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张劲松很想找吕应钟聊天。他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我们就等。很晚了，他回到宾馆，还与我们聊天。我们感到这个台湾人很亲和。我说：“我们是作为真正的科幻迷来找你的呀。”我就坐在他的床上。后来张劲松说，他今晚会换一张床睡的。

会上还见到了郑文光，坐着轮椅。还见到叶永烈，他坐在一个客房里，是张劲松的科幻老师。很多人围着他，我进去，他们向他介绍我，我和他握了一下手，他的手很软。

随后，载有中外代表的长长车队，由警车开道，奔赴卧龙自然保护区。许多衣衫褴褛的农民拥到公路边观看，露出面对外星人似的神色。他们不知道车中坐着中国仅存的幻想家。

我们这些两眼炯炯有神的外星生物，在卧龙自然保护区的灿烂星光下，点燃了象征亚欧美三大洲团结的“科幻篝火”。工资都快发不出来的《科幻世界》编辑，大声谈论着下一个超级文明到来的日期。

保护区弄出一头大熊猫，放在草地上，供我们近距离接触。大熊猫长得白白胖胖，科幻作家却大都很瘦，有的面色蜡黄，像大病初愈。

我跟一个日本作家聊天。他向我介绍安部公房的《樱花号方舟》，并用汉字写在纸上。后来才知道这是一部很了不起的作品。

也是后来才知道，这次会议在中国召开很不容易，它是《科幻世界》社长杨潇1989年上半年受WSF当届主席诺曼·斯宾雷德（NormanSpinrad）之邀，赴圣马力诺参加世界科幻大会时，凭借两本简明汉英、英汉词典，用结结巴巴的英文，争取来的。

这是中国面孔第一次出现在世界科幻大会上。听了杨潇的介绍，WSF对陌生的中国发生了感兴趣，决定把原定在波兰开的年会，挪到四川成都来开。

但没想到，杨潇刚回国，国内便有人写了一封诬告信上告，称《科幻世界》勾结境外不明组织要举办非法活动。

经过种种努力，包括由四川省科协领导带杨潇、谭楷进京申诉，才把此事摆平了。国家科委下达了同意在成都召开国际科幻大会的批文。

谁知，那年春夏之际发生了一场风波，受其影响，国际科幻协会表示1991年不来中国了，仍在波兰开会。

四川省急了，再次组团，由杨潇任团长，赴荷兰海牙参加1990年世界科幻大会，一定要夺回1991年世界科幻大会的主办权。

为节约经费，杨潇等三人从中国坐火车经俄罗斯去海牙。一路上，杨潇晕火车，吐得一塌糊涂。

WSF各国代表惊讶地看到杨潇一行坐了八天八夜火车，双腿肿胀来到海牙会场，以为是外星人来了呢。这种极其科幻的场面感动了评委，大家表决这届年会仍在成都召开。

年会上，杨潇对前来采访大会的《中国日报》记者杨毅谈起办刊感受：“我刊已创办十二年。遇到了财源和稿源枯竭两大难题。我们千方百计寻找出路，成立了图书发行组，人人当搬运工，打包工，硬是靠汗水补贴了每年数万元的亏损，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还组织了五次笔会，三次银河奖征文，丰富了稿源，扩大了队伍。80年代是我们求生存的十年，90年代将是我们求发展的十年。随着我国科技的进步，科幻小说必将繁荣，鲁迅先生的遗愿必将实现。”

我感到，会议给中国科幻打了一剂强心针。从那以后，中国科幻重新走上了轨道。

三

1997年，我再次来到成都，情况已经大不同了。

这一年，《科幻世界》举办国际科幻大会，先是在北京开，除了科幻作家，还请来了多名俄罗斯和美国宇航员。

北京会议结束后，又移师成都，在月亮湾度假村继续举行夏令营。俄罗斯宇航员列昂诺夫和别列佐沃依与中国演员同台歌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美国宇航员香浓·露西德（ShannonLucid）热情回答科幻迷的提问。美国科幻作家大卫·赫尔（DavidHill）为夏令营营员签名留念。

