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之来历

《左传》，举全称则《春秋左氏传》。《汉书·艺文志》：“《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原注云：“左丘明，鲁太史。”《左传》著录始此。《志》所录刘歆《七略》文云：“仲尼……以鲁……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前乎此者，则《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据此，则《左传》为注释孔子之《春秋》而作，与《春秋》同时先后成书，似甚明。

虽然，考汉代对于《左传》传习经过之事实，则不能无疑。盖西汉一代经师，似未尝以此书为与《春秋经》有何等关系。起而张之者，实自刘歆始。《汉书·刘歆传》云：“歆校中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大好之……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春秋左氏》，丘明所修……藏于秘府，伏而未发……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犹欲抱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其言甚切，诸儒皆怨恨。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书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据本传所记，吾侪可以得下列各项事实：（一）《左传》“藏于秘府”，外人罕得见，歆校中秘书乃见之。（二）“引传文以解经”自歆始，前此无有。（三）诸博士皆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四）歆以全力争立此书于学官，至于激动公愤。

《左氏》不传《春秋》

既有此类事实，吾辈对于《左传》当然不能不引起怀疑。第一，《左传》全书真伪问题。第二，《左传》对于《春秋》有无关系之问题。第一问题极易解决，因书中皆记春秋时代实事，断非后人所能全部捏造；且《史记》征引其文甚多，司马迁已见其书，可见非西汉末年始有。故今所当讨论者，惟在第二问题。

对于此问题之解答，吾辈盖左袒汉博士“《左氏》不传《春秋》”之说。案《左氏》释经之文，有不可解者四端：

一，无经之传。例如隐五年“曲沃庄伯伐翼……翼侯奔随”。经本无关于此事之文，何以有传？夫传以释经，既无经可谓传乎？

二，有经而不释经之传。凡传以释经义，非述其事也。例如隐五年“九月，初献六羽”。《公羊传》曰：“何以书？讥始僭诸公也。”是释其义也。《左传》但述羽数，此与经同述一义耳，岂似传体？

三，释不书于经之传。例如隐元年“五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夫释经而释不书于经者，则传书者不当释黄帝何以无典，吴楚何以无风乎？

四，释经而显违经意之传。例如隐三年书“尹氏卒”。《公羊传》云：“讥世卿。”为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张本也。此孔子反对贵族政体之大义，书中盖屡见。《左氏》改“尹”为“君”，谓为隐公之母，凡以避世卿之讥，袒庇王氏而已。

要之，孔子之《春秋》，孟子所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董生所谓：“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聚散，皆在《春秋》。”盖每条皆必有所谓“义”、所谓“指”者存焉。若如《左氏》所释，则全书皆鲁史官之旧，而孔子仅得比于一钞胥，此何为者？故《左氏》自《左氏》，《春秋》自《春秋》，“引传解经”实刘歆作俑耳。

《左氏春秋》与《国语》

然则《左氏》原书当何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五帝本纪》云：“余观《春秋》《国语》。”似司马迁所见而据为资料者，只有一部《国语》，而《史记》各篇引今本《左传》文甚多，引今本《国语》文甚少，因此惹起一问题：司马迁所见《国语》是否即为今本《国语》，《史记》所引《左传》诸文，是否包含在迁所见《国语》之中。质言之，则《左传》《国语》是一是二之问题也。韦昭《国语解叙》云：“左丘明……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此东汉人之说，盖起自《左传》盛行之后，号曰“外传”，对《左氏》之为内传言也。然今本《国语》则大怪。论其年代，固以春秋为中坚，与《春秋》一书时代略相函，然其中述隐元年至哀十四年二百四十年间事反极少，将极主要之部分概从阙略。再反观今本《左传》亦大怪。既云释《春秋》，自当以隐元年至哀十四年为起讫之大限，乃发端记“惠公元妃孟子……”，事已在隐前，犹可曰为隐公摄位直接张本，不得不追述也。至如桓二年“晋穆侯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太子……”一篇，所记事还在《春秋》前数十年，经中亦绝无关于此事之文。释经而缕缕道此，果何为者？全书最末一篇，记悼四年智伯之灭，又远在获麟后数十年，与孔子的《春秋》有何关系？释经而缕缕道此，又何为者？是故今本《国语》与今本《左传》，若析而为二，则两书皆可谓自乱其例，不足以列于著作之林；若合而为一，则西周末东周初三百余年间一良史也。其书则本名《国语》，或亦称《左氏春秋》。《左氏春秋》者，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纯为一独立之著述，与孔子之《春秋》绝无主从的关系也。其由《左氏春秋》而变成《春秋左氏传》，则自刘歆之引传解经始也。以上所推测若不谬，则所得结论为下列数项：

