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贾府失盗之后

贾母死了，贾府上下都去了铁槛寺，只留惜春、贾芸并几个家人守园子。凤姐正害着病。结果，奴才周瑞的干儿子何三纠集盗贼进园行窃。贾政接报，头一句便问：“失单怎么开的？”知道家里还没有向官府开失单，贾政方才放了心：“还好。咱们动过家的，若开出好的来，反耽罪名。”

读着《红楼梦》里这节故事，最耐人寻味的是贾府上下都知道如何报失单是件大事。贾府才被抄过家，再有好东西被偷了，麻烦就大了。因而，不管文武衙门的人如何催促，贾府的家人都推说被偷的是老太太的东西，掌管这些东西的鸳鸯又随老太太去了，只有等回了老爷们才好报去。原来像贾府这等府第，连奴才们都知道要恪守主子的财产机密。

贾府有贪墨之罪，似乎是肯定的，不然何以招抄家之祸？但贪墨并不妨碍贾府门庭之荣耀，道德之优越。贾府乃功勋之后，世袭爵禄，往来于王侯，酬对于官宦，言必家国大事，抑或浩荡皇恩。俨然清白世家，仁德诗书相传。那贾政更是庄敬方正，同僚膺服，士子仰慕。贾政作为朝廷高级干部，课子极是严厉，宝玉只需听得老爷叫他，两腿就会打颤。这等尊贵门第的男女，正眼不看人的。他们比别人高贵。遇着下人偶有小错，便打他一顿，撵出园子了事。

拿迂阔的眼光看，贾府既是贪墨之家，便不是什么好人，有何面目人模人样呢？古有株连之法，自是过于苛严了些。但如要向贪墨之家开罪，株连还真有些道理。家中有人做官，贪污钱财，自是全家老小都知道的。却不见谁检举自家老子或丈夫、妻子、儿女私吞公帑，索人贿赂，反而是全家窝在一起，心安理得花着肮脏钱，其乐陶陶。我不明白，贪墨之家，老少都是坏人，居然可以相敬相爱，活得那么自在。相比之下，贾府里那些下人，无非只是上夜时吃个酒，或背后说过主子几句话，屁股便要挨板子，真是冤枉。他们其实比老爷太太们干净得多了。

坏人们可以好好的做一家人，这笔账只怕要算在孔子头上。《论语》有载：叶公对孔子说，我们那地方有个人很正直，他父亲偷人家的羊，这个人向官府证明他父亲的确偷了。孔子听了却不以为然，说：我们那地方所谓正直同你说的标准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罪过，儿子替父亲隐瞒罪过，这样做才是正直。也许孔圣人的哲学太深奥了？枉直可以颠倒？世人自然听孔子的，而不会听叶公的。中国人未必人人都读过《论语》，却都自觉遵循着孔子圣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我真佩服曹雪芹的功夫，他写贾政这位朝廷高级干部，并无半字贬损，甚至还让人觉得溢美。但只一句话：“失单怎么开的？”“假正”的嘴脸便出来了。

想起了令人敬重的克拉克夫人。上个世纪初，德国化学家哈伯因为研究出合成氨和硝酸技术而享誉世界。德国因为拥有这两项技术，一方面粮食大量增产，一方面可以制造出更多的炸药。恰恰因了这两项技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更加穷凶极恶，为欧洲人民增添了苦难。哈伯得到德皇的赞赏，便又研究出了毒气弹氯气罐，直接替战争效力。哈伯的妻子克拉克夫人因为丈夫的罪过而深深地痛苦，极力劝阻他放弃不人道的研究。哈伯不听，又去研究新的毒气芥子气。克拉克夫人终于在1915年自杀了，想用自己的死来唤起哈伯的良知。哈伯依然我行我素，还是研究出了芥子气。克拉克夫人的那高贵的灵魂永远不会原谅哈伯的，尽管他后来在1918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如果贾政是哈伯，王夫人是克拉克夫人，王夫人不会自杀的。她会一边吃斋念佛，一边替丈夫骄傲：毕竟获过诺贝尔化学奖啊！

2、你还会哭泣吗

关于哭泣，刘鹗在《老残游记》里有段千古奇论：“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之多寡为衡。盖哭泣者，灵性之象也，有一份灵性，即有一份哭泣。”

有位西方人类学家研究发现，现代人正逐渐丧失三大本能：出汗、打喷嚏和放屁。说法似乎有些不雅。看了这个研究结果，有人也许会发笑，可这绝非儿戏。人类若不警醒，必将招致灭顶之灾。

我最近忽发杞人之忧，担心哭泣也许会是人类正在失去的第四大本能。

有年家乡暴发大洪水，良田万顷顿成泽国，无数百姓家园被毁。目睹灾民惨状，县长禁不住泪水长流。一位本地作家在他的报告文学中写到了这位县长的哭泣，读之叫人无不唏嘘。可是，居然有人嘲笑道：他哭什么？哭有什么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性的真诚和善良被人漠视和责难。我的家乡是屈原曾经长歌当哭的流放地，那里文气很重，浪漫的文化人都愿意相信这是因承了屈子遗风。但屈子之风却绝不是轻飘飘的浪漫二字，我意象中的屈原总是双眼饱含泪水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几年前，我参加过一个学习班。一位教授在讲台上痛陈官场*种种，竟不能自已，失声痛哭。全场惊愕，面面相觑，似乎这位教授的哭泣好没来由。这个学习班是培养后备干部的，这些人只要学会点着头微笑，过不了几年就会飞黄腾达。我最终躲进书房成一统，多半因为在很多情形下笑不起来。我怀疑自己的泪腺太发达了，耳闻目睹很多事情，总是想哭。可我不敢让眼泪流出来，往往仰天摇头，听凭一种酸楚的感觉顺着鼻腔和喉咙落到肚子里去。现实的生存空间其实是容不得你想哭就哭的，别人会说你懦弱、幼稚，或干脆说你有毛病。

