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啸的风掠过海面，发出了哨音，浪集合起来，喊着一二一，用拳头捶打着礁石。

“礁石看起来没有动弹，更没有碎，身上也没有伤痕，但它的内心起了变化，它震动，它颤栗，它在想，为什么不是我是浪呢？可浪没有自我当浪离去，我们看不到哪里去了。

“我们看不到这片浪与那片浪有什么不同。我看我还是礁石的好，我是一块从颤粟中解脱出来的礁石。露出水面就是这样，永远不会圆滑，永远有棱有角，但我的心已如太古的静松，风来也不动。”我是有家难归的人，我不会说出我脸上伤痕的来历，尽管许多朋友已经关切的问过我，难道我能说我这耻辱的标记来自我的故乡吗？我记得我像一滴露水，消失在那个连接雨夜的清晨，身上带着层出不穷的伤痛，在异乡，我的伤口渐渐愈合，但我的日子过得并不充实。我看见真相总被隐瞒，真理总是差一口气被说出口。政治家是恒星，经济学家、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都围绕着他们转。文人也不例外，这种局面至今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好转。独立的人格，一再被提起，一再被切成切片，让人把它当作笑柄去分析。不过，异乡的日子是读书的日子。黄仁宇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是一本有着真正独到见解的好书。中国历史就像跑旱船表演，船进一下，又退一下，进两下，又退两下，而且老不下水。为什么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尤其是被后人盛赞的时代，却正是中国历史停滞不前的症结所在呢？黄仁宇找到了答案，他的答案是：“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官僚间的逻辑被重视，其程度超过实际的行政效能，又礼义也可以代替行政，种种流弊，到二十世纪不止，而最大的毛病，则是西欧和日本都已以商业组织的精神一切按实情主持国政的时候，中国仍然是亿万军民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他的答案是一把钥匙，便是钥匙不在他的手上。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异乡的日子还用于谋生。一个根本买不起任何珠宝的人，却为《珠宝首饰》杂志撰写有关珠宝的鉴赏文章；一个远离时装的人，在《时装评论》上附庸风雅，这就是我，一个背时的诗人的所作所为。落魄至此，我再去奢谈什么有棱有角的礁石和什么独立的人格，我的脸不会红吗？

我已经久不写诗了，只在1996年中秋节前夕写过一首《丑闻的诞生》。

为什么我会想起它来呢？昨天，我在朋友家里遇到一个故乡来的人，他是为我的朋友进行室内装修的民工。他一边干活一边与我聊天。他告诉我县委书记程家卿已经在1995年年底：因搞政治谋杀已被逮捕，但至今尚未判刑，这个将我老父亲活活气死的恶棍，终于成了阶下囚真是罪有应得埃这个恶棍至今尚未判刑，我想是因为事实尚未完全清楚，不可能是别的。他还谈起程家卿与安宁两个窝罐里齐万春齐万秋把安宁搞得乌烟瘴气的事。

秋风起时，张翰动莼胪之思，而我则有螃蟹之思。故乡的螃蟹，秋天正肥。今天，翻拾筐内，找出去年的旧作《丑闻的诞生》，赛如吃上故乡的螃蟹。

丑闻的诞生

一

像往常一样，那天晚上

将近七点半

我在电视机旁

我突然听见一种声音

叮当叮当叮当叮当

那是铃铛在响还是清泉在响

那是金币在响还是玩具在响

那声音气势汹汹

几乎把我的屋顶掀翻

我在那种声音里看到两个身影

我猛然想起双子座这个词

想到李白杜甫歌德席勒居里夫妇的辉煌

——全斗焕、卢泰愚

这对丑闻的孪生子

离真起码的双子星相差十万八千里

不要说他们是在厕所里紧挨着的两块

又臭又硬的顽石

就说他们是两个坏水横溢的臭(又鸟)蛋

也把他们抬高了十万八千里

那天晚上

全斗焕、卢泰愚离我近在咫尺

我却觉得他们离我远得不可想像

真的！我听到了

批在他们远方胜上的

震惊世界

响彻云霄的两记耳光

那天晚上

星星和云朵在记空失眠

而我的忧伤

照亮四方！

二

也一样啊，也一样

北京也有一个与全卢相媲美的副市长

他的别墅富丽堂皇，脑袋却早已腐烂

只有蛆虫在那里疗养

也一样啊，也一样

泰山脚下也有腐败的温床

在胡某人的天平上

他把砝码全加在了个人主义的托盘上

也一样啊，也一样

和孙悟空一样善变的是那些经理和厂长

把骆驼变成马，把马变成驴

眼看着许多国营企业瘦得和芦材棒一样

三

一个个丑闻

终于像雪球越滚越大，让我们

感到冬天迫近

它就要从向我的头顶狰狞地呼啸而来

这分分秒秒都是冬天的季节

你不能把自己打扮成白雪公主

围绕你的也不会是七个童心未泯的小矮人诗人啊，拿起你吐丝的笔来吐出万米长丝然后，请抛心为梭以你的胸膛做隐隐作响的织机不要担心手会被冻僵你们的手会越来越热因为你们织的将是丑闻的尸布织啊织啊善良的人们啊，大家一起动起手来吧！

