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作者之略历及其年代

《史记》百三十篇，汉太史令司马迁作。迁字子长，（见扬雄《法言》及王充《论衡》。）左冯翊夏阳人，（据《自序》“司马氏入少梁”语，案推汉地。）今陕西之同州韩城县也。司马氏世典周史，迁父谈，以汉武帝建元元封间仕为太史令。谈卒，迁袭官。迁生卒年不见于《太史公自序》及《汉书·司马迁传》，惟据《自序》云：“为太史令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张守节《正义》云：“案迁年四十二岁。”以此推算，知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西纪前一四五年）。父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迁皆传其学。迁又受业孔安国治《尚书》，闻《春秋》于董仲舒。喜游历，足迹遍天下，其所经行之地见于本书者如下：

《五帝本纪》：“余尝西至空同，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

《河渠书》：“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大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

《齐太公世家》：“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余里。”

《魏世家》：“吾适故大梁之墟。”

《孔子世家》：“余适鲁，观仲尼庙堂。”

《伯夷列传》：“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

《孟尝君列传》：“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

《信陵君列传》：“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

《春申君列传》：“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

《屈原贾生列传》：“余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

《蒙恬列传》：“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取为秦筑长城亭障。”

《淮阴侯列传》：“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余视其母冢。”

《樊郦滕灌列传》：“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冢。”

《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吾侪试取一地图，按今地，施朱线，以考迁游踪，则知当时全汉版图，除朝鲜、河西、岭南诸新开郡外，所历殆遍矣。迁初仕为郎中，及继父任太史令，则奉召修太初历。自发议迄颁定，皆迁主之；始末具详《汉书·律历志》。修历事毕，从事作史。史未成，因上书救李陵，获罪下蚕室。已而为中书令，尊宠任事。其卒年无考，大率在武帝末年。今据王静安（国维）所著《太史公系年考略》，略表其行历年代如下：

西纪前一四五（景帝中元五年）迁生。

前一四○（武帝建元元年）六岁。

前一三六（建元五年）十岁，自序云：“年十岁则诵古文。”

前一三四（元光元年）十二岁。

前一二八（元朔元年）十八岁。

前一二六（元朔三年）二十岁。自序云：“二十而南游江淮，……过梁、楚以归。”（全文见前。）所记或不止一年事，要之自二十岁起游学四方也。

前一二二（元狩元年）二十四岁。《史记》所记事，讫于是年。说详下。

前一一六（元鼎元年）三十岁。《自序》云：“于是迁仕为郎中。”其年无考，大约在元狩、元鼎间。

前一一○（元封元年）三十六岁。《自序》云：“奉使西征巴、蜀，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迁归自南，见父谈于河、淮之间。未几，谈卒。遗命使迁撰史。

前一○八（元封三年）三十八岁。始为太史令。《自序》云：太史公“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

前一○四（太初元年）四十二岁。据《汉书·律历志》，元封七年，因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法废坏，宜改正朔，乃诏以明年为太初元年，命迁等造汉历，选邓平及民间治历者二十余人参其事。事竣，诏迁颁所造八十一分历，即所谓太初历也。迁生平事业，造历之功，盖亚于作史云。

《史记》盖以是年属稿。《自序》云：“五年（为太史令后之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太史公曰：‘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小子何敢让焉……于是论次其文。……’”

前一○○（天汉元年）四十六岁。

前九八（天汉三年）四十八岁。下狱被刑。《自序》云：“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徐广注云：“天汉三年。”（据《李将军列传》及《匈奴列传》，李陵降匈奴，在天汉二年。）是时《史记》尚未成书，故《报任安书》云：“革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前九六（太始元年）五十岁。《汉书》本传云：“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事。”当在此数年中。

前九三（太始四年）五十三岁。是年有报益州刺史任安书。书见《汉书》本传，不箸年月，惟书中有“会东从上来”语，又有“涉旬月追季冬，仆又薄从上雍”语。考《汉书·武帝纪》“是年春三月，行幸太山。夏四月，幸不其。五月，还幸建章宫。”即所谓“东从上来”也。又：“冬十二月，行幸雍，祠五畤。”即所谓“季冬从上雍”也。故知报书在是年。迁时为宦侍，故每出必扈行也。