我曾经同几位作家朋友去湘西凤凰看望了沈从文先生，沈先生是永远活着的。我们先看了沈先生故居，然后去了他的墓地。在故居，凝视着那些我早就熟识了的沈先生照片，真的宛如天人。墓志铭是黄永玉先生书写的，选的是沈先生作品中的一句话：“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要不回到故乡。”人都只可能有一种命运，昨日是因，今日是果。因因果果，有果有因。正如沈先生所言，“凡事都若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若宿命的必然”。沈先生无意间为自己写下了墓志铭，道尽了人生的大悲凉。最后让我想哭泣的是张兆和女士的《后记》碑刻。作为夫人，她懂得沈从文一辈子的喜怒哀乐，却并不完全了解他。她说直到斯人已逝，总算了解他了，却一切都晚了。其实，岂止夫人不完全了解沈先生？整个民族和国家，都曾漠视了他！夫人说沈先生“斯人可贵”，平平实实四个字，叫我感悟良久。作家们凑到一起本是很热闹的，可到了沈先生墓前，大家都沉默了。读着张兆和那些文字，我心头酸楚难禁，可我只得强忍着，直到眼睛发痛。离开墓地，上了车，我才猛然意识到，朋友们都没有说话。

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竟需要为自己的真诚和善良感到羞愧？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竟需要掩饰自己纯真的灵性？是否终究有一天，人类不再会哭泣了呢？

3、伏尔泰和年羹尧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他很风雅，懂音乐，通法语，喜欢写诗，甚至用法语写诗。他是个君主，看上去却很有人情味，甚至不可思议地允许言论自由。他曾经说过：“老子爱怎么干就怎么干，老百姓爱说什么由他们说去！”有次他在柏林城的墙上看到一幅讽刺他的漫画，不以为然，只淡然说道：“嗬！再挂低些，让人瞧个仔细嘛！”既然有人敢画讽刺国王的漫画，说不定也会流行很多挖苦他的段子。此乃臆测，无从考证。我想纵然民间有很多段子流传，腓特烈二世也不会生气的。老百姓爱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谁又动得了他半根毫毛呢？下道禁令，不准百姓编段子，那才是傻瓜做的事儿。

这位感情丰富的国王做过的最冲动的事，只怕是邀请伏尔泰做客了。当时伏尔泰文名响彻欧洲，而腓特烈二世自命艺术家和诗人，又会讲一口很时髦的法语，自然要同最杰出的文化人做朋友了。于是，他向伏尔泰郑重发出邀请。伏尔泰兴高采烈地来了，称赞腓特烈二世为“北方的所罗门王”。腓特烈二世却很谦虚，说自己最喜欢的称号是“伏尔泰的东道主”。这位好客的东道主封伏尔泰为法官，让他住进豪华的王公宅邸，领取丰厚的薪金。

伏尔泰的访问看上去很愉快。腓特烈二世隔三岔五宴请他，席间的谈论是高雅的，哲学、音乐、法语诗，甚至还有烹饪术。国王还常常请伏尔泰修改他的诗作。麻烦就来了。文化人天真起来就容易忘乎所以。伏尔泰见国王请他修改诗作，就真以老师自居了。腓特烈二世写诗到底只是业余爱好，他的职业是国王。这位国王的诗自然不敢恭维，尽管他的国王当得也许很出色。伏尔泰竟然笑话国王的诗，甚至在很多公开场合引用国王的诗。国王认为伏尔泰这么做别有用心。腓特烈二世毕竟还算有自知之明的，他清楚自己的诗作只能在小圈子里传阅，公开发表怕招人笑话。可伏尔泰的恶作剧等于将国王的诗作公开发表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了，而这个版面通常是发表国内外要闻的。腓特烈不高兴了，伏尔泰也不愉快了。伏尔泰只好离去，回到他忍受了几十年的法国。

伏尔泰如果生在中国，几乎正赶上康熙晚年到乾隆早期。伏氏寿命长，活了八十四岁，整整跨越康雍乾三朝。雍正的宠臣年羹尧文韬武略，为雍正登上皇帝宝座立下过汗马功劳。雍正好像也很有人情味，曾对年羹尧说：自古君臣之交大多因为公事，私交也是有的；但像我俩交情如此长久，从未有过啊！我俩要做君臣的榜样，让千秋万代之后人称赞，让他们羡慕得流口水！听了这席话，年羹尧真是感激涕零，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发誓肝脑涂地，死而后已。雍正对年羹尧自然是累降恩泽。

