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利说，那天下午，包京生吆喝着出租车在城里兜了一个大圈子。阿利胆战心惊，他问他，去哪儿呢？包京生闷了半天，突然大叫停车！的哥吓一跳，嘎吱一声尖叫着把车停下来，三个人的头都猛然向前撞去。撞倒是没有撞出事，但却被撞得懵里懵懂。

他们站在街沿边好久，包京生把手搭在阿利的肩膀上，他说，对不起，哥们，陪我很无聊吧？

阿利弄不清楚这是城东还是城西，天麻麻黑了，街上的车很多，人很少。阿利心里发毛，他说，我没有说无聊啊。

包京生很勉强地笑了笑，把手收回来。他说，你赶紧回家去吧，啊，可怜的阿利。

阿利的脚犹犹豫豫退了几步，他说，你呢？

包京生说，我，管我干什么？还没有想好。操，找个地方寻乐子吧。

阿利就问，寻什么乐子？

他说，寻乐子嘛，就是寻乐子，什么乐就是什么吧，操。

阿利忽然就跟着笑了起来，他说，我也跟你去乐一乐吧？

阿利忽然想去乐一乐，他从来没有好好地乐过一乐，他后来告诉我，妈的×，从来都是别人找我的乐，格老子也该找别人来乐啊。他说，包大爷们，我跟去找吧。

包京生听阿利这么一说，原先是胸有成竹的，忽然就像是没有一点主意了。他拿手背在脸上揩了一把汗，说，天哪，我的少爷，我该怎么侍候您呢？泡红泡沫？

阿利怪怪地笑了笑，说，还是找个能出汗的地方吧。我不喜欢酒吧，酒吧里的冷风吹得人心慌。

包京生就带了阿利去一条小街上吃麻辣烫。麻辣烫其实就是小火锅，只不过都是矮桌子矮凳子，挤在一间铺面里，或者顿在尘土飞扬的街檐下，二十四个火头的煤油炉在桌下熊熊燃烧，红辣椒在水里滚滚翻腾。包京生和阿利把鸡零狗碎的东西还有很多剑南528啤酒灌满了一肚子，一身都是大汗淋漓。阿利都撑得要走不动路了，包京生说，去洗个脚吧。阿利睁着醉眼说，洗脚就洗脚，我还想洗洗肚子……呢。小街上洗脚房一间挨着一间，挂着红灯笼，门口站着被红灯笼映得红通通的小姐们。包京生带着阿利进去，洗到天快亮了才出来。

朱朱说，就只是洗了两只脚？

阿利浮出一丝笑来，那笑是从嘴角浮出来的。他说，该洗的地方都洗了。

朱朱愣了一下，红了脸，说，阿利，你变了。人要堕落，只需要一个晚上，对吗？

阿利在床上侧了侧身，摘了一枝兰花，放在鼻孔那儿久久地嗅着，过了好一会儿，他说，风子，人做了什么事就算堕落呢？

我说，狗屁，你算什么堕落。真正堕落的人，站你面前，你也看不出来的。

朱朱说，风子，你真是疯了，包京生劫持他，拉他去洗……脚……你都觉得很正常，是不是？你不要跟我争，你跟我争，我会难过的。阿利，你接着说吧。

阿利把兰花从鼻孔那儿拿开，放在手里捏着，捏了又捏，捏成了一团淡蓝色的泥丸子。他说，没什么要说的了。后来，我们找了一家酒店住下来，就是假日酒店，隔了河可以望到皇城广场的毛主席像。白天睡觉，晚上我们出去找乐子，玩。当然，也就是鬼混吧？

我说，阿利，你就没有想到给阿姨打一个电话吗？

阿利傻了一下，哈哈地笑，你们不是说我被劫持了吗？做人质，还能想做什么做什么？！

阿利的笑声里有一种撒野的东西，至少是做得有些狠劲，还有些满不在乎。我觉得心里酸酸的，我说，阿利，你真不是从前的阿利了。

阿利看着我的眼睛，他说，风子，你觉得我真的变坏了吗？

我摇摇头，柔声说，你变得不再需要别人来疼了……你接着讲吧。

阿利说，我们最后一次从酒店出来的时候，在大堂远远望见一个人，很像是陶陶呢。可他不是陶陶，是一个侍应生，穿着红衣红裤，还戴着红帽，胸前的金色绶带闪闪发光。他正在帮老外提着箱子上电梯，虽说是侍应生，样子倒是派得不得了。我说，陶陶要是来干，也准是神气活现吧。包京生就哼了一声，说，他也只配干这个了。后来我们就去了芙蓉楼喝啤酒，要了一桌子的菜，包京生说，我们出去就散了吧，本来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还是各走各的道吧。他喝了很多，连声给我说对不起。我说，有他妈的什么对不起呢？我是痛快得很啊。