前九二（征和元年）五十四岁。

前八八（后元元年）若迁尚在，则其年五十八岁。明年武帝崩。迁卒年，绝无可考。惟据《汉书·宣帝纪》载武帝后元二年遣使尽杀长安狱囚，内谒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狱云云。案《续汉书·百官志》知内谒者令即中书谒者令，亦即中书令。然则其时迁已不在中书，计当前卒矣。大约迁之年代与武帝相始终也。

《史记》之名称及其原料

《史记》之名，非迁书原名也。其见于《汉书》者，《艺文志》述刘歆《七略》称“太史公百三十篇”；《杨恽传》谓之“太史公记”，应劭《风俗通》（卷一、卷六）同；《宣元六王传》谓之“太史公书”，班彪《略论》、王充《论衡》同；而《风俗通》（卷二）时或称“太史记”。是知两汉时并未有名迁书为“史记”者。本书中“史记”之名凡八见：（一）《周本纪》云：“太史伯阳读史记。”（二）《十二诸侯年表》云：“孔子论史记旧闻。”（三）《十二诸侯年表》云：“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四）《六国表》云：“秦烧天下书，诸侯史记尤甚。”（五）《六国表》云：“史记独藏周室。”（六）《天官书》云：“余观史记考事。”（七）《孔子世家》云：“乃因鲁史记作《春秋》。”（八）《太史公自序》云：“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皆指古史也。“史记”之名，盖起于魏、晋间，实“太史公记”之省称耳。

《史记》所据之原料，据班彪《略论》，则（一）《左传》，（二）《国语》，（三）《世本》，（四）《战国策》，（五）陆贾《楚汉春秋》。今考本书中自述其所取材者如下：

《五帝本纪》：“予观《春秋》《国语》。”

《殷本纪》：“自成汤以来，采于《诗》《书》。”

《秦始皇本纪》：“吾读秦记。”

《孝武本纪》：“余究观方士、祠官之言。”

《三代世表》：“余读谍记，稽其历谱。”

《十二诸侯年表》：“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秦记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著诸所闻兴坏之端。”

《吴太伯世家》：“余读《春秋》古文。”

《卫康叔世家》：“余读世家言。”

《伯夷列传》：“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

《管晏列传》：“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

《司马穰苴列传》：“余读《司马兵法》。”

《孙吴列传》：“《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

《仲尼弟子列传》：“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

《孟子荀卿列传》：“余读孟子书。”“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

《商鞅列传》：“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

《屈原贾生列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

《郦生陆贾列传》：“余读陆生《新语》书。”

《儒林列传》：“余读功令。”

大抵除班彪所举五书外，史公所采主要材料：（一）六艺，（二）秦史记，（三）谍记（或即《世本》），（四）诸子著书现存者，（五）功令官书，（六）方士言；而秦火后“诸侯史记”之湮灭，则史公最感苦痛者也。

史公史料，多就地采访，观前条所列游踪可见。各篇中尚有明著其所亲见闻者如下：

《项羽本纪》：“吾闻之周生。”

《赵世家》：“吾闻冯王孙。”

《魏世家》：“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言曰。”

《淮阴侯列传》：“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

《樊郦绛滕列传》：“余与他广游，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

《冯唐传》：“唐子遂与余善。”

《韩长孺列传》：“余与壶遂定律历，观韩长孺之义。”

《李将军列传》：“余观李将军，悛悛如鄙人。”

《卫将军骠骑列传》：“苏建语余曰。”

《游侠列传》：“吾观郭解，状貌不如中人。”

凡此皆《史记》资料多取诸载籍以外之证也。

《史记》著述之旨趣

《史记》自是中国第一部史书，但吾侪最当注意者，“为作史而作史”，不过近世史学家之新观念；从前史家作史，大率别有一“超史的”目的，而借史事为其手段。此在各国旧史皆然，而中国为尤甚也。孔子所作《春秋》，表面上像一部二百四十年的史，然其中实蕴含无数“微言大义”，故后世学者不谓之史而谓之经。司马迁实当时春秋家大师董仲舒之受业弟子，其作《史记》盖窃比《春秋》，故其《自序》首引仲舒所述孔子之言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意若曰：吾本有种种理想，将以觉民而救世，但凭空发议论，难以警切，不如借现成的历史上事实做个题目，使读者更为亲切有昧云尔。《春秋》旨趣既如此，则窃比《春秋》之《史记》可知。故迁《报任安书》云：“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序》亦云：“略以拾遗补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诸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由此观之，其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世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