然而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有一年，天显瑞象，五珠连贯，日月同辉。于是举国沸腾，以为吉兆。文武百官竞相进表，颂扬雍正英明盖世，德化八荒，乾坤朗朗，国富民安，盛世太平。年羹尧当然不敢免俗，也进表皇上，自然是好话连篇。他在上表中用了“夕惕朝乾”之句，称颂雍正晚上反躬自省，白天为国事勤勉操劳。此语出自《易经·乾卦第一》，原话是：“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后来化作成语，或说“夕惕朝乾”，或说“朝乾夕惕”，意思完全相同。但人们习惯中多说“朝乾夕惕”。年羹尧的灾祸就出在这地方。他只是把人们说惯了的“朝乾夕惕”说成了“夕惕朝乾”，就惹得雍正龙颜大怒。这位当年发誓要同年羹尧做千古君臣榜样的圣明之君脾气发得令人不可思议：既然年羹尧舍不得把“朝乾夕惕”四个字给我，他立下的那些功劳我也可给可不给！

年羹尧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这么容易就把皇帝老子给得罪了。这位中国的大臣远没有同时代西方的伏尔泰那么幸运。伏尔泰也曾被腓特烈二世的爪牙投入监狱，因为他无意间带走了这位国王的法语诗集。这册诗集很可能让腓特烈二世在国际上丢脸。但伏尔泰很快就被放出来了，腓特烈二世还为自己做得过火而内疚。也许因为伏尔泰到底只是国王的客人，而年羹尧却是皇帝的臣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年羹尧被认定九十二项罪状，其中三十二项都是问斩的罪。一个被皇帝视如手足的权臣，一夜之间成了十恶不赦的罪臣。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年羹尧在狱中给雍正写了封信，言辞凄切，恳求皇上留他这犬马之身，慢慢为主子效力。雍正便大发慈悲，法外开恩，赐这位当年的功臣在狱中自尽。凡是皇上赐予的，不论祸福，都是恩典。年羹尧自尽之前，还得伏地长跪，谢主隆恩。毕竟不必杀头，可留下个全尸，自然算得上皇恩浩荡。中国自古的天条是：朝廷永远不会错，皇上永远是对的。臣民在皇帝和朝廷面前永远只有一个姿势：叩首谢恩！

伏尔泰事后回顾自己的普鲁士之旅，万分感慨：谁若相信自由、多元价值、宽容和同情，谁就无法呼吸极权主义国家的空气！谜底终于揭开了：原来腓特烈二世因为法语诗的事而生气，不过是借口罢了。年羹尧的冤狱呢？更是让人莫名其妙。中国历代皇帝，除去某些出身草莽的开国之君，都受着良好的教育，皆可谓饱读诗书，学养深厚。难道雍正皇帝真的不明白“夕惕朝乾”原本没有错误？他只是想找个岔儿发作而已。只要他是皇帝，就总有龙威大作的理由。

4、仁者·君子·凡人

读书是需要人生经验的。我早些年捧着一本《论语》，只觉得古奥难懂。直到在人世间栖栖然走过了一程，再重新读这本书，方才略略参悟了孔门学问的些许玄机。

孔门学问的最高境界是仁。众弟子多次问仁，但孔子从未对仁下过一个定义，只是教弟子们怎么去做。勉强换算成现代语汇，就是教弟子们做到真善美。比方说“刚毅木讷，近仁也”。一个人是怎样便是怎样，哪怕呆头呆脑都没关系，如果刻意地表现，就是“巧言令色，鲜矣仁”了。子路是孔子的得意弟子，他穿着粗布衣服，同身着华服的贵人们站在一起，从容不迫，不卑不亢。孔子对此大为赞赏，认为这只有子路才能做得到。我想是他心中有仁，用不着拿外在的东西来文饰。这看似平常，我们大多数人未必做得到。我们在西装革覆的阔人面前如果捉襟见肘，多半会露出窘态来。

仁的境界不是很容易达到的。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他从未说过谁成了仁者。颜回“三月不违仁”，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孔子叹道：“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千古喟叹，遗憾无限；物欲之弊，于今为烈。人们难以达仁，不在仁的虚无缥渺，而是人们实在很难逾越声色犬马的欲壑。说到底，人总是俗物，很难真正达到仁的境界。世上是否有过真正的仁者，值得怀疑的。但人应常怀仁心，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便是“为仁由己”的意思，而且“我欲仁，斯仁至矣！”

孔子实在很通达，他知道要求所有人都成仁者，太不现实了。于是他退而求其次，又教人做君子。君子不一定就是仁者，但对仁应念念不忘。所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这大概是对君子的道德要求吧。孔子的另一位得道高足子夏说，君子“观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这或许就是君子的外在气度：看上去庄敬，叫人不敢轻慢；接近他又很温和，不是拒人千里之外；听他的言论，则严肃认真，使人折服。做到这一点，需要仁的深厚修养，不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种装腔作势。所以恪守仁道，自成君子。

孔子的学问不是人们误解的那样刻板，而是很活泛、很练达的。我们凡人学了，也大有裨益。比如同上司相处，孔子讲究平淡为宜。他说：“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这里教人谨守臣道，不必过于拘礼。可我又常常拿不准这话是否说得有理。现在那些做上司的，惟恐下面不敬，偏要有意摆出股威风来，你越是唯唯诺诺他越是感觉良好。你想让上司高兴，就不要怕人家背后说你是马屁精。孔子又告诫人们说：“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也。”但很多耿直的人并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并没有进入上司身边的小圈子，却自以为无私无畏，就直言不讳，结果成了故意同上司过不去的人。须知如今你想讨得上司的信任，并不在乎你光明磊落，而是“功夫在诗外”。