一，《国语》即《左氏春秋》，并非二书。

二，其书分国为纪，并非编年。

三，刘歆将鲁惠、隐间迄哀、悼间之一部分抽出，改为编年体，取以与孔子所作《春秋》年限相比附，谓之《春秋左氏传》；其余无可比附者，剔出，仍其旧名及旧体例，谓之《国语》。

四，凡今本《左传》释经之文，皆非原书所有，皆刘歆“引传释经”之结果。内中有“君子曰”云云者亦同。

五，其余全书中经刘歆窜入者当不少。

关于考证《左传》真伪之参考书：

刘逢禄《左传春秋考证》。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关于《左传》之部。

崔适《史记探源》关于《左传》之部。

《左传》《国语》之著作者年代及其史的价值

考证至此，则此书之著作者及其年代，将皆成问题。依《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及《汉书·艺文志》，则著者姓左名丘明，《志》谓为孔子弟子，《表》谓为鲁之君子。然《太史公自序》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则其人名丘，非名丘明也。且既为孔子弟子，则《仲尼弟子列传》何故遗之？因此则《十二诸侯年表》有无经后人窜乱，且成问题（崔适直指为窜乱——说详《史记探源》卷四页二）。谓为“孔子弟子左丘明”者，作伪者因《论语》有“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之语，因影射之谓“好恶与圣人同”耳。其书既“不传《春秋》”，则所谓“与孔子观史记”云云皆属虚构，而其人殆不名丘明。但此属小节，且勿论。究竟左氏其人者何时人耶？《左传》《国语》皆述晋灭智伯事，《国语》述越灭吴事，事皆在孔子卒后二十余年，则其成书最早亦后于孔子作《春秋》约三十年矣。尤足怪者，“腊”为秦节，“庶长”为秦爵，而此两名乃见于《左传》。且“庶长”者，商鞅所设之武功爵也，而作者道之，得毋其成书乃在商鞅相秦后耶？记陈敬仲事曰：“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记季札适鲁听乐曰：“郑其先亡乎？”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左氏》好语神怪，种种“浮夸”之词（用韩愈评语）本数见不鲜。然当敬仲初亡命于齐时，而决言其八世之后必篡齐；当郑七卿辑睦时，而决言其必先亡；当晋范、中行全盛时，而决言其必萃于韩、赵、魏。预言吻合至此，宁复情理？以常识判之，则谓其书成于田氏伐齐、三家分晋、韩灭郑以后，殆不为过。故先辈或以《左传》为战国初期作品，上距孔子卒百年前后，吾颇信之。

上所指摘者，皆非关后人窜乱，实原书固有之瑕类也。浮夸如此，然则其所记述，尚有史的价值否耶？换言之，则吾辈应认此书为信史否耶？平心而论，历史间杂神话，良为古代任何民族之所不能免。《左传》在许多中外古史中，比较的已算简洁；所记之事，经作者剪裁润色，带几分文学的（寓言的）色彩者，固所在而有，然大部分盖本诸当时史官之实录。试将前半部与后半部比较，其文体不同之处，尚可以看出。知其所据原料，多属各时代旧文，故时代精神，能于字里行间到处表现也。要之，《国语》《左传》实二千年前最可宝贵之史料，不容以小疵掩其大醇也。

读《左传》法之一

我国现存史籍，若以近世史的观念读之，固无一能尽如人意，但吾侪试思，西历纪元前四五百年之史部著作，全世界能有几何？《左传》一书，无论其原本为分国纪载或编年纪载，要之不失为一种有系统有别裁的作品，在全人类历史学界为一先进者，故吾侪以世界的眼光观察，已认此书为有精读的必要。若专就本国文献论，则我族文化实至春秋时代始渐成熟，其位置恰如个人之甫达成年，后此历史上各方面文物之演进，其渊源皆溯诸春秋，故吾以为欲断代的研究国史，当以春秋时代为出发点，若侈谈三代以前，则易为神话所乱，失史家严正态度。若仅注重秦、汉以后，则中国国民性之根核，社会组织变迁之脉络等，将皆无从理解。故吾常谓治国史者，以清代史为最要；次则春秋、战国。战国苦无良史，（《战国策》文学臭味太浓，非严格的史。）而春秋时代幸有一《左传》，吾侪宜如何珍惜而宝习也！