《史记》之史的价值

然则《史记》不复有史的价值耶？是又不然。据《自序》：“司马氏世典周史。”古代学术，率为官府所专有，而史官尤为其渊海。谈、迁父子入汉，世守其业。《自序》云：“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盖当时具备作史资格者，无如迁父子。故谈临终以此责迁，而迁亦毅然以此自任。前此史家著述成绩何如，今不可尽考。略以现存之几部古史观之，大抵为断片的杂记，或顺按年月纂录。其自出机杼，加以一番组织，先定全书规模，然后驾驭去取各种资料者，盖未之前有。有之，自迁书始也。《自序》云：“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此迁自谦云尔。作史安能凭空自造？舍“述”无由。史家惟一职务，即在“整齐其世传”。“整齐”即史家之创作也。能否“整齐”，则视乎其人之学识及天才。太史公知整齐之必要，又知所以整齐，又能使其整齐理想实现，故太史公为史界第一创作家也。

《史记》创造之要点，以余所见者如下：

一，以人物为中心。历史由环境构成耶？由人物构成耶？此为史界累世聚讼之问题。以吾侪所见，虽两方势力俱不可蔑，而人类心力发展之功能，固当畸重。中国史家，最注意于此，而实自太史公发之。其书百三十篇，除十表八书外，余皆个人传记，在外国史及过去古籍中无此体裁。以无数个人传记之集合体成一史，结果成为人的史而非社会的史，是其短处；然对于能发动社会事变之主要人物，各留一较详确之面影以传于后，此其所长也。长短得失且勿论，要之太史公一创作也。

二，历史之整个的观念。从前的史，或属于一件事的关系文书——如《尚书》，或属于各地方的记载——如《国语》《战国策》，或属于一时代的记载——如《春秋》及《左传》；《史记》则举其时所及知之人类全体自有文化以来数千年之总活动冶为一炉，自此始认识历史为整个浑一的，为永久相续的。非至秦汉统一后，且文化发展至相当程度，则此观念不能发生；而太史公实应运而生，《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自班固以下，此意荒矣！故郑渔仲（樵）、章实斋（学诚）力言《汉书》以后“断代史”之不当，虽责备或太过，然史公之远识与伟力，则无论何人不能否定也。

上二项就理想方面论。

三，组织之复杂及其联络。《史记》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织而成。其本纪及世家之一部分为编年体，用以定时间的关系；其列传则人的记载，贯彻其以人物为历史主体之精神；其书则自然界现象与社会制度之记述，与“人的史”相调剂；内中意匠特出，尤在十表。据桓谭《新论》谓其“旁行斜上并效《周谱》”，或以前尝有此体制亦未可知。然各表之分合间架，总出诸史公之惨淡经营。表法既立，可以文省事多，而事之脉络亦具。《史记》以此四部分组成全书，互相调和，互保联络，遂成一部博大谨严之著作。后世作断代史者，虽或于表志门目间有增减，而大体组织不能越其范围，可见史公创作力之雄伟，能笼罩千古也。

四，叙列之扼要而美妙。后世诸史之列传，多藉史以传人；《史记》之列传，惟藉人以明史，故与社会无大关系之人，滥竽者少。换一方面看，立传之人，并不限于政治方面，凡与社会各部分有关系之事业，皆有传为之代表。以行文而论，每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又极复杂之事项——例如《货殖列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所叙，皆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其才力固自敻绝。

上二项就技术方面论。

要之《史记》价值，久为学界所公认。吾侪赞美，适成赘词，反不如攻其阙失，犹足附于史公忠臣之列。今姑述此四项，致吾敬仰云尔。

《史记》成书年代及后人补续窜乱之部分

现存古书，什有九非本来面目，非加一番别择整理工夫而贸然轻信，殊足以误人。然别择整理之难，殆未有甚于《史记》者。今欲从事研究，盖有先决问题二：一、为《史记》是否已成书之问题；二、为《史记》记事最终年限问题。