许多人生道理需得亲历，甚至以一生的苦难为代价才能悟出，单靠读书往往是看不破的。可看破了又未必好，到头来洞明了世事精微，却消磨了英雄气慨。

5、越写越偏题

忽然想起那年在黄州赤壁见到的东坡老梅石刻，就像着了魔似的。那梅枝亦如东坡书法，用墨极满，很得神韵。也许是哪个月白风清之夜，东坡喝了几口黄酒，畅快淋漓，就画了这老梅。

黄州是东坡贬谪生涯的起点，之后他便越贬越远，直被流放到远离帝都的海南岛。想当初，他高中进士，乐坏了皇帝老子和皇太后，以为得此栋梁，天助大宋。欧阳修料定东坡必成大器，对这位后生极为推崇，还特嘱自己的子侄多同东坡交游，可以长进些。东坡本是写策论之类官样文章的大手笔，可他却手痒，喜欢业余搞点儿文学创作。其实即便是搞点儿创作也无妨，写些什么“东海扬波，皇恩浩荡”之类，朝廷自会高兴。可他却是心里有什么就写什么，被人揪住了小辫子，闹了个谤讪朝廷的乌台诗案。官便升不上去了。我景仰东坡，多半是因了他可爱的性情。官不当就不当吧，诗照写，梅照画，酒照喝。其实据我见到的史料，东坡本不擅饮的，只是常在诗文中过过干瘾罢了。喝酒是喝心情，东坡要的也就是酒能赋予的那份豪迈与狂放。读了东坡，便再瞧不起那类哀叹怀才不遇的愤世文字。

传说东坡降世，家山皆童。因为东坡占尽天地灵气，连山上的树都长不起来了。这自然是民间演义。可东坡的确太杰出了。就因他太杰出，便注定他终身颠沛流离，受尽苦难。东坡的主要政敌是王安石。王安石作为北宋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早已定论，那么东坡的形象似乎就应打点折扣了。可历史也罢，人生也罢，并不是用如此简单的两分法就能说清楚的。其实东坡不但诗文好，政声同样好。如今人们都还在凭吊他的杭州苏堤哩！他同政敌的过节，不过是政见不同罢了。东坡的所谓不同政见，其实就是主张不同的治国方略，同样都是为了国泰民安。可王安石那一派人就是容不下他。乌台诗案只是他们为整治东坡而蓄意搜罗的口实罢了。不能不说到另一位历史名人沈括，王安石的铁哥们儿。我真不愿意相信这位令人尊重的科学家，在生活中恰恰是个地道的小人。他曾是东坡的朋友和同事，却设下圈套陷害东坡。东坡任杭州通判时，沈括奉旨前往察访。临行前，神宗皇帝还特意交待他：东坡在杭州任通判，你要好好待他。可沈括对皇上也阳奉阴违。他见了东坡，做出老朋友的样子，喝酒叙旧，称兄道弟，硬要东坡送近作一首，作个纪念。东坡是个真性情的人，哪想那么多？于是欣然命笔，录旧诗一首。沈括回到驿馆，挑灯展卷，甚是快意。因为凭他科学家的聪明脑袋，立即发现苏诗中有讥讽朝政之意。也许他不得不暗自佩服东坡的好诗好字，脸上却阴险地笑着。于是，一个牵连到苏东坡近四十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乌台诗案”，因沈括的告密而震惊朝野。东坡便大难临头了，下狱近五个月。幸好仁宗皇太后和神宗皇帝开恩，东坡才捡回了性命。不然，依那帮办案人员的意思，早被问斩了。那些爪牙们搜索枯肠，罗织东坡罪名若干，条条都是死罪。通常恶人只是双手叉腰作横蛮状，而他牵着的那条狗却是要咬人的。走狗看上去往往比它的主人更凶恶，这既是生活常识，也是历史规律。

如果不做严谨的考据，我真怀疑王安石他们真的就把自己的政治抱负看得那么重要。将自己脸上贴上堂皇的政治标签，其实满脑子私心杂念，此类人古今都不鲜见。也许嫉妒或忌讳东坡的才华，才是他们打压东坡的真实原因。东坡一路南流，诗文誉满天下。据野史记载，当时不管文武官员，还是白衣书生，都以能吟苏词为雅事。包括那些生怕东坡回京都做官的重臣们，也乐于收集东坡诗文，只不过他们也许暗地里做着这种令自己难堪的事。当时的文坛巨擘欧阳修，早在东坡刚刚崭露头角时，就坦言自己读东坡文，不觉冒汗。欧阳修是位难得的仁厚长者。但那些位居要津的二流、三流或不入流的文字匠们，越是喜欢苏文，就越是嫉妒苏才，当然不会让他回到皇帝身边了。因为当年东坡兄弟双双中了进士，仁宗皇太后欢喜得不得了，说为子孙找到了两个当宰相的料子。这话真是害死了东坡。暗地里等着想做宰相的人多得很哩，这里却明放着个宰相料子苏东坡，他不被大伙儿齐心拉下来才怪！东坡兄弟谁也做不成宰相，这是自然的了。仁宗皇太后说那样的话，整个儿就是政治上不成熟。他们老赵家重文倒是传统，政治上却总不成熟，不然赵宋天下怎么总是个半壁江山呢？