《左传》一书，内容极丰富，极复杂，作史料读之，可谓最有价值而且有趣味。在文献学上任何方面，皆可以于本书中得若干资料以为研究基础；盖此书性质虽属政治史，然对于社会情状，常能为撮影的记述。试以《资治通鉴》比之，当感《通鉴》纯为政治的，而《左传》实兼为社会的也。所以能如此者，固由左氏史识特高，抑亦历史本身使然。其一，春秋时代，各地方皆在较狭的区域内分化发展，政治上乃至文化上并无超越的中心点，故其史体与后来之专以京师政局作主脑者有异。其二，彼时代之社会组织纯为阶级的，一切文化皆贵族阶级之产物；贵族阶级，虽非多数的，然究竟已为复数的，故其史本与后来之专为皇帝一人作起居注者有异。《左传》所叙述之对象——史的实质如此，此其所以在古史中能有其特殊之价值也。

古今治《左传》者多矣。以研究方法论，吾以为莫良于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彼书盖先定出若干门类为自己研究范围，然后将全部书拆散，撷取各部分资料以供自己驾驭。《礼记》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顾书真能善属而善比者。吾以为凡读史皆当用此法，不独《左传》也。但吾对于此书稍觉不满者有三端。第一，嫌其体裁专限于表。用表法诚极善，顾书各表，惨淡经营，令人心折者诚极多，但仍有许多资料非用表的形式所能整理者。顾氏以“表”名其书，自不容不以能表者为限。吾侪赓续研治，则须广其意以尽其用也。第二，嫌其所表偏于政治。《左传》本属政治史，多表政治，固所当然，然政治以外之事项，可表者正自不少，是宜有以补之。第三，嫌其多表释经语。“《左氏》不传《春秋》”为吾侪所确信，今对于刘歆引传释经之语，研究其义例，非惟枉费精力，抑亦使《春秋》之旨愈荒也。此三端，吾以为对于顾著宜修正或增益者。但其方法则吾无间然，愿学者循其矩而神而明之也。

马骕《左传事纬》、高士奇《左传记事本末》，皆仿袁枢治《通鉴》之例，以一事之起讫编年，此亦读《左氏》之一法。惟其所分之事，或失诸细碎，而大者反割裂遗漏。学者如能用其法，而以己之律令断制之，所得或较多也。

吾侪今日治《左传》，最好以社会学者的眼光治之，不斤斤于一国一事件之兴亡得失，而多注意于当时全社会共同现象。例如，当时贵族阶级如何受教育法；所受者为何种教育；当时贵族政治之合议组织如何；其政权授受程序如何；当时地方行政状况如何；当时国际交涉之法例如何；当时财产所有权及其承袭与后来之异同奚若；当时婚姻制度与后来之异同奚若；当时人对于自然界灾变作何等观念；当时可称为宗教者有多少种类，其性质何如……如此之类，随时特拈出所欲研究之问题，通全书以搜索资料；资料略集，乃比次而论断之。所研究积数十题，则一时代之社会遗影，略可睹矣。

吾侪研究史料，往往有须于无文字中求之者。例如：（一）春秋时代是否已行用金属货币？（二）春秋时代是否有井田？（三）春秋时代是否用铁器？（四）春秋时代曾否有不行贵族政治之国家？……诸如此类，留心研索，亦可以拈出若干题。若其可作反证之资料甚缺乏乃至绝无，则否定之断案或遂可成立。此亦治古史之一妙用也。

以上所述，皆史学家应采之通法，无论读何史皆可用之，不独《左传》。但《左传》既为最古之史，且内容甚丰，取材较易，先从彼着手，最可引起趣味也。

读《左传》法之二

《左传》自宋以来，列于五经，形成国民常识之一部，故虽非专门史学家亦当一读。其中嘉言懿行，有益修养及应世之务者不少，宜暗记或钞录之。

《左传》文章优美，其记事文对于极复杂之事项——如五大战役等，纲领提挈得极严谨而分明，情节叙述得极委曲而简洁，可谓极技术之能事；其记言文渊懿美茂，而生气勃勃，后此亦殆未有其比；又其文虽时代甚古，然无佶屈聱牙之病，颇易诵习，故专以学文为目的，《左传》亦应在精读之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