四

喝一口廉泉的净水吧，感受一下它的清凉浊流决不会永远翻滚，明智的人眼最明心最亮闻一朵战地的黄花吧，去去身上的铜臭味鲜血染遍的江山，不是让一把安乐椅高高在上这些年来我到过许多地方我是个朴素的诗人，有着简单的行囊我到过比树根还苦的地方我知道，寒苦的地方往往有着奇绝的风光而物欲碰撞的地方往往是丑闻诞生的地方对待那些丑角，我奉劝大家要拔牙一样坚决如果诗人不仅仅写诗，还捎带织布或者拔牙我相信，中国的诗歌将和中国一样充满希望。

试想，程家卿的出事，不是因为以权谋私和权欲膨胀那又是什么呢，布坎南研究的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他提出了令世上瞩目的‘寻租理论’。所谓‘寻租’，即寻找租金，是指追求凭借权力对资源的垄断而造成涨价的那部分差价收入。它是由于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的人为因素，抑制了市场的竞争，扩大了供求差额所形成的，所谓“设租”，是政府对企业进行管制，大大增加了官员对企业干预的种种权力，这种权力的设置就称为“设置租金”。腐败的产生首先是有“假租”的环境，然后才能“寻租”。

“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就是寻租理论的通俗注解。程家卿与齐万春齐万秋等人穿连裆裤，朋比为奸。进行权钱交易，是建立在损害全体老百姓利益的基础上的。塞缪尔·P·亨廷顿说：“在一个新兴的社会中，腐败是拥有新财源的集团兴起，以及它们使自己在政治领域内起作用的直接产物，官员用权力换金钱，新贵用金钱换权力，但这二者都是建立在牺牲公益的基础上的不道德的行为。”腐败主要在官人和富人之间产生。

道德对之已无束力。杨绛之父在《老圃遗文辑》中写道：“徐健庵有言：‘做官时少，做人时多；做人时少，做鬼时多。’吾爱其言，敢以此献登台诸公，须于做官时留做人地步，勿于做人时，遗臭万年。”无奈汉今的官人有些已鲜廉寡耻，弃做人的准则如弃敝履。他们认为遗臭万年是死后的事，只要活着就把钱响当作音乐来听。道德在他们眼里，不过尔尔。纵法律，他们亦敢邈视。他们做一件坏事，调查起来也许一年都调查不清楚。罪行从开始到终结——时差加上只要有一丝缝就能逃脱的侥幸心理，使得他们敢于以身试法，敢于铤而走险，孰不知，绿灯换红灯，铜臭换铁铐也是常见的事。

尽管如此，腐败现象还在继续出现。腐败，如不遏制，便会泛滥。那么腐败的真实含义是什么呢？简单地说，腐败，就是腐朽了就要失败。和平年代的腐朽，就是战争年代的失败。

刚写到这里，有人走进了诗人住的屋子。

“超三巴，你快躲躲，可能有麻烦了。警察。”

一个哥们走进屋来向诗人通风报信，诗人正穿着个背心和裤衩，正抓住灵感在那儿操练文字。一天不写上三千字，就要囊空见底。秋天了，诗人来不及穿上秋衣，就只穿着背心和裤衩在抓灵感，也不怕感冒。诗人因脸上有了三条明显的疤痕，被朋友们誉为“超三巴”——意即超过巴金、巴人、巴尔扎克。

见警察要来，便顾不上什么灵感了。诗人赶紧穿上毛衣，一边穿，一边说：“不会吧，除了门口我可什么地方都没去呀。这里是北京的郊区，抓的不那么狠了。再说坑蒙拐骗的事，两年前我就洗手不干了。”

“甭废话，想逃命就快逃。我刚出去，他们正在向外面的人打听你呢。”

“几个？”

“四个。”

“都长什么样？”

“我从小一见警察就犯条件反射，除了一个瘦高瘦高的，别的没有看清楚，听口音不像北京警察。”

“坏了。”诗人突然想起了马局长。

“超三巴，说不定这次把你掳进监狱，正好可以构思一部盖世杰作呢。”

“上次喝酒，你不是说什么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快收拾收拾东西，走吧。”

“哥这回坐在这儿等他们，看着他们究竟是谁？”

“哟，想学谭嗣同，那你就学吧。”

报信的走了。

诗人用笔在纸上写着，划拉了半天，只写出一句：“程家卿你也有今天。”

诗人一看，自己也笑了。左处长和他的队员就在这时进了屋。诗人转过身，冷睨了他们一眼，“等我穿好了衣服，就跟你们走。”

“别误会，我们只是来向你了解一些事情的。”

