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鄂尔多斯的一个公园门口，我们打算卖唱，碰到了来赶我们的管理员。我火气上来，莫名其妙跟他吵了起来：“凭什么不能唱歌？”“有规定吗？拿我看看！”“公园是大家的！”围观群众就起哄，大喊：“好好好！”

后来有人带我们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在市政府对面中心广场的斜角，人多车也多。好多人围了过来，有人停下摩托看，还有人停下车看。一开始把人行道堵了，后来把机动车道也堵了，场面一度混乱。唱到9点多城管来了，我们准备撤。边上摆摊的小贩看到城管赶紧收拾东西，顺手放到我们车里，我们帮他盖上布打掩护。那天我们赚了不少钱，心情不错。晚上在小馆子吃完饭，我们把钱都摊到桌上，一张张点。

麦子哥突然说，“饭来张口”不应该这样，赶路、唱别人的歌，再赶路。

他说我们应该找个地方住下来，安静下来写歌，搞创作。他刚来我们就连着赶了几天难走的路，这几天他都特别没精神，估计觉得现实跟想象中的不一样。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就拿话岔他。他说该停下，我就说上路；他说该原创，我就说翻唱。话赶话吵了起来，麦子哥气跑了。

我们的车停在饭馆门口，麦子哥直接到车那儿收拾东西。我追出去，问他是不是要走，还攥着他的包劝他别走。他半天都没理我，最后说了句：“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得回去找工作。”

我觉得留不住他了，就说，走之前拥抱一下吧。麦子哥就跟没听到似的，背上包走了。那时他家里刚出事，无依无靠的，可能也觉得不能靠搞乐队活下去了。

那天晚上麦子哥没跟我们住在一块儿。第二天一早，他就上火车回家了。

旅程从此少了一个人。我们挺郁闷的，但也只能继续走下去。鄂尔多斯真是个无聊的城市，满大街都是高楼大厦和名牌跑车，扫大街的大妈说她一个月能挣4000块，不知道是不是吹牛。

傍晚，我们去市里另一个区转了转。发现了一个很大的下沉式公园。这是个卖唱的好地方。我们选定了这里就吃饭去了。再回来一看，那儿已经被残疾人歌手占了。汪浩不甘愿，拿着手鼓凑上去问正在接线的人需不需要敲鼓的。对方没理他，他就把板凳一搁坐了下来，自己敲起来。敲了一会儿还是没有任何人理他，只有残疾歌手看着他，一言不发。汪浩又敲了一阵，觉得不对劲，就拿着手鼓灰溜溜地撤回来了，他对我们说，以后他再这样犯傻逼一定要拦着点。

五

魏大哥在杭锦旗卖煎饼。

杭锦旗是个很土的县，在库布齐沙漠里，往东100公里往西100公里都荒无人烟。县城里连路边摊都很少，煎饼算是新奇事物了。魏大哥几乎是这里唯一卖煎饼的，他每天起大早备原料，和面糊，一天下来能挣300多块。

魏大哥十几岁就去了新疆，是个搞电焊的管道工，挣得挺多。但他总觉得不自由，就自己去学了摊煎饼，辞职来到杭锦旗摆摊。我们卖唱时认识了他。

魏大哥的家是个只有10平米左右的小屋子。他向我们介绍他女朋友，那姑娘才19岁，笑得特别开心。他俩是网恋在一块儿的，女朋友家嫌魏大哥穷，不同意，姑娘于是借口打工从家里逃出来，和魏大哥私奔了，俩人过着自给自足的小日子。

魏大哥说他有个牧民朋友叫巴特尔，在沙漠里放羊，推荐我们去找他玩。

巴特尔家在戈壁上，有3000亩草场。他老婆跑了，他和老母亲相依为命。巴特尔每天没什么事做，他有把吉他，只会几个和弦，却可以用这几个和弦唱所有歌。他经常玩手机游戏“吹裙子”打发时间，他妈看到了就骂。