读书人总会怀念宋朝，因为赵姓皇帝对文人墨客实在太客气了。东坡最终未能得到重用，也不能全怪皇帝。皇帝不是一个人就能当得下的，总得大家帮着才行。皇帝有求于手下的重臣们，于是明知下面人的心思，有时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了。下面的人也看出了皇帝的心思，沈括们才敢告密。皇帝耳朵越软，告密的人就越多。自古就有很多人靠告密荣华富贵，也有很多人因为被人告密而祸从天降。更可叹的是，告密者总会不断告密的，一个卑鄙小人往往会陷害很多忠良。

想起了一个告密未成的例子，可惜是外国的。当年法国作家萨特总是激烈地批评政府当局，有人就私下建议应该把这个狂妄的作家投入监狱。总统戴高乐却说：没有人把伏尔泰投入监狱，萨特也不该进监狱。

其实戴高乐只说对了一半。伏尔泰年轻时因为思想激进，曾被关进巴士底狱。只是后来，他依然故我，却再也没有进监狱，尽管他的一些著作被政府列为禁书。伏尔泰的年代，在中国正好是清康乾年间。那年头文字狱闹得中国天昏地暗。伏尔泰倘若生在中国，只怕早被砍了头，哪能让他成为声名赫赫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那年代中国倒是出了个曹雪芹，聊可安慰。但曹雪芹只好用他中国式的智慧苦心孤诣，在《红楼梦》中“忽南忽北，非秦非汉”，叫人猜“原应叹息”、“假语村言”之类的谜语，不可能像伏尔泰那样奔走呼号，启迪民众于蒙昧。中国毕竟诞生了曹雪芹，这是我们的幸运；但我们毕竟缺少伏尔泰，这又是我们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于是中国只能按照中国的逻辑向前走。中国的历史逻辑都包含在浩如烟海的史书里。中国的皇帝是一代比一代聪明，只读过二十三史的皇帝不如读过二十四史的聪明，读了二十五史的皇帝自然又比前朝所有的皇帝都聪明了。想那梁惠王没读过什么史书，就比较幼稚，居然在孟子面前承认自己有个毛病，就是好色。梁惠王明知道孟子是个读书人，就不怕他把自己写进书里去？果然这位国王的好色之德就流芳百世了。我见过一位清朝皇帝选美的诏书，满纸“*秀女，以广皇嗣”云云，皇帝老子的好色不再是毛病，而是国家大事了。而这个时候的皇帝，孟子也罢，东坡也罢，只怕都容不下了，尽管他们也吟着苏词，孟子仍然被尊作亚圣。

本来只想写写东坡的，却越写越偏题，成了这么一篇四不像的文章。

6、屈原的倔与迂

我敬仰屈原，似乎多因为他的倔与迂。读屈原的诗，随处可见他倔与迂的秉赋。他在《橘颂》里写橘“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这里歌颂的橘，便是我家乡溆浦的红橘，它只产于溆水之滨。红橘确实只恋溆浦水土，离了故土便要变酸。屈原在《离骚》中更有“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之句，绝决已极。人的死亡只能有一次，所谓死不改悔话已说到绝处。屈原却道九死不悔，可见其倔与迂到了何等地步。

我曾经爱读《战国策》，因其文采斐然。可后来悔出其中的“策”实则就是“术”，一种同倔与迂完全相悖的东西，便不太喜欢了。策或术教人趋利避害，教人做识时务的俊杰，甚至教人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只有策或术，没了原则和坚守，没了对某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担当，人也就没了崇高，没了精神的彼岸。有些识时务的俊杰，在我眼里实在只是小丑。一个时代如果只有策或术的庸俗哲学当道，那必定是个非常黑暗时代。

屈原恰好不讲策也不讲术。战国乱世，邦无定土，士无常主。只要能拜相为将荣华富贵，何不天下奔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苏秦、张仪之辈最终都给自己找到了价钱合适的买家。屈原却又倔又迂，系心怀王，死守楚国，真成了他笔下那棵深固难徙的橘树。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盛赞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他“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司马迁看来，凭着屈原的人格才华，只要不那么倔与迂，愿意另投明主，何愁功成业就，干吗去寻死？殊不知屈原真能如此，便已不是屈原。也许历史上多了一个苏秦张仪那样的术士，却少了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烈士。然而司马迁毕竟一流人物，他才为屈原不识时务而痛惜，却又因读了贾谊的《服鸟赋》而把生死去就视若等闲。说到底屈原同司马迁都是倔与迂的，只不过屈原以死明志，司马迁忍辱求生而伸其志。

屈原虽是楚人，因他流放时逆沅江而涉溆水，自古溆浦人都把他视作乡党。溆浦乡人很重过年、端午、中秋、重阳四节，而端午之俗甚于外乡。不过全球华人只有溆浦人是在农历五月十五日过端午节，传说屈原五月初五日怀沙自沉，噩耗传到溆浦已时过十日。

7、康熙亦有真性情

世人多好以性情二字自许，直把这两个字用得很俗气了。我为着写《大清相国》，读了些同康熙朝有关的书，感觉这位皇帝倒还有些真性情。凡为君者，终须有龙威。而所谓龙威，外在气象似乎就是不苟言笑。别说古代皇帝，现实生活中的有些官员，紧闭金口者亦最为常见。好像故作高深、阴鸷冷漠就能生发龙虎之威。