《史记》是否已成书耶？按《自序》则百三十篇粲然具备，似悉出史公手定，故此问题，二千年从未发生。然据《汉书·司马迁传》已云：“十篇有录无书。”《后汉书·班彪传》亦云：“十篇缺焉。”注家谓“迁没之后亡”，则认为书本完成后乃亡佚云尔。吾细考史公年历，则不能无疑。《报任安书》自述下狱时事云：“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则其时书尚未成可知，时天汉三年也。自此以后，去太史令职而为中书令，“金匮石室之藏”，不复能如昔时之恣其䌷读。又近侍尊宠，每有巡幸，无役不从。依《汉书·武帝记》所载：“太始二年，正月，行幸回中，登陇首。三年，正月，行幸甘泉。五月，行幸东海至琅邪成山，登之罘。冬乃归。四年三月，行幸泰山。四月，幸不其。十二月，行幸雍，西至安定北地。”此皆史公官中书时事，计数年间能安居京师从事著述者殆无几日，《报任安书》所谓“卒无须臾之间得竭志意”，盖实情也。《报任安书》已经考定为太始四年冬间作，玩其语气，史确未成。《书》云：“仆诚已著此书，则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下又云：“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则书未成而前辱未偿明甚。越二年而巫蛊难作，史公存亡已不可考矣。然则书竟不成而赍志以没，未可知也。信如是也，则《史记》之有缺篇，非亡佚而原缺也。而今本乃百三十篇，一无所欠，其果为迁书之旧耶？否耶？

《史记》所记事，以何年为最终年限耶？据《自序》曰：“故述往事，思来者，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集解》：“张晏曰：‘武帝获麟，迁以为述事之端。上纪黄帝，下至麟止，犹《春秋》止于获麟也。’”《汉书·扬雄传》云：“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后汉书·班彪传》云：“太史令司马迁，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上据迁所自言及扬雄、班固言，（《扬雄传》，雄所自作，班书全采之。《班彪传》，班固作，范书全采之。）则“麟止”一语，殆为铁案。案武帝获麟，在元狩元年冬十月（西纪前一二二）。孔子作《春秋》，讫于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史记》窃比《春秋》，时亦适有获麟之事，故所记以此为终限。然则《武帝本纪》当叙至元狩元年十月止，年表、世家、列传称是。凡此年以后之记事，皆非原文，此标准宜为最可信据者。

虽然，本书所载元狩元年以后之事甚多，而年限亦有异说。其年限之异说，则：

一，讫太初说。《太史公自序》最末一段云：“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汉书叙传》云：“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太初凡四年，若讫太初四年（西纪前一○一），则逾麟止之限二十二年。

二，讫天汉说。《汉书·司马迁传》赞云：“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史记》之《集解》《索隐》《正义》皆主是说。天汉接太初后，凡四年，若讫天汉四年（西纪前九七），则逾麟止之限二十六年。

三，讫武帝末说。《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末附：“褚先生曰：太史公记事，尽于武帝之末。”武帝最末一年为后元二年（西纪前八七），若讫于此，则逾麟止之限三十六年。

上第二第三两种异说出自后人之口，且暂置不理。惟第一异说之讫太初，则与讫麟止语同出《自序》。一篇之中，矛盾至此，实令人迷惑。查“讫麟止”语，在《自序》大序之正文中，“讫太初”语，乃在小序之后另附一行，文体突兀不肖。又《汉书》本传全录《自序》而不载此一行，似班固所见《自序》原本，并无此语。衡以史公窃比《春秋》之本意，固宜以“麟止”为断也。但太初、天汉事，尚为史公所及见耳。今本《史记》，不独太初、天汉事盈篇累幅也，乃至记武帝后事者，且不一而足。如：

一，《酷吏传》载：“杜周捕治桑弘羊昆弟子。”事在昭帝元凤间（西纪前八○至七五），距武帝崩六年至十二年。

二，《楚元王世家》云：“地节二年，中人上书告楚王谋反。”宣帝地节二年（西纪前六八），距武帝崩十九年。

三，《齐悼惠王世家》载：“建始三年，城阳王景卒。同年，莆川王横卒。”成帝建始三年（西纪前三○），距武帝崩五十七年。

四，《将相名臣表》，武帝后续以昭、宣、元、成四帝，直至鸿嘉元年止。成帝鸿嘉元年（西纪前二○），距武帝崩六十七年。

上不过举数条为例，书中所记昭、宣、元、成间事，盖更仆难数。无论如何曲解，断不能谓太史公及见建始、鸿嘉时事。然而此诸条者，固明明在今本正文中，稍粗心读去，绝不能辨矣。吾侪据此等铁证，可以断言今本《史记》决非史公之旧，其中有一部分乃后人羼乱。

