，史公以之与《离骚》《天问》《招魂》并举，认为独立的一篇。《怀沙》亦《九章》之一也，本传全录其文，称为“怀沙之赋”。是史公未尝谓此两篇为《九章》之一部分也。窃疑“九章”之名，全因摹袭《九辩》《九歌》而起。或编集者见《惜诵》至《悲回风》等散篇，体格大类相类，遂仿《辩》《歌》例赋予以一总名；又见只有八篇，遂以晚出之《惜往日》足之为九。殊不知《辩》《歌》之“九”字，皆别有取义，非指篇数。观《辩》《歌》之篇皆非九，可知也。褒之《九怀》，向之《九叹》，逸之《九思》，篇皆取盈九数，适见其陋耳。故吾疑《九章》名非古。藉曰古有之，则篇数亦不嫌仅八，而《惜往日》一篇，必当在料拣之列也。

若吾所臆测不甚谬，则将旧说所谓二十五篇者删去《惜往日》，以《礼魂》分隶《东皇太一》等十篇之末，不别为篇，而补入《九辩》《招魂》，恰符二十五之数。此二十五篇是否皆屈原作品，抑有战国末年无名氏之作而后人概归诸屈原，虽尚有研究之余地（近人胡适有此说），然而刘向、班固所谓二十五篇之屈原赋，殆即指此无可疑者。

屈原之行历及性格

《史记》有《屈原列传》，载原事迹颇详，举其大概则：

一，原为楚同姓贵族。

二，原事楚怀王，官左徒，曾大被信任。

三，原为同列上官大夫所排，遂被疏放。然犹尝任齐使。

四，怀王十六年（西纪前三一三），秦张仪谲诈怀王绝齐交，破合纵之局。原请杀张仪。

五，怀王三十年（前二九九），秦昭王诱怀王会武关，原谏不听。王遂被胁留，客死于秦。

六，顷襄王立（前二九八），原为令尹子兰所谮，王怒而迁放之。原遂自沉。

关于屈原身世之唯一的资料，只有此传，后此言原事者皆本之。故汉王逸谓：“原在怀王时被谗见疏作《离骚》……顷襄王迁原于江南，原复作《九歌》《天问》《远游》《九章》《卜居》《渔父》等篇。”宋洪兴祖谓：“原被放在怀王十六年。至十八年复召用之，顷襄王立，复放。”

惟清王懋竑不信《史记》，谓原决无再召再放事，谓原决不及见顷襄王。其言曰：“《卜居》言‘既放三年，不得复见’，《哀郢》言‘九年而不复’，‘壹反之无时’，则初无召用再放之事。”（《白田草堂存稿》卷三《书（楚辞）后》，下同。）又云：“谏怀王入秦者，据《楚世家》乃昭雎，非屈原也。夫原谏王不听而卒被留，以致客死，此忠臣之至痛，而原诸篇乃无一语以及之。至《惜往日》《悲回风》临绝之音，愤懑伉激，略无所讳，而亦只反复于隐蔽障壅之害、孤臣放子之冤。其于国家，则但言其委衔勒，弃舟檝，将卒于乱亡，而不云祸殃之已至是也。是诱会被留，乃原所不及见，而顷襄王之立，则原之自沉久矣。”懋竑所辩尚多，皆从原作品本身立反证，极有价值。又传中令尹子兰等事，亦不足信。朱熹云：“《楚辞》以香草比君子，然以世乱俗衰，人多变节，遂深责椒、兰之不可恃，而揭车、江离，亦以次书罪，初非以为实有是人而以椒、兰为名字者也。而史迁作《屈原传》乃有令尹子兰之说，班氏《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王逸因之又讹以为司马子兰、大夫子椒……流误千载，无一人觉其非，甚可叹也。使其果然，则又当有子车、子离、子榝之俦，盖不知其几人矣。”（《楚辞辩证》卷上。）

上所论难，皆可谓读书得间。要之，《史记》所载古代史迹，本多采自传闻，鉴别非甚精审，况后人窜乱亦多；即以《屈原列传》论，篇中自相矛盾处且不少（王懋竑列举之），故吾侪良不宜轻信，更不宜牵合附会以曲为之说。大概屈原为楚贵族，生卒于西纪前四世纪之下半纪。曾一度与闻国政，未几被黜放，放后逾九年乃自杀。其足迹在今湖北、湖南两省，亦或尝至江西。此为屈原之基本的史迹，过此以往，阙疑可也。