康熙皇帝自是有龙威的，但他的威风不在于沉默寡言。他不光经常同大臣们论政事，论兵戎，论理学，论训诂，还同大臣们谈音乐，谈数学，谈水稻。康熙四十七年三月初十日，这位皇帝曾同大学士陈廷敬讨论文字学，说：“《字汇》失之简略，《正字通》涉于泛滥，司马光之《类编》分部或有未明，沈约之《声韵》后人不无訾议，《洪武正韵》仍依沈约之韵。今欲详略得中，归于至当，增《字汇》之阙遗，删《正字通》之繁冗，勒成为书，垂示永久。”康熙同大臣如此仔细地讨论编书，不光因他学问渊博，大概也因他性格爽朗。

每有官员出京赴任，康熙都会按例召见，嘱咐再三。康熙二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江苏巡抚郑瑞陛辞，皇帝说：“江苏地方繁华，人心不古，乡绅不奉法者多。”郑瑞对奏说：“若乡绅肆无忌日，有犯科条，臣惟有执法而已！”皇帝却道：“尔只须公而忘私，也不必吹毛求疵，在地方务以安静为善！”可见这位皇帝处事颇能宽厚放达。

同大臣们扪心倾谈，在康熙那里是经常的事。比如康熙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湖广、河南、云南三位督抚拜辞，皇帝说得简直苦口婆心，道：“凡居官以实心爱民为主，民虽愚终不能欺也。能实心爱民，民自知感。否则竭力矫饰，终难掩人耳目！”

这位皇帝人情味也很足，懂得照顾世情。康熙四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皇帝南巡到松江府时，把江苏按察使张伯行召来，特意对身边众大臣说：“朕至江南，访问张伯行居官甚清，此名最不易得。张伯行由进士历任按察使，不可以书生待之！”于是，马上任命张伯行为福建巡抚。原来张伯行乃书生本色，皇上怕世人小看他了。说句题外话，读书人被小瞧，大概自古有之。

康熙为政之勤勉亘古少有，但当时却有人疑心皇帝未必事事躬亲，多为近臣代劳。康熙便有些生气，曾于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对大学士们说：“内外各衙门奏章，朕皆一一全览。外人谓朕未必通览，故朕于一应本章有错字必行改正，其翻译不堪者亦削改之。当用兵之时，一日有三四百本章，朕悉亲览无遗。”看这则故事，这位皇帝似乎有些孩子气了。

做皇帝的多有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者，康熙却并非如此。曾有大臣推举他身边文学侍从去任督抚，康熙大怒，竟然站在宫门外叫骂：“朕身边就这么几个文字好的人，你们就看不过去，就要把他们弄走。这样的好文章，你们写得出来吗？”有回康熙南巡，总督阿山送上两个美女，他也发了脾气，质问道：“阿山何意？美人计邪？”

太子胤礽几经立废，康熙最为伤心。四十七年九月初四，康熙在行猎途中，召集诸王大臣、侍卫及文武官员到行宫，痛哭流涕训斥太子：“今观胤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惟肆虐众，暴戾*，难出诸口，朕包容二十年矣！”康熙声泪俱下，历数太子种种不肖狂悖之举，然后说：“太祖、太宗、世祖之缔造勤劳，与朕治平之天下，断不可付与此人！俟回京昭告于天地宗庙，将胤礽废斥！”此番情状，同乡野老父斥骂儿孙何异？亦是康熙真性情也。村野之人都知家丑不可外扬，康熙却当着百官斥骂太子，并无半点偏私和隐诲。

朝廷凡事自有规矩，但康熙并不一味拘谨。有位大臣逝世，康熙为致哀意，道：“我朝并没有大臣去世辍朝之例，但朕停办事一日。”康熙于四十六年第六次南巡，四月十二日离开杭州，正遇麦子收割季节，遂命沿途官员停止迎送之礼，免得贻误农事，亦免得践踏麦粮。官员迎送圣驾，古来皆此成例，康熙却会因势更改，并不一味顾及自己的威风。我在《大清相国》中写到陈廷敬进讲《君子小人章》之后，康熙因深恶明珠，不想循例去文渊阁赐茶，只命陈廷敬代为传旨。陈廷敬进讲时提醒皇上注意防小人，这是史实；但康熙负气不去文渊阁赐茶，却是因小说需要而虚构的。康熙有时不循旧例，未必不会如此行事。文渊阁在乾隆朝之后成为国家图书馆，专门放置《四库全书》，但至少在康熙朝此阁亦作他用。《清史稿·经筵仪》载：“顺治九年，……经筵事……毕，帝临文渊阁，赐坐，赐茶……”可见大臣进讲之后，皇帝驾临文渊阁赐茶给大臣们，应是前清定例。但有清史专家说这个情节断不可能，大臣们绝不会坐在文渊阁里聊天。

今天神化康熙的大有人在，康熙自己却说他就是个平常人。五十六年，康熙身体渐觉不豫，但他同今天世界上多数国家领导人都不同，并不隐瞒自己病情，更不会说自己仍然精力充沛。康熙在这年十月三十日曾对大学士九卿等说：“朕近日精神渐不如前，凡事易忘。向有怔忡之疾，每一举发，愈觉迷晕。天下至大，一念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日不谨，即贻数百年之患。”康熙从自己身体状况说到管理国家责任之重大，随即告诫同样年老体衰的大臣们，“尔等务各尽心勉力，庶不致有误天下事！”这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康熙又因自己身体之故，于乾清宫暖阁召诸皇子及满汉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员，作近三千字的长篇谕旨，再次说到自己疾病缠身，“心神忧瘁，头晕频发”。康熙在谕旨中说道：“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八龄践祚，迄今五十七年，从不许人言祯符瑞应。如史册所载景星庆云、麟凤芝草之贺，及焚珠玉于殿前，天书降于承天，此皆虚文，朕所不敢。惟日用平常，以实心行实政而已。”