然则《史记》何故容后人羼乱耶？某部分属于后人羼乱耶？其来由及种类约有三：

第一类，原本缺亡而后人补作者。《汉书·司马迁传》云：“十篇缺，有录无书。”颜注引张晏曰：“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日者》《龟策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案：今本《三王世家》《日者》《龟策》两传皆有褚先生补文，附于赞语之后，而史公原文，似亦未尝缺。若《武帝纪》则并褚补字样而无之，而其文乃割裂《封禅书》，赞语亦全与《封禅书》同，非原文明矣。其余张晏所举诸篇，今本皆现存，其不足信益明。又《三代世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陈涉世家》《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列传》等篇，皆各有“褚先生曰”一段补文附于赞语后，则褚补原不仅四篇也。如《张丞相列传》于赞语后有一大段补文，但并无“褚先生曰”字样，知补者又不独一褚先生也。补文别附赞后者，吾辈能识别之。若如《武帝纪》之类，竟以补文作正文，或所补并非褚先生之旧者，则后人从何辨耶？

第二类，后人续撰者。《汉书·艺文志》于“太史公百三十篇”（《史记》本名《太史公书》）之后，接列“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刘知几《史通·正史篇》云：“《史记》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后汉书·班彪传》注亦列举续《史记》者尚有阳城衡、史孝山二人。孝山当即岑。）据此，则西汉、东汉之交，续《史记》者将二十家，而皆仍其旧名。即班彪续作数十篇，亦仅名为《后传》（见彪传）。盖自冯商、刘向以迄班彪，其意皆欲各据所立时代以次递续，不别为书。其截采《史记》记汉初以来之一部分，续以昭、宣迄哀、平之部分，以成断代之史，则自班固始耳。（然《汉书·古今人表》所表皆汉以前人，则其体裁仍是补续《史记》也。）当时既未有印书，传钞皆用竹木简或缣帛，弆携两艰，用之弥啬。各家所续本，或即以涂附于原钞本中。即不然，而学者辗转诵习，竟将续本与原本合钞以图省便，亦意中事。故今本《史记》，有冯商、刘向、刘歆……诸人手笔杂入其中者，定不少也。

总之，书中关于汉事之记载，若严格的甄别，宜以元狩元年以前为断；即稍宽，亦只能截至太初末而止。其有溢出此年限外者，决非史公之旧也。然此犹较易辨别，其最难者，则有：

第三类，后人故意窜乱者。西汉末学界一大公案起焉，曰今古文之争。事缘刘歆典校中秘书，自称发见各种古文经传，其主要者则《春秋左氏传》《周礼》《古文尚书》，其余群经亦皆有古本，而其学说什九与汉初以来诸师所传者相背戾。又有各种纬书，亦皆起自哀、平间，其言荒诞不可究诘。东汉以后，多数学者皆信此等书为先秦古籍，而今文家则谓是皆歆及其徒党所伪造以媚王莽而助其篡。内中与《史记》问题关系最密切者，尤在《尚书》《左传》两书。今文家谓《尚书》为备（意谓汉初诸师所传二十八篇之《尚书》已完备无缺，无所谓百篇及《书序》也），谓《左氏》不传《春秋》（意谓《左氏春秋》即《国语》，纯属别行之史，并非为《春秋》传也）。然则史公所述三代前及春秋间事，宜以《尚书》二十八篇及原本《左氏春秋》——即《国语》为限，而今《史记》乃多有助“古文家言”张目者。严鞫此谳，乃不能不归狱于歆等之有意窜乱。