金贵笑了，这是他第一次发出声音。他说，你们哪晓得，陶陶正在门外侯着你们呢。

阿利瞥了金贵一眼，说，陶陶，你怎么晓得有陶陶？哪有什么陶陶！是他妈的条子，还有记者扛着摄像机追着赶。他们瞎咋呼着，说要抓住劫匪。我不晓得我们怎么就成了劫匪了！我们没命地跑，后来跑不动了，包京生回身一拳把个条子打翻在地，他们就开枪了……我倒在地上，觉得子弹射中的人是我。我就想，让我就这样，好好睡他妈的一觉多好啊……

金贵说，包京生要判重刑了。

阿利说，为什么？他犯了什么罪吗？我可以证明，他没有……。

金贵说，不需要你的证明，成千上万的观众都看到了，劫持人质，暴力拒捕。

阿利说，这不公平，不公平，……

这时候，一直靠着阳台的阿姨走了进来。她的脸色仍然是白得不得了，我还发现，她的个子其实是意外的瘦削和高挑。她伸出手来，她的手指也是意外的细长又细长，但是是竹节那样坚硬的细长，和葱葱蒜苗的细长不一样。她把手放到阿利的眼前晃了晃，突然抡开了手，啪啪啪地扇起了他的耳光来，她接连不断啪啪啪地扇着，用手心、手背扇，狠狠地扇，我们全呆了，没一个人想到要去劝阻她。等她住了手，我们才看见，阿利白晰的面孔已经变紫、变乌了，鼻血淌下来，把被单、铺盖、枕头全都弄脏了。阿利艰难地喘息着，就像是马上要死了。

但是，他妈妈的脸上并没有一点表情，她冷冷地说，公平，你晓得啥子是公平吗？混蛋！

泡中的师生都预感到，包京生劫持阿利的事情既然上了电视，下一步就是媒体的大肆炒作了。至少蒋校长在扩音器里是这么认为的，他说，一切敢于以卵击石的家伙，都将落到自绝于人民的下场。全社会都在关注这起中学生绑架案，各班都要注意媒体对此进行的跟踪报道、深度报道、连续报道、述评报道……喇叭安静了一小会，那是扩音器在做出深刻的思考。然后，他接着说，当然，还有等等等等。

但是，接下来我们并没有看到等等等等的报道，甚至没有任何的报道。我们每天都在晚报和商报上寻找，我们要找的东西却没有一点蛛丝马迹。这给我们有一种清风鸦静的感觉，静得让人不舒服。这的确很奇怪，在这个夏天，闷热、潮湿、烦躁和安静居然是同时到来的。肥大的泡桐树叶在热风中翻卷着，柏油马路踩上去，都要留下深深浅浅的坑。朱朱说，谢天谢地，包京生可能要逃过这一劫了。

我对朱朱的话不以为然。逃过是什么意思，好象他是本应受到惩罚的，却侥幸过了这一关。我相信阿利的话，包京生是无罪的。晚上我常常被热得睡不着觉，就坐起来望着窗外发傻，就好像在等待一口清风吹来。当然，我什么也等不到。我想起包京生，我已经很少很少在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想起他了。我努力不去想他现在的模样，他睡在哪里，吃的什么，穿的什么，我只是去想他从前跟我说过的话，可是这些话没一句是让我难忘的。后来，我想到了他热腾腾的气息，这种气息是真实的，好像他还把我圈在他的怀中，我身上被他咬过、啃过的地方，在轻轻地发辣，发痛。包京生啊，我想，你在怎么熬啊。

爸爸的保卫工作从白天转到了晚上，因为厂子在一天天垮掉，就像一个臃肿的人在一点点地死去。总有人乘着夜色从车间里搬走工具、零件，或者割走几十米电缆，灰狗子们呢，他们睁着眼睛呼呼大睡，等于告诉他们平安无事。而且灰狗子也越来越少了，厂里养不起这么多能把品碗吞下去的大嘴巴。厂长，就是爸爸口口声声尊为首长的那个人，亲自把爸爸找去谈了话，还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就值夜班吧，老何。你值夜班我吃得饱，也睡得着。拜托你守住厂门，就像卡恩守住德国的大门一样。厂长还很年轻，高大、结实，声如洪钟，大热天也穿西装、系领带，而且是出了名的足球迷。可怜我的爸爸，他根本不知道卡恩是谁，他从前只知道守仓库，现在只知道守厂门。厂长的话，把他的脸都涨红了。他站起来，立正，哆哆嗦嗦敬了一个军礼，他说，请首长放心吧。

厂长笑笑，再拍拍我的爸爸的肩膀，说，稍息，请稍息吧。

当天晚上，爸爸在厂门口堵住一个扛着砂轮出去的工人。他说，把东西放回去。那工人是个络腮胡子，光着上身，在路灯下，胸脯上的汗珠就跟猪油一样闪闪发光。父亲边说边拿警棍指着他肩膀上的砂轮，很温和地补充道，放回去你就没事了。