“也行。你们先问了话，再把我带走也不迟，四对一。”说完又补上一句，“安宁来的？”

“我姓左，是省公安厅刑侦处的。”左处长上下看了看诗人，只看见他的脸比照片上多了三条明显的穗状的伤疤和一些散乱的块状星状的伤疤，“我们是从安宁来的，但不是安宁公安局的。我们是扎在安宁的‘双十政治谋杀案’调查组的，里面没有一个安宁人，也没有一个在安宁荼的人。你尽可以放心。”

“我不想介入这事中去。我父亲死了，不可能再活过来了，程家卿已经被逮捕了。前不久我听说了，有人替我惩罚他，我的仇也就报了。再问，也没有什么新鲜事。不过，我想提醒你们，你们今天惩罚程家卿，说不定明天还会出一个李家卿、张家卿，腐败分子也不只是安宁才有。”

“全局的问题我们不能越俎代庖。”

“问题就在这里，老百姓不能参与到反腐败的政治生活中去，他们只有举报的权力，而没有过问举报是否起作用的权力。”

“未必吧！不管怎样，抓到一个腐败分子就会少一个腐败分子，这一点，你总该明白吧。”

“我问你们，假如程家卿没有搞政治谋杀，他这样生活腐化，道德败坏，经济上有大的问题的人你们会不会抓呢？”

左处长沉默了，其他三名干警也沉默了。

“我不是没有写举报信，可结果呢，不是泥牛入海，而是信反而到了腐败分子手下的爪牙手里。这是为什么呢？官官相护的事实你们不会否认吧。”

“我国的法制还不很完善，有些党内腐败分子会凭着自己的权力去收买办案人员，或者逼迫、干扰办案人员的工作。这些事，是存在的。但这毕竟是见不得阳光的勾当，不管怎样，别的不说，程家卿的案子，我们是要一查到底的。省委已经做了指示，决不能姑息迁就，牵扯到谁，就不能放过谁。你还是回安宁吧，配合我们调查公安局马局长在安宁犯下的那些事？他奉程家卿的命令抓走下岗工人，还有，无缘无故将你送到疯人院，这些情况我们都掌握了，但需要你提供证据。”

“证据我现在就可以写，而且到时候我可以出庭作证。即使以后浪迹天涯，我也不可能不回故乡。在外，我可以多接触接触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再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干出来，无颜见江东父老。”

“你还可以继续回到安宁参加工作啊，我们可以为你——”“不用了。这种捆绑式的与自己爱好背离的工作我不喜欢。”

“回安宁到文化单位也可以埃”

“我现在从事的正是文化工作，与那种没事也要到名存实亡的单位闲哼哈的工作恐怕不一样。”

“小伙子，你随时可以回到安宁的。开始我们在圆明园艺术村原来的地址上找你，发现那里已经没有人了。”

“96年就不存在了，被驱散了，其实，那也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我现在想通了，在哪并不重要，重要的你干出了什么。”

然后，诗人将马局长对自己无端进行殴打、无端被送往疯人院的经过写了一遍，盖上私章，交给了左处长。

左处长他们要走了，诗人将他们几个送出了门。

深秋的北京是简捷的，地上满是金黄色的落叶，只是天气不太好，太阳有气无力地惨淡地发着光，眼前的景物显得萧瑟，仿佛冬天的先头部队就在眼下潜伏着，只等一声令下，就一跃而上，缴去秋天的械。

但不管怎么说，北京的郊区很美，像一幅木刻画。

“你回去吧，多保重身体。”

“好。”诗人答应了，便要回到他的书房去了。

不到两分钟，他又呼哧呼哧地向左处长他们跑去。

“左处长，等等。”

“什么事？”

“我忘了告诉你们一件事；要调查程家卿的经济问题，你们一定要调查米成山这个人，这个人虽然在96年之前就说是死了，但他与程家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我在安宁的时候，人们就传说这个人没有死，因为他死得太突然了。讣告上说是肝癌，可是他‘死’之前，身体还很结实，并没有像别的癌症者那样瘦得脱了形——他的死可能有问题。”

“他是在安宁死的？”

“不是，因为他在安宁的公司负债累累，他就通过关系，调到省里供销社一个下属公司任总经理去了。不久，就听说他死了。死得不明不白的，在哪儿死的，我不清楚。”

“谢谢你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情况。”

“应该谢时的是你们，只有你们才能使安宁安宁，使安宁太平，安宁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那你就应该回去。”

“我一个手无缚(又鸟)之力的人，回去干什么呢？”

“你应该拿起你的笔来，将程家卿马局长等人的罪行如实地记录下来。”

“等我想想，我下不了这个决心。”

“这个世界容不下真相。”

“不会的。”

告别左处长等人，诗人又回到了他的租住的平房里找灵感去了，但是“腐败”这个词时不时地总要从他的脑子里蹦出来，就像豆子不时地从热的油锅里蹦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