康熙在《大清相国》中并非主角，但写大臣免不了要写皇帝。我写康熙时，时常在脑子里映现的就是类似上面的材料。有清史专家说康熙皇帝是不苟言笑的，而大臣们在文渊阁里说事儿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此文所言都是《清圣祖实录》和《清史稿》里头的东西，如果我在小说里写出来的康熙不是那么回事，就是古人欺我。

8、宝贝时代

我们多幸福，这个时代替我们准备好了一切！我们需要爱情，好莱坞替我们准备好了《泰坦尼克号》；如果我们青春不再，还有《廊桥遗梦》侍候着哪；我们放不下英雄情结，《骇客帝国》无比神勇地来了；我们童心未泯，看看《哈利·波特》就可以神出鬼没；我们不知该不该看没精打采的中国足球，我们不知在五花八门的啤酒品牌中取其所好，我们不知哪个网站最酷，统统不用劳神费力，各种“宝贝”朝我们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时流行了宝贝？大抵记得某部宝贝小说沸沸扬扬，才猛然发现当下无处不宝贝。足球宝贝、啤酒宝贝、网络宝贝等等，让我们应接不暇。

我有个重大发现：不论哪类宝贝，都是女的！都是年轻的，都是漂亮的，包括作家宝贝。

可是，大概受了长沙方言的影响，我脑子里宝贝的宝，总有傻的意思。她们也许把结巴当时髦，说话太多的“然后……然后……这样子”；她们太容易受惊，没来由就朝你“哇！”地叫起来；她们只在乎身上那点儿皮和皮上面那点儿布，而皮下不允许储藏脂肪也不允许储藏涵养；她们永远长不大，古人也就万万岁，有位唱歌的宝贝就说了，岳飞是谁？能请他替我写歌词吗？

时代总有自己的流行色彩。记得从前读十八、十九世纪的法国小说，贵族沙龙里，男人总是中风，女人总是晕倒。男人中风是真的，因为中风之后不是呜呼哀哉，就是偏瘫或呆痴，谁也装不出；而女人晕倒多半是装出来的。当时上流社会的时髦，女人必须束胸束腰，束得越紧越好；因为束得太紧，心脏受压，血脉不畅，贵族女人便是脸色苍白，喘喘嘘嘘；于是，女人越是病态娇弱，越是高贵美丽。因为娇弱，受惊自然是要晕倒的。谁不晕倒，就不娇弱，就不高贵，就不美丽。无限上纲大概是国际法准则，女人受惊不晕倒，便上升为没教养，进入道德范畴了。于是，灯红酒绿的贵族沙龙里，只要有女人晕倒，准会像玩多米诺骨牌，晕倒一片。男人很风度，明知某位侯爵小姐是假装晕倒，也会上前抢救。他温柔地呼喊着侯爵小姐的名字，情意绵绵。而假装晕倒的侯爵小姐听得明白，却仍要闭着眼睛再睡会儿。最占便宜的是贵族的家庭医生，他说不准有机会给侯爵小姐做人工呼吸。

其实，女人流行的变化，只是男人脾胃的变化。十八、十九世纪法国贵族妇人束胸，无非是为了把*高高地托起。没别的，这样很合法国贵族男人的胃口。遗风延及现在，西式晚会上，女人晚礼服至少背部必须袒露着，据说这是起码的修养。让女人冒着感冒的危险露着背，硬要往修养之类道德概念上去扯，霸道不霸道？我敢打赌，立下这条道德规范的肯定是男人。男人们自己却西装革履，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我有回参加此类聚会，故意幽默道：真是阴盛阳衰呀，女人们袒胸露背的却热情似火，男人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竟然还打喷嚏。

男人们的脾胃是最不忠诚的。大概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时风勃勃向上，很多女人自主创业，干下些事业。于是，女强人的名词应运而生。她们令人敬重。可是冷不防，不知哪里发起了关于女强人的讨论。于是，手头有番事业的女人谁也不愿顶着女强人的帽子了。我敢再次打赌，肯定是因为男人们不喜欢女强人了。猛然想起菲律宾现任总统阿罗约，这是位令我怀着些温情去敬重的女人。她简直太可爱了。看看她与同事模仿骇客帝国造型拍照的样子，看看她玩帆板吓得直哭的样子，看看她挫败军事政变之后几乎有些天真的样子，你不得不被她的亲和力折服。我如果是她的选民，肯定会投她一票的。可是谁敢说她不是女强人呢？

可是中国正值宝贝时代，很多女人搔首弄姿作宝贝状。我正写着这篇文章，忽听锣鼓喧天。伏窗而望，见很多老大爷老太太红衣红裤红绸带，扭着秧歌来了。准是上头又组织了什么重大活动。我猜明天报纸上必定会有条新闻：群众自发地组织在一起，热热闹闹地扭起了秧歌。说不定哪天词典对“自发”这个词条应作如下修订：自发，指有关方面采取行政命令手段组织群众开展某种活动。秧歌队渐渐远去。我忽然觉得这些老人也被人当成宝贝了。他们该叫什么宝贝呢？真不好命名。宝贝原来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宝贝无处不在。

