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男女之间，即便是做了夫妻，有很多时候，也还是如歌中唱的那样：“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或许正因为做了夫妻，离得太近，失去了旁观的距离和心态，才变得不懂彼此的心了。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也。

　　当杨红在那里愁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周宁一点也没觉察。周宁是那种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人，对那本《家庭生活大全》早就失去了兴趣，再也没摸一下，像他的那些课本一样，只有在临考前几天，他才会想起它们的存在。考试一过，也不问考得如何，就把课本扔了，有时要补考还得去问人借书。杨红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用过的书都留在那里，怕有朝一日会用得上。考完试，也有很长时间还在那里回想那些考题，看哪题做对了，哪题做错了。发现有一题做错，就悔之莫及，常常在梦里都在更正那道题的答案。

　　周宁那时也有他自己的愁，因为他曾对杨红许过一个大诺，说：“蜜月，蜜月，就是要蜜一整个月嘛。我要连续做一个月，天天做，不间断。”周宁有了这个诺言的约束，就一门心思放在如何部署兵马粮草，以求绝不食言上。做一次，就舒口气：离成功又近了一步。

　　周宁选一个月这个数字，一是因为“蜜月”这个词的启示，二是因为在家乡时经常听那些新婚的男人说起连做一个月的英雄业绩。在周宁看来，这是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因为他才二十二、三，而杨红现在又不再是阻力，做三十天只是举手只劳(当然在周宁心里是把这个“手”换做一个别的字的)。但他没想到这种事讲究的是“冲动”二字，而冲动是不经安排的。只听说过“一时冲动”，没听说过“计划冲动”。

　　所以周宁就把自己弄到一个尴尬的境地。因为是计划行事，便成了一个任务。而任何事情一旦变成任务，即使不使人兴味索然，也难免让兴趣一落千丈。周宁就发现有时对这个任务有了一点偷工减料的想法，就像他对待所有的作业和实验一样。有时又因为在外面下棋打牌搞得太晚，回来后倒头就睡，难免误个一天。

　　不过周宁绝不会觉得是自己能力不如人，他的理论是，如果我都做不到三十天，那别人也做不到，只能是在那里瞎吹。周宁这样想，就少许多烦恼。用心理医生的话来说，就是他的心理比较健康，而杨红那种就不太健康，因为她一旦发现自己与众不同，她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不对头，无法开解，活得太沉重。

　　周宁只担心杨红会记得他说的话，天天来检查他有没有食言。象杨红这样办事认真的人，肯定会发现他漏了一两天，如果问他一句“昨天你怎么没做”，那他真的要无地自容了。他见杨红也不来检查他有没有实现诺言，觉得杨红也很体贴，至少是粗心得可爱。

　　如果杨红知道周宁的想法，或者周宁知道杨红的想法，一定会觉得这是典型的同床异梦。其实造“同床异梦”这个词的人大概只是想说明一个事实，并没有想到后人会把它用作贬义词。夫妻虽然同睡一床，但既是两个不同的人，生着两个脑袋，做的梦当然是不同的。如果夫妻两个每晚做同样的梦，那才真叫撞鬼了。

　　既然夫妻两都有自己的心思，而对方又都不在意，两人就都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家里除了用过的课本，没别的书，杨红就对《家庭生活大全》上的其它部分感起兴趣来。《家庭生活大全》号称“大”而“全”，也当得起这个书名，有关家庭的方方面面，都有涉及。杨红想，老年保健现在还用不上，生儿育女也还早，种花养草又没有地方，还是从毛衣编织和饮食起居做起，先学做饭和织毛衣。

　　正好周宁那件毛衣，历史实在太悠久了。听周宁说还是若干年前，他妈妈卖了一头猪，在一个某地买了毛线，请一个谁们织的。那个谁们也太黑心，克扣了大半毛线，只给他织了件当时就只算贴身的毛衣。每次听老妈痛骂那个黑心的谁们，周宁就息事宁人地说：“算了算了，以后不用卖猪买毛线了，直接把那张猪皮给我穿就行了，还可以省下猪肉自己吃。”

　　(18)

　　上高中的时候，周宁的那件毛衣就已经很贴身了，等到上了大学，就变得更贴身了。这里说“更贴身”，只是说太小太紧了，因为有些形容词是没有比较级的，不能在前面加“更”字。很多男人都知道这个道理，绝不会对一个女人说“我爱她，但我更爱你”，因为你这样说，她一定认为你撒了谎，两人当中你只能爱一个。而且能加“更”的词就能加“最”，你说你“更”爱我，就是说你还是不爱我，因为你还有一个“最”爱的她。