司马光谓屈原“过于中庸，不可以训”，故所作《通鉴》，削原事不载。屈原性格诚为极端的，而与中国人好中庸之国民性最相反也，而其所以能成为千古独步之大文学家，亦即以此。彼以一身同时含有矛盾两极之思想：彼对于现社会，极端的恋爱，又极端的厌恶；彼有冰冷的头脑，能剖析哲理，又有滚热的感情，终日自煎自焚；彼绝不肯同化于恶社会，其力又不能化社会。故终其身与恶社会斗，最后力竭而自杀。彼两种矛盾性日日交战于胸中，结果所产烦闷至于为自身所不能担荷而自杀。彼之自杀实其个性最猛烈最纯洁之全部表现；非有此奇特之个性不能产此文学，亦惟以最后一死能使其人格与文学永不死也。吾尝有《屈原研究》一篇（见《学术讲演集》第三辑），关于此点，论列颇详尽，可参看。（彼文关于屈原史迹及作品之考证与斯篇稍有异同。）

《楚辞》注释书及其读法

《楚辞》多古字古言，非注释或不能悉解。汉武帝时，淮南王安已作《离骚章句》。东汉则班固、贾逵皆续有所释，然亦只限于《离骚》。及王逸乃为《楚辞章句》十六卷，遍释诸篇。宋则有洪兴祖为之《补注》，而朱熹别加删订为《楚辞集注》。今三本并存，其余释者尚多，不具举。（清戴震有《楚辞笺》，不审尚存否？若存必当有可观。）

王逸年辈在郑玄、高诱、韦昭前，所释训诂名物多近正，最可贵。其释篇中之义则以为：“《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此在各篇中固偶有如此托兴者（《离骚》篇或更多），若每篇每段每句皆胶例而凿求之，则傎甚矣。人之情感万端，岂有舍“忠君爱国”外即无所用其情者？若全书如王注所解，则屈原成为一虚伪者或钝根者，而二十五篇悉变为方头巾家之政论，更何文学价值之足言！故王注虽有功本书，然关于此点，所失实非细也。后世作者往往不为文学而从事文学，而恒谬托高义于文学以外，皆由误读《楚辞》启之，而注家实不能不任其咎。

朱注对于此等曲说颇有芟汰，较为洁净。（《楚辞辩证》对于《九歌》诸篇所论云：“《东皇太一》旧说以为‘原意谓人尽心以事神，则神惠以福。今竭忠以事君，而君不见信。故为此以自伤’。《补注》又谓：‘此言人臣陈德义礼乐以事上，则上无忧患。’《云中君》旧说以为：‘事神已讫，复念怀王不明而太息忧劳。’《补注》又谓：‘以云神喻君德，而怀王不能，故心以为忧。’皆外增赘说以害全篇之大旨，曲生碎义以乱本文之正意。”又云：“《湘君》一篇，情意曲折，最为详尽。而为说者之谬为尤多，以致全然不见其语意之脉络次第，至其卒章犹以‘遗玦捐袂’为求贤，而‘采杜若’为好贤之无已，皆无复有文理也。”又云：“佳人召予正指湘夫人而言，而五臣谓‘若有君命则亦将然’。《补注》以佳人为‘贤人同志者’，如此则此篇何以名为《湘夫人》乎？”读此可知旧注之穿凿可笑，而朱氏之特识为不可及也。）惜仍有所拘牵，芟涤未尽耳。（例如《九歌总序》下注云：“此卷诸篇皆以事神不答而不能忘其敬爱，比事君不合而不能忘其忠赤。”虽稍直捷，然终未能脱旧注桎梏。何如直云《九歌》皆祀神乐章，而屈原自抒其想象力及情感耶？）故吾以为治《楚辞》者，对于诸家之注，但取其名物训诂而足，其敷陈作者之旨者，宜悉屏勿观也。

我国最古之文学作品，三百篇外，即数《楚辞》。三百篇为中原遗声，《楚辞》则南方新兴民族所创之新体。三百篇虽亦有激越语，而大端皆主于温柔敦厚；《楚辞》虽亦有含蓄语，而大端在将情感尽情发泄。三百篇为极质正的现实文学，楚辞则富于想象力之纯文学。此其大较也。其技术之应用亦不同道，而《楚辞》表情极回荡之致，体物尽描写之妙，则亦一进步也。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为不虚生此国。吾愿学者循吾说而广之，讽诵餍饫之既久，必能相说以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