9、贬义小资

如果你有大学文凭，中产收入，正当青春，观念前卫或伪前卫，爱吃比萨而且言必称减肥，穿名牌休闲服，看欧洲艺术电影影碟，“不在星巴克，就在去星巴克的路上”，那么，你可以称自己为小资了。

如今，小资以睥睨一切的眼神在城市的繁华街头招摇过市，一不留神就被他们撞着了。有一回，我好不容易也小资一回，陪朋友在真锅喝炭烧咖啡。里面自然是香风习习，灯光柔暗。同朋友一起来的有一位尖嘴猴腮之男人，自称是拍艺术广告的，脸上长不出胡须便把些黄色绒毛宝贝似的蓄着。他翘着一根食指顶着脸颊很认真地宣告：我是很小资的。在中国我只适宜于上海。

我嘴里的咖啡一口喷出，险些儿在这位小资的脸上画了一幅后现代的即兴画。

小资们首先在于小。那些都市小男女们追求的不过是那么一种小情调，小氛围，小打小闹。玩真格的吗？玩不起，也不敢玩。说到生活享受，你开得起宝马奔驰吗？敢放下工作去加勒比阳光海岸度假吗？也许喝咖啡穿名牌休闲服你都得精打细算着。向往浪漫和冒险吗？虽然言必称切·格瓦拉，可是见到街头有人抢劫，你兴许比谁都跑得要快。追求个性特立独行吗？你偶尔有一回用的香水牌子不那么地道，自卑得恨不得立即就小兔快跑，人间蒸发。观念时尚前卫吗？你除了分得清从香水、衣帽到卫生洁具的品牌，宣称二十岁已经老矣，“结婚或不结婚这是个问题”，好像也没有更多吓人之处。观念却时刻更新着，你好不容易让保龄球打到了两百分，猛然听说此种玩儿原来很不格调了，羞得要往地底下钻。

我的印象中，小资一直是一个贬义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它代表一种似是而非的伪激情。在游戏的范围内玩一把浪漫与心跳，冷不丁也许就功成名就，风头出尽。一旦性命攸关，立即悬崖勒马，改头换面。这其间并无多少真正的理想崇高可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它被批得体无完肤，声名狼藉，却因为被强行嵌上了人性、美好、温情这几颗钻石，小资这个词反而获得了遮蔽不住的耀眼光芒，被人们偷偷赞美与向往。在那个人性与美缺失的年代，小资毕竟代表着一种低等动物之上的东西，轻轻地念出声来，多么轻柔温暖，仿佛心灵的抚慰，让人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个人。

可是如今的小资又恢复了它那轻飘飘的质地，它以浮萍的姿态飘浮在都市的空间。在中国，它没有历史，没有宗教，没有来龙也没有去脉，甚至已经褪尽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种貌似的浪漫与激情。至少那时的小资们还能冲动。虽然他们不彻底，软弱，但他们至少是真诚的，或者真心实意以为自己是真诚的。有的时候，他们也能为自己追求的东西流出几滴血。可是现在的小资们呢？恐怕大多只是在吃力地扮演着一种小资姿态而已。他们是绝对自我中心的一代，没有社会责任，摆脱了历史阴影，人生的目的就只剩下了消费。他们不去思考哲学，那会使他们变老。他们躲避着激情，因为那样又累又容易受伤害。他们追求着优雅和情调，可并没有多少真正的诗性所在。有时我替他们急，他们好像更多的只是为了扮演着小资来给别人看。这本身就是个表演与做秀的时代，你方唱罢我登场，小资们怎甘寂寞！

小资们的思维方式好像是先抽象，再具象。比方说，他们莫名其妙地崇拜红色偶像切·格瓦拉，却把这个铁血男人抽象了。切·格瓦拉是什么？是某种狂热的主义，是战争和流血，是绝对要朝小资们开枪的革命者。小资们却单相思地把切·格瓦拉抽象成革命和*。如果说作为观念的革命和*，只是象征着青春激情，那么这种激情最后让小资们具象开来，就只剩下了血脉贲张的性器官。抽象和具象是小资们手头的两架果汁机，而他们要的往往不是果汁，而是榨干精华之后的糟粕。

当然，这样也并没有什么不好。小资们会说，你撑着了？小资招谁惹谁了？搞那么沉重干什么？我们的生命要的就是那份轻松和真实，用不着对谁负责。生活的轻松就是简简单单的轻松，我们不要所谓的无法承受之轻。你说小资可笑，你还小资不起来呢。你会小资吗？你有资格小资吗？小资可是一种品味，一种格调，一种人生的境界!就你，养家糊口去吧！

十几年前小资们可还没这么猖狂。那时流行的一个词叫“愤青”。相比于现在的小资们，我真愿意对当年的愤青们脱帽致敬。因为愤青至少还是热血青年啊。可如今的小资生命里到底有多少真实的东西？他们的根扎在哪里？在人生的过程中，他们又能以小资的姿态存在几年？我无法想象一个六十岁的老头或老太，白发萧疏，用一根满是老人斑的手指戳着皱巴巴的腮帮子一本正经地说：我是很小资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