我和汪浩去边上的一片沙漠玩，天暗下来，我们迷路了。我俩绝望地想，估计得在沙漠里熬一夜了。这时我突然看到了车灯——巴特尔开车找我们来了。

但那天晚饭前，巴特尔突然很戒备，要看我们的身份证。

晚上，他把被子搬到院子里让我们睡下。夜里很冷，我醒过来睁眼一看，深色的夜空缀满了星星，美得不得了。

后来我们听说，这里的牧民们吃过很多亏。抢羊的匪徒曾经假扮游客住到牧民家里，半夜把主人控制了，里应外合用大卡车把羊全部拉走。

第二天我们特地回去找魏大哥道别。三轮开出去一段了，魏大哥又追上来给我们送西瓜。

隔天路上，我和汪浩喝了好多别人送的酒，三轮在空荡荡的国道上扭来扭去。小日啊有点紧张，我们就扭得更欢了，放声浪笑。远处居然出现一个人的背影，拄拐杖一瘸一拐地走着。当时我们酒就醒了，这么荒无人烟的地方，热气蒸腾的，居然有人。我们把车停下，问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个人口齿不清，说他从山东来，要去山西。我们告诉他走错了，这都到内蒙古了。他很坚持自己没走错，跟我们据理力争，“太阳从西边升起来，我往太阳升起的方向走一定会走到。”还拿出了一张陕西太白山旅游地图，说我们的地图是假的，他的才是真的。我们崩溃了。

这是个精神病患者吧，简直难以想象他已经走了多久。我们生怕他死在路上，就捎上他接着往前开。路上捡了个人我还挺高兴的，一路跟他聊天，随口瞎编一些歌唱给他听。他跟我们说话，我们就点头表示认同。其实他话都说不清楚，我基本没听懂他在说什么。

到了鄂托克旗，我们把他带到了派出所。民警了解了一下他的情况，他叫屈庆平。他背着一床棉被，兜里有半袋方便面，还带着一个扳手。他跟民警说，自己是从去年秋天开始走的。我们拍了拍他的肩跟他道别，又继续上路了。

后来我时常想起他，无数次跟各种朋友提起，搞得大家都很挂念他。有时候我会怀疑当初把他送到派出所到底对不对，是不是一手断送了他的流浪生涯。我们都觉得流浪汉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由的人。

好多人都梦想拥有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自由，但向往“在路上”的人比真正上路的人多得多。我们遇到许多人，得知我们在干吗后都表示欣赏，并且请我们吃饭。有个说川普的光头大叔听说了我们的事，一定要请酒。他是做水果收购批发生意的。酒过三巡，大叔提出让他刚高考完的儿子跟着我们走一遭，还立刻给儿子去了电话。可惜在电话里就被拒绝了。另外一个大叔煞有介事地说要把他身上带着的一个重要的东西送给我们——他的公交车驾驶工作证复印件。他非常羡慕我们，说他年轻时也想像我们这样，一路唱歌、流浪。

这样的话我们听太多次了，我一直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和话来回答这些感慨。

六

出沙漠那天天特别漂亮，洁白的云朵像葡萄一样一串一串的。车又坏在了路上，我们大吵一架，就地解散。

当时我们停下修车，让小日啊先往前骑。他骑出去好久，我们才发现修车工具在自行车车兜里，又把他喊回来。小日啊回来了，带着一股子怨气。汪浩也突然爆发，开始猛砸车子。三个人都没由来地火冒三丈。我们吵成一团，把啤酒罐用力摔在地上。

后来我没力气了，捡起一罐啤酒打开，说：“为了奥运，干杯吧，朋友！”喝了一大口。混乱停止了。汪浩背起鼓原路往回走去。小日啊也骑上车先走了。

我一个人被撂在原地，坐了好久。

只剩我一个人，车变得很轻。我把油门拧到底，开进了沙漠，一路狂飙。我数着路边的里程碑计时，估计时速达到了100多公里，这辆车从没开这么快过。跑一段我就得停下车，用水给发动机降温。还对着滚烫的发动机撒尿，散出一股骚味。

这条路似乎是已经废弃了的主干道，修得平整，但空荡荡的。车胎坏了，我下车补胎。天气太热了，我站的地方被汗水打湿了一圈。后来水也快没了。车胎磨烂没法再补，我不知道离下一个城镇还有多远，也管不了了。我往破车胎里垫了两块旧胎，就开着没气的三轮一路颠着往前猛跑。

开着开着，一只蜻蜓突然撞在我的风镜上。往前一看，前面出现一片绿色，回过头，后面是一片黄色，好像有条明显的分界——我走出沙漠，进了银川。

那天吵完架，小日啊骑车走了一段，搭上中巴到了银川。汪浩往回走，也搭上去银川的车，打算到那儿坐火车回家，但真到了气也消了。我们在银川重新会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七

银川真是个好地方。八车道的北京路简直是银川的长安街。这里吃得好，看起来人民也很幸福，连要饭的都有尊严。我们在福州街看到要饭的老头，一个个正襟危坐，干干净净的。

我们在中山公园后门卖唱，围观的人特别多，有好多漂亮姑娘。很多人听过我们常唱的苏阳之类的歌，还有人主动一展歌喉，特别热闹。后来城管找上来，居然客气地敬礼，还跟我们和边上的小贩说，一会儿领导来，等领导走了你们再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