络腮胡子闷声闷气，我可以把砂轮放回去，我女儿的学杂费你来给我出？

爸爸说，我没有钱给你出，我女儿也要交学杂费。

络腮胡子说，那你就让开，当心砸了你的脚背啊。

但是爸爸不让，还拿警棍有节奏地敲着他肩上的砂轮。砂轮当当地响着，比他们说话的声音好听多了。而且是在又湿又热的晚上，立刻就有许多闲人围了过来，都是厂里的工人和家属，都在脸上挂了笑，要看怎么个收场。

络腮胡子就侧着身子撞了爸爸一下，他那么魁梧，又带着砂轮的重量，爸爸哪里经得起，他摇摇晃晃一阵，总算没有摔倒。他把警棍横起来，在络腮胡子的胸脯上戳了一戳。络腮胡子的胸脯上长着一片卷曲的毛，被黑油油的汗水浸泡着，像野猪鬃一样可怕。警棍在上面一戳就滑了开去，好象一个没有站稳的小脚老太太，围观的人群哈哈笑起来。络腮胡子很不高兴，就把砂轮小心翼翼地搁在地上，他说，妈的×，你多管闲事！他虎地一拳打在我爸爸的肚子上。我爸爸捂住肚子，很艰难地跪了下去。他说，妈的×，厂长不管要你管！又提起脚来，蹬在我爸爸的头发斑白的头顶上，我爸爸就慢慢地仰天倒下了。

人群嗡嗡地闹起来，一个老婆婆刚刚还在露着牙梗笑呢，这一会儿气得脸都发青了，她冲进来一把抓住络腮胡子的手臂，说，没有王法了！你来打我嘛！你来打我嘛！络腮胡子一甩手，老婆婆的手就被甩脱了。她又叫，打电话，给110打电话！不要让他跑脱了！

那络腮胡子也不跑，长长地唉了一声，在树影里蹲下来，点燃一根烟，闷头闷脑抽起来。

爸爸爬起来，一头的灰，一头的泥，他说，不要报警，不要报警。让他走吧，他再不会做这种事了，对吧？

络腮胡子拿拇指把烟头摁熄，直起身来就走了。围观者一片寂静，没一个人吭声。

爸爸给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非常的平静。他抽着烟，坐在屋子中央那把苍老的藤椅上，让风扇呜呜地吹着他。我一直都弄不懂，这把藤椅为什么总是放在中央呢？而爸爸只有在家里才抽烟，一支接着一支地抽。我说，爸爸，这是部队上的习惯吗？爸爸笑了笑，说，是我的习惯。

我又问他，那个络腮胡子怎么处理呢？爸爸说，处理什么呢？谁去处理呢？不会有什么处理的。

我忽然觉得，爸爸很伟大。他什么事情不知道？厂长听说爸爸护厂受伤后，打了手机来慰问，是我接的电话。隔着话筒，我都能嗅到刺鼻的酒精味。我说，他没什么，他喝酒去了，喝完酒去唱歌，唱完歌还要泡桑拿。谢谢你总是想着他。我就把电话挂了。父亲就坐在苍老的藤椅上抽烟，一言不发。

我们已经很长时间不去谈到妈妈了。因为我们一谈到妈妈，就会觉得她更加遥远。她开始给家里汇款，一般是一个月，可有时候是半个月，还有一段时间是三天两头。她不打电话了，也不写信了，汇款的节奏就好象她的心情一样，一阵平静，一阵折腾。汇款单从来没有去支取过，爸爸把它们放在一只铝制的饭盒里，搁在枕头边。我也从不问有多少钱，问过一次，爸爸说，你要花钱就自己去取，不要让我看见。

噢，你说，我还能再问什么呢？

那天晚上，我把包京生和阿利的事情讲给爸爸听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他讲，大概是我们在一起总得讲点什么吧。他讲了他挨打的事情，而我似乎就在回报他一样。我讲着讲着，就看见爸爸把头吊在胸前，跟睡着了一样，只有风扇还在呜呜地吹。我犹豫了一下，是不是还要讲下去，爸爸却唔了一声，说，讲啊。我就接着讲，讲完了，我说，爸爸，包京生会没事吧？这一问，连我都觉得莫名其妙。我问爸爸，爸爸知道什么呢？

爸爸抬起眼皮，手指里夹的香烟都全烧成灰了，扭成了一条弯曲的灰虫，细细的烟灰在慢慢地飘落。他看看烟灰，并不弹掉它。爸爸说了一句粗话，这是部队里经常说的口头禅，所以也就不算是粗话了。他说，该死×朝天！

我觉得爸爸真的很伟大。

*第十一部分

阿利其实已经不是阿利了，因为他身上穿的不再是Lee了，是我们根本不认识的牌子，他看起来好象更加随便，却反而让我们觉得生疏了。他衣服上的洋码就连宋小豆也不懂，有一回她虚了眼，凝视着那些字码，动了动嘴唇，试图要把它们读出来，却一直都没有能成功。她很难得地笑了一下，她说，不是英国货，也不是美国货。阿利，你更阔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