然则歆等窜乱，果有可能性耶？曰：有。其一，据《汉书·王莽传》：“元始四年，征天下有逸礼、古书（即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前后至者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异说。”古文学说之掩袭天下，自此役始。盖此千数人者，皆承莽、歆意旨以改窜古书为职者也；而“史篇”亦在其中，则迁书之遭蹂躏，实意中事。时歆方典中秘书，则彼之所改，自称定本，谁复能与抗辩？其二，续《史记》者十六人，而歆与居一。歆所续今虽不传，然其人学博名高，其书必有可观，故班固《汉书》多采之。（黄省曾《西京杂记序》谓：“班固《汉书》全取刘歆。”虽言之或太过，然歆书为固书最重要之原料殆不可疑。）今本《史记》以后人补续之语羼入正文者，既所在多有（见前文），且尤有后世妄人取《汉书》窜补者（见下文），则其中有一部分为歆手笔，并无足怪。

上所举第一第二类，清代乾嘉诸儒考证颇详。其第三类，则吾师康南海先生（有为）之《新学伪经考》初发此疑，近人崔觯甫（适）著《史记探原》大发其覆，虽其中有过当之处，而大致盖可取。今略综诸家之说推考各篇真伪如下：

第一，全篇原缺后人续补者。《汉书》本传明言：“十篇缺，有录无书。”班固所不及见者，后人何由得见？故下列十篇，应认为全伪：

《孝景本纪》 张晏云：“亡。”司马贞云：“取班书补之。”

《孝武本纪》 张晏云：“《武纪》亡，褚先生补作也。”司马贞云：“褚先生集合武帝事以编年，今止取《封禅书》补之，信其才之薄也。”今案：此纪即《封禅书》之下半，疑并不出褚先生手。或褚补亦亡，后人再割裂他篇充数耶？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张晏云：“亡。”裴骃云：“太史以后，后人所续。”案：当从张说，全篇为后人补续。

《礼书》 张晏云：“亡。”司马贞云：“取荀卿《礼论》。”

《乐书》 张晏云：“亡。”司马贞云：“取《礼记·乐记》。”

《律书》 张晏云：“《兵书》亡。”颜师古云：“序目无《兵书》。”司马贞云：“《兵书》，迁没之后亡。褚少孙以《律书》补之。”

《三王世家》 张晏云：“亡，褚先生补。”案：今本于太史公赞后附录褚补文，而赞前则录三封荣，实则前后皆褚补也。

《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张晏云：“亡，褚先生补。”案：此两篇文甚芜鄙，是否即褚补原本，尚未敢信。

《傅靳蒯成列传》 张晏云：“亡。”案：今本盖后人从《汉书》录补。

第二，明著续之文及补续痕迹易见者：

《三代世表》 篇末自“张夫子问褚先生曰”以下。

《张丞相传》 篇末自“孝武时丞相多”以下。

《田叔列传》 篇末自“褚先生曰”以下。

《平津侯主父列传》 篇末自“太皇太后诏”以下。又自“班固称曰”以下。

《滑稽列传》 篇末“褚先生曰”以下。

以上各条，今武英殿版本皆改为低一格以示识别。

第三，全篇可疑者。班固称有录无书者虽仅十篇，然吾侪因此已得知《史记》确为未成之书，或虽成而已有亡佚。原书未成之推定，说已详前；即已成之部分，亦有亡佚之可能性。以卷帙浩瀚之书，在传写极艰之时代，散亡甚易，略可想见。《汉书》本传云：“迁既死后，其书稍出。”据此似是一部分陆续传布。《后汉书·窦融传》云：“光武赐融以太史公《五宗世家》《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则摘篇别写单行，固有明例矣。则各家钞本有一部分亡缺，亦事理之常。要之，原缺续补者既有十篇，则所缺所示补亦可至十篇以外。《淮南子》所谓“凿一孔而百隙随”也，今本《史记》中多有与《汉书》略同，而玩其文义，乃似《史记》割裂《汉书》，非《汉书》删取《史记》者。崔适指出各篇如下：

崔氏疑古太勇，其言虽未可据为典要，然既对于此诸篇提出问题，且颇能言之有故，持之成理，则吾辈固宜一为推勘矣。

第四，元狩或太初以后之汉事为后人续补、窜入各篇正文者。此类在年表、世家、列传中甚多，不复枚举。

第五，各篇正文中为刘歆故意窜乱者。此项辨别甚难，举要点数端如下：

一，凡言“终始五德”者。《五帝本纪》《秦始皇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孟子荀卿列传》《张苍传》等篇。