　　且说周宁那件毛衣，既短且小不说，肚子上那一块，因周宁惯於将毛衣扎在裤子里保暖，已经磨出一个大洞，周宁也不在乎。所谓不在乎，常常是因为在乎也没有用，只好装做不在乎，也添一分酷。周宁家境不太好，他就一直让那毛衣破在那里，整个秋冬都是那件毛衣加一件军大衣。在学校同人打羽毛球时，常常脱了军大衣，只穿那件破毛衣，在那里打得热火朝天。远远望去，只说是胸前印着一个“0”号，虽然印得低了一些，但大家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周宁那件毛衣就经常活跃在各种场合。学校里一应活动，只要是与读书学习无关的，周宁都喜欢凑个热闹。有一回，听人说大家都去省政府请愿去了，周宁也不问请什么愿，就跟着去了。他腿长，一下就走到最前头。大家见他身穿军大衣，人又高大，面部表情又迫切，只说是个领头，也没人问他的来龙去脉。走到省政府，说可以让十个代表进去，周宁被人当作为代表，一下子推了进去。在里面一间接待室里坐了一、二十分钟，周宁正想出去抽根烟，就有一位干部模样的人来到接待室，说你们派一个人进来见省长吧。大家就推周宁去，周宁正想问其它人到底为什么请愿，就听那干部说，“快点，快点，省长很忙呢。”周宁只好糊里糊涂地跟那干部进了省长的办公室。

　　周宁很迷糊，也很紧张，觉得浑身发热，就把军大衣脱了，坐在省长对面。省长说，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通过正当渠道报告我们，不用这么兴师动众嘛。周宁说，这不也是正当渠道吗？省长似乎很欣赏他的顶撞，问他，那你把你们的要求告诉我吧。周宁这才想起自己到现在还不知道这次请愿的目的，只好支吾着说：我们要求改善学校伙食，减少作业考试。省长说，那没问题，我会请人办的。临走，省长又说：同学，你叫什么名字？我们可以考虑给你一些补助。

　　周宁出来，立即被人当作英雄抬在肩上，到最后都不知道那次请愿的目的，也没有拿到那笔补助。

　　所以周宁仍穿那件破毛衣。

　　周宁爱去学校舞会，属於“瘾大水平低”一族，而杨红则属於“会跳不爱跳”一类，因为她学跳舞如做学问，自然学得标准，但她又忙於读书，也没有多少时间去跳舞，都是周宁一个人跑去。冬天周宁就穿着军大衣去舞会，到了舞场，先脱了大衣，找个角落一丢，就穿那件破毛衣，上前请女生跳舞。周宁邀人跳舞很少被拒绝，大概是因为别人都说他长得象周华健。

　　周宁不觉得别人这样说是一种抬举，反而觉得自己有点亏，因为他觉得周华健脸部中央有些凹陷，象被人坐了一屁股一样，要说自己象周华健，也应该是改良版周华健。被周宁邀去跳舞的女生，如果不相信世界上还有这么穷的人，就以为周宁别居一格，不修边幅；相信他是真穷的人，就对他生出一腔怜悯之情。众所周知，女人的怜悯是很容易上升为爱情的，所以杨红还曾有过几个潜在的情敌，全是因为那件破毛衣。

　　周宁同一个新舞伴跳舞时，都是一上去就说对方舞跳得不错，就是乐感差一点。这样一说，那女生就有点羞愧，但还没有到恼羞成怒的地步，毕竟周宁说她舞跳得不错嘛。那女生就努力追踪音乐，想抓住乐感这种虚无飘渺的东西，多半就没有精力发现周宁跳舞的差错了，正好中了他的圈套。有的女生怕人看见他衣服上这个大洞，跟他跳舞时，就想遮起来，只好同他贴得近一些，让周宁得着些意外之财(色？)。所以周宁的毛衣，在他们学校里，颇有名气。

　　那时杨红就想为他织件毛衣，但鉴于学习紧张，一直未能如愿。现在有了时间，又有《家庭生活大全》作指导，杨红就兴致勃勃地去买了一些毛线，又将周宁的破毛衣拆了，洗了，加了新线，照着书上的指示，一针一针编织起来。织了一截，效果还不错，就想，原来这些事也并不难，以前看寝室里一位大姐织个围巾，还把别人佩服得一塌糊涂，其实自己也会做的，不比读书难。杨红就一路织下去，第一次就成功了，因为是严格按照书上说的比例去起针的，一米七五的周宁一穿，恰恰合身。织出了信心，也织出了兴趣，杨红就又买了毛钱，给周宁和自己织毛裤。织到后来，隔壁的王大姐都要来向杨红请教了。

　　(19)