二，凡言“十二分野”者。《十二诸侯年表》《齐、宋、郑世家》《张苍传》等篇。

三，凡言《古文尚书》及所述《书序》。《夏、殷、周本纪》《齐、鲁、卫、宋世家》等篇。

四，凡记汉初古文传授者。《儒林列传》《张苍传》等篇。

以上所论关于《史记》真本之种种考证，多来自近人著作而略断以己意，其言颇繁重，或为读者所厌。吾所以不惮烦为此者，欲学者知今本《史记》非尽原文而已。着手读《史记》以前，必须认定此事实，否则必至处处捍格难通也。

读《史记》法之一

读《史记》有二法。一，常识的读法。二，专究的读法。两种读法，有共同之入门准备。

一，先读《太史公自序》及《汉书·司马迁传》，求明了作者年代、性行、经历及全书大概。

二，读《汉书·叙传》论《史记》之部，刘知几《史通》之《六家篇》《二体篇》《正史篇》，郑樵《通志总序》论《史记》之部，《隋书·经籍志》及《四库提要》之史部正史类关于记述《史记》之部分，求略识本书在史学界之位置及价值。

今先论常识的读法。《史记》为正史之祖，为有组织有宗旨之第一部古史书，文章又极优美，二千年来学者家弦户诵，形成国民常识之一部，其地位与六经诸子相并，故凡属学人，必须一读，无可疑者。惟全篇卷帙颇繁，卒业不易，今为节啬日力计，先剔出以下各部分：

一，十《表》但阅序文，表中内容不必详究，但浏览其体例，略比较各表编次方法之异同便得。

二，八《书》本为极重要之部分，惟今所传似非原本，与其读此，不如读《汉书》各志，故可全部从省。

三，《世家》中吴、齐、鲁、管蔡、陈杞、卫、宋、晋、楚、越、郑各篇，原料什九采自《左传》。既读《左传》，则此可省。但战国一部分之世家仍须读，因《战国策》太无系统故。

四，《武帝纪》《日者传》《龟策传》等，已证明为伪书，且芜杂浅俚，自可不读。《扁鹊仓公传》等，似是长编，非定本，一涉猎便足。

以上所甄别，约当今书三分之一，所省精力已不少。其余各部分之读法略举如下：

第一，以研究著述体例及宗旨为目的而读之。《史记》以极复杂之体裁混合组织，而配置极完善，前既言之矣。专就列传一部分论，其对于社会文化确能面面顾及，政治方面代表之人物无论矣，学问、艺术方面，亦盛水不漏。试以刘向《七略》比附之：如《仲尼弟子》《老庄申韩》《孟子荀卿》等传，于先秦学派网罗略具，《儒林传》于秦、汉间学派渊源叙述特详，则《六艺略》《诸子略》之属也；如《司马穰苴》《孙子吴起》等传，则《兵书略》之属也；如《屈原贾生》《司马相如》等传，则《诗赋略》之属也；如《扁鹊仓公传》，则《方技略》之属也；如《龟策》《日者》两传，则《术数略》之属也。又如《货殖传》之注重社会经济，《外戚》《佞幸》两传暗示汉代政治祸机所伏，处处皆具特识。又其篇目排列，亦似有微意。如本纪首唐、虞，世家首吴泰伯，列传首伯夷，皆含有表章让德之意味。此等事前人多已论列，不尽穿凿附会也。

若以此项目的读《史记》，宜提高眼光，鸟瞰全书，不可徒拘拘于寻行数墨，庶几所谓“一家之言”者，可以看出。

第二，以研究古代史迹为目的而读之。《史记》既为最古之通史，欲知古代史迹，总应以之为研究基础。为此项目的而读，宜先用“观大略”的读法，将全篇一气呵成浏览一过。再用自己眼光寻出每个时代之关键要点所在，便专向几个要点有关系之事项，注意精读。如此方能钩元提要，不至泛滥无归。

第三，以研究文章技术为目的而读之。《史记》文章之价值，无论何人当不能否认，且二千年来相承诵习，其语调字法，早已形成文学常识之一部。故专为学文计，亦不能不以此书为基础。学者如以此项目的读《史记》，则宜择其尤为杰作之十数篇精读之。孰为杰作，此凭各人赏会，本难有确定标准。吾生平所最爱读者则以下各篇：