　　虽然H大青年教工食堂暑假里也还开着门，但如同任何一个大学食堂一样，办堂宗旨都是为学生说俏皮话提供素材的，色香味不在他们的议事日程之上。杨红和周宁在H大食堂吃了四年，早已吃得不耐烦了，杨红就照着《家庭生活大全》，做起菜来。她虽然也象所有的书呆子一样，对书中所说的“盐少许”之类的含糊不清很不满意，但她是做实验出身的，知道实践可以出真知的，只要循序渐进地加大投放量，慢慢会摸出道道来。所以杨红就常常是先放一点盐，炒两勺子，就尝一尝。不够咸，再放一点盐，再炒再尝。如果不慎放了太多盐，她也悟出该如何补救，无非是加些糖，加些醋，把椒盐搞成糖醋就是了。

　　后来连周宁也摸出了她的规律，见她放糖就问：“盐又放多了？”

　　杨红只笑而不答。吃饭的时候，杨红常常是笑眯眯地坐在那里，看周宁津津有味地吃。周宁起初还问她，你怎么不吃，后来知道她做饭时一路尝味，已基本上尝饱了，也不再询问，只管风卷残云般把饭菜打扫干净，知道这是对杨红最大的奖赏和鼓励。

　　周宁是个好客的人，又爱喝酒，但杨红不会喝。酒桌上没有人陪着喝，就象谈恋爱没有对象一样，虽然可以暗恋，可以自恋，但都不过瘾。所以周宁很快就开始物色酒友。

　　那时他们住的是一幢有内走廊的青年教师宿舍，走廊两边是一些十平米的房间，走廊有两米多宽，算是厨房，两边沿墙跟都摆着煤气灶。一到做饭的时候，家家都在门前炒菜，一时锅盆齐鸣，蔚为壮观。

　　杨红从小就听父母说“吃得亏，拢得堆”，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不怕吃亏，就能交到朋友，所以杨红一向是不怕吃亏的。以前住学生寝室，都是别人不要的床位她要，别人不扫的地她扫，别人不到的垃圾她到，所以跟人处得很好，自己也未见有多大损失。

　　现在住在青年教师宿舍里，做了菜，少不了请隔壁左右的品尝。同楼还住着几个未婚教师，也懒得自己开火，杨红就经常叫他们过来吃饭，一来陪周宁喝酒，二来也让他们打打牙祭。慢慢的，杨红做的菜在那栋楼就很有名气了。有时哪家请客，竟会提几斤排骨来，撂在杨红家，说一句：“做红烧排骨，今天下午请客要的”，就行了。杨红就洗净了，烧好了，放在那里，贴个条子，免得待会有人来拿时搞错了哪盘是哪家的。

　　杨红对周宁，起初也是执行着“吃得亏，拢得堆”的政策。不仅做饭，连洗碗也包了。周宁有个坏习惯，每次吃完饭，就要上厕所，小时总是被他妈骂是“直肠子”，所以杨红想都没多想，吃完饭就把用过的锅盆碗盏什么的拿到走廊尽头的公用水房洗了。等周宁从厕所归来，杨红早已把一切收拾停当了。

　　杨红没想到政策都有个执行范围，超出了范围就会适得其反，就象汉族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如果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就会引起强烈抵抗一样。

　　很快就有人打趣周宁：“嗨，你夫人出得厅堂，进得厨房，怎么会看上你的呀？”

　　周宁听了很得意：“肯定是我有什么闪光之处，她看得见，你们看不见罗。”

　　还有人见杨红在那里忙活，而周宁在外与人下棋打牌，就笑杨红：“嗨，田螺姑娘啊，你家那个耕田的什么时候回来吃饭？”

　　对面的毛姐就说得直一些：“杨红啊，怎么总是你在做饭洗碗呢？我跟老丁都是一个做饭，一个洗碗。做饭的不洗碗，洗碗的不做饭，公平合理，天公地道。”

　　杨红突然被人问到这个问题，答不上来，就说：“周宁他不会做饭。”这也是实情。

　　毛姐就一针见血地说：“说不会是假的，他要想学，还会学不会？你不也是刚学的吗？”

　　毛姐的丈夫老丁就在旁边添油加醋：“就是，就是，做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做不做是态度问题。”

　　毛姐纠正说：“水平是可以提高的嘛，如果他真的爱你，心疼你，他什么样的事都学得会。"

　　杨红听了这些话，就愣在那里，突然想起好像别人的丈夫都做饭的，最少也洗碗洗衣服什么的，只有她家，总是她一个人在那里忙活。她觉得毛姐的话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这不单单是一个做饭洗碗的问题，这个问题要从一个更高的层面来看，这能看出周宁疼不疼她，爱不爱她。谈恋爱的时候，都是周宁为她去食堂打饭、打水，用自行车驮着她去外面玩。现在刚结婚，怎么就变得什么也不干了呢？难道爱情这么快就消逝了？