《项羽本纪》《信陵君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淮阴侯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

上诸篇皆肃括宏深，实叙事文永远之模范。班叔皮称：史公“善序述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良史之才”。如诸篇者，洵足当之矣。学者宜精读多次，或务成诵，自能契其神味，辞远鄙倍。至如明、清选家最乐道之《伯夷列传》《管晏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以吾论之，反是篇中第二等文字耳。

读《史记》法之二

今当继论专究的读法。《史记》为千古不朽之名著，本宜人人共读。徒以去今太远，文义或佶屈难晓；郡国名物等事，世嬗称易，或不审所指；加以传写讹舛，窜乱纷纭，时或使人因疑生蔑，后辈诵习渐希，盖此之由。谓宜悉心整理一番，俾此书尽人乐读。吾夙有志，未能逮也。谨述所怀条理以质当世，有好学者或独力或合作以成之，亦不朽之盛事也。

一，《史记》确有后人续补窜乱之部分，既如前述，宜略以前文所论列为标准，严密考证。凡可疑者，以朱线围之，俾勿与原本相混，庶几渐还史公之真面目。学者欲从事此种研究，可以崔适《史记探源》为主要参考书，而以自己忠实研究的结果下最后之判断。

二，吾辈之重视《史记》，实在其所纪先秦古事。因秦、汉以后事，有完备之《汉书》可读。唐虞、三代、春秋、战国之事，有组织的著述，未或能过《史记》也。而不幸《史记》关于此点，殊不足以餍吾辈所期。后人窜乱之部分无论矣，即其确出史公手者，其所述古史可信之程度，亦远在所述汉事下。此事原不能专怪史公，因远古之史，皆含有半神话的性质，极难辨别，此各国所同，不独我国为然矣。近古——如春秋、战国，资料本尚不少，而秦焚一役，“诸侯史记”荡尽，凭藉缺如，此亦无可如何者。顾吾辈所致憾于史公，不在其搜采之不备，而在其别择之不精。善夫班叔皮之言也：“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后汉书·班彪传》）试将《史记》古史之部分与现存先秦古籍相较，其中芜累诬诞之辞，盖实不少。即本书各篇互相矛盾者，亦所在而有，此非“文重思烦，刊落不尽”之明效耶？然居今日而治古史，则终不能不以《史记》为考证之聚光点。学者如诚忠于史公，谓宜将汉以前之本纪、世家、年表全部磨勘一度。从本书及他书搜集旁证反证，是正其讹谬而汰存其精粹，略用裴注《三国志》之义例，分注于各篇各段之下，庶几乎其有信史矣。学者欲从事此种研究，则梁玉绳《史记志疑》、崔述《考信录》实最重要之参考书；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冀《廿二史劄记》三书中《史记》之部，次之；其余清儒札记、文集中，亦所在多有。然兹事既极繁重，且平决聚讼，殊大非易。成功与否，要视其人之学力及判断何如耳。然有志之青年，固不妨取书中一二篇为研究之尝试；纵令不能得满意之结果，其于治学之方法及德性，所裨已多矣。

三，《史记》之训诂名物，有非今之人所能骤解者，故注释不可少。然旧注非失之太简，即失之太繁，宜或删或补。最好以现今中学学生所难了解者为标准，别作简明之注，再加以章节句读之符号，庶使尽人能读。

四，地理为史迹筋络，而古今地名殊称，直读或不知所在，故宜编一地名检目，古今对照。

五，我国以帝王纪年，极难记忆；春秋、战国间，各国各自纪年，益复杂不易理。宜于十表之外补一大事年表，贯通全书，以西历纪，而附注该事件所属之朝代或国邑、纪年于其下。其时代则从《十二诸侯年表》以共和元年起，盖前乎此者无征也；其事件则以载于本书者为限。

以上五项，为整理《史记》方法之纲要。学者如能循此致力，则可以《史记》之学名其家，而裨益于后进者且不赀矣。至如就《史记》内容分类研究，或比较政治组织，或观察社会状态，则问题甚多，取材各异，在学者自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