　　(20)

　　杨红跟周宁商量：“每天都是我做饭，别人都在议论，今天下午你做饭吧。”

　　周宁也知道有人在那里议论，但没想到杨红这么快就觉悟了，心里不快，忽然很理解为什么资本家恨那些搞工运的人：工人在那里心甘情愿地受剥削，就是你们这些人，七挑八挑，搞得工人提条件，闹罢工。但周宁怕杨红生气，就一口应承下来。杨红也舒了口气，心想他还是很心疼我的，也就是说还是很爱我的，可能前一段时间我抢着做饭，把他表达爱心的机会褫夺了。

　　结果到了晚上快六点了，周宁还在看电视，好像已把做饭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经杨红提醒，周宁才猛一拍脑门，说：“呀，差点忘了！”转身就冲到走廊上去做饭。不过，很快又冲回来，问杨红怎样开煤气灶。过了一会，又问锅在哪里，面在哪里，盐在哪里，等等等等。杨红按捺着，一一告诉他，周宁好不容易把锅座上，把面放进去，过一会又因为看电视看忘记了，听到对面毛姐在叫：“杨红，锅里沸出来了！”杨红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条件反射地跳起来，跑出去把残局收拾了。

　　后来还叫周宁做过几次饭，次次都有新问题，搞得比杨红自己做饭还麻烦，说他吧，他只说从小到大，从来没做过饭。如果杨红不想做饭，两个人就还是回去吃食堂。

　　杨红只好改让周宁洗碗。虽然洗碗的技术含金量低一些，但周宁一样可以把它做得别开生面。一般是把吃过的碗放在那里，久久不去洗，弄得苍蝇蚊子都寻来了。去洗呢，也本着“执行政策不走样”的精神，你叫洗碗就洗碗，其它问题都不管，就只拎着两只碗悠哉游哉地走去水房，用过的锅盆什么的一概不问。

　　周宁如果能把两只碗原封不动地拿回就算不错了，多数时候是遇到了棋友、牌友、酒友、邻居，就算没遇到他也可以现场交一个，就从水房一路侃到走廊，又从走廊侃到别的楼层，再就不知侃到何处去了。大多数时间都是到了下一顿做饭时，杨红才发现锅盆上粘着的饭菜都干枯在那里了，而两只碗则不知去向。她只好把锅盆拿到水房去，自己洗净，顺便把周宁忘在那里的碗也带回来。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很多次，每次杨红都是等到周宁回到家，才关了门，小声说他几句，生怕外人听见，说它们蜜月里就在吵架，传出去难听。周宁也总是抱歉，说“唉呀，怎么就把碗忘在水房了呢？都是老王，扯着我讲啊讲，也不知道他哪来那么多话—”。

　　有一次，周宁照例拎着两只碗去水房，杨红对他说：“你洗碗就真的只洗碗啊？你把锅盆什么的也带去洗一下不行吗？”

　　周宁见走廊上有人，就把胆一壮，说：“我们家乡从来没有男人洗碗的，男做女工，凶也不凶，男人做女人的活是没出息的。男人做饭洗碗，那他们娶老婆干什么？”

　　杨红听了，气得说不出话来，又不敢在走廊上同他吵，只好瞪着周宁，脸色发白。周宁一看势头不对，赶紧跑去水房，不回来听杨红的下文了。

　　杨红在家里生了一个下午的气，哭得昏头转向，心想，什么年月了，还把女人当奴隶，娶我就是为了有个做饭洗碗的人？还以为娶我是因为爱我呢，搞半天他压根就没有爱过我。

　　到了晚上，周宁才从不知从哪个朋友那里回来，见锅里没有给他留饭，也不敢多问，径直爬上床来，扳过杨红的脸，见她满面泪痕，两眼红肿，就问：“好好的，哭什么呢？”

　　杨红见他一脸清白，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哭得更厉害了。

　　周宁只说她是为洗碗的事生气，不知道问题已经上升到“爱不爱”的高度，又听人说“女人是要哄的”，就琢磨着怎样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他又不愿认错，怕认开了头以后没有完，就神龙见头不见尾地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弱点嘛，有些是与生俱来的，有些是长期形成的，改掉都是很困难的。”

　　周宁原意只想避免说“我有弱点”，所以牵出“每个人”这只替罪羊。但在杨红听来，却是别有所指，是在点她的心病，说她有与生俱来的弱点，一时竟有点哑口无言。

　　周宁见她不做声，以为自己胡绉的几句话起到了格言般的作用，遂决定以后就以周氏格言做求和的工具，一句就够杨红想的了，自己也不失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