几千名青少年来了，包括许多很小的孩子，由父母带着。宇航员连续几小时为科幻迷位签字，长长的队伍让人震惊。我在旁边看着，目瞪口呆，就像看见虔诚的教徒接受洗礼一样。

实际上，1992年，也就是卧龙会议后的第二年，《科幻世界》还没有马上复苏。这年第六期，一共48页，但有31页用来刊日本人画的科幻卡通。几篇科幻小说给人的印象不深。

谭楷回忆说，他当时到北京，请杨鹏等科幻作者吃饭，在席上，他甚至担心付不起饭钱。

但是，到了1993年，有了新气象。杂志由双月刊改为月刊，并进行改版。定价调为1.5元人民币。

改版后，杂志确立了新的战略，即向中学生倾斜。此举大获成功。

科幻作家、科普出版社原社长金涛称改版是中国科幻界的一件大事，因为《科幻世界》创刊伊始，“几度易名，几度起落，决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集中反映了中国科幻小说走过的风风雨雨的艰难旅程”。他希望改版将结束中国科幻作品“实在太少太少”的局面，培养一大批具有新世纪眼光的科幻作家。

像是印证他的话，1993年，大器晚成的王晋康登上舞台。发表在《科幻世界》上的《亚当回归》成为当年的压轴之作。随后一段时期，几乎每期都有他的作品。王晋康后来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科幻作家之一。

之后，《科幻世界》坚持校园科幻的评选，搞名著欣赏，刊登科幻美术和连环画，吸引了大批中学生。编辑部还推出了《林聪讲科幻》的连载，指导青少年如何写科幻。

金涛谈到，90年代中国科幻的复苏，与政治气候的变化有很大关系。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市场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国家也更加开放。这都为科幻发展提供了温床。

1995年应被视为中国科幻的又一个重要年头。

年初，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重点抓好长篇小说、电影电视和儿童文学创作。这被称作繁荣文艺“三大件”的指示，被文艺界认为“抓住了当前文艺工作的主要矛盾，指出了繁荣文学的根本方向”。

为了落实这个指示，1995年3月15日，由中国少儿出版社出面，邀请中宣部、文化部、团中央、新闻出版署、中国作协等部门的领导与在京部分著名作家、评论家共同探讨儿童文学的发展道路问题。

会议认为，中国有四亿少年儿童，儿童文学在培养和教育下一代、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

在中国，科幻一直被认为是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因此再度受到重视。

科幻作家也应邀参加了这个会议。吴岩在会上介绍了近年来国内外科幻文学的发展和中国唯一的科幻杂志《科幻世界》的情况，并呼吁全社会对科幻文学予以关注和支持。

就在这一年，科幻圈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新生代隆重登场。这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以后出生的人。他们的价值观和写作方式与老一辈有较大不同。

1995年4月8日，吕应钟设立的科幻文艺奖在成都颁发。获奖者有王晋康、何宏伟（何夕）、星河等人[1]。

获特等奖的王晋康在发言中说：“十几年风雨，中国科幻已经不是那株几乎夭折的小苗了。我相信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沃土上，它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与西方科幻大国并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谭楷说，这次获奖者大多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是90年代崛起的“新生代”，他们像一群报春的燕子预告中国科幻的又一个春天来临。

颁奖会后的研讨会上，大家认为，科幻的题材如外星人、机器人、时间隧道等已形成一种“模式”。中国科幻要出新，一方面需要从最新的科技成果中获得养料，另一方面要从现实生活的“碰撞”中获得灵感，还要注意借鉴中外科幻和文学名著。

即将成为中国科幻巨星的刘慈欣，这时已经在大胆实践这些想法了。他的一些最牛的作品，都是在八九十年代写成的，其中一些作品，当时已远远超出了同辈人的水平。[2]

1996年12月26日，《科幻世界》编辑部给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发传真，汇报杂志的发展情况。宋健当即对其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并指示社会发展科技司复函转达他的衷心祝贺。

仅过一周，社会发展科技司即发来复函，其中说，杂志社一直致力于振兴祖国的科幻事业，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

1997年国际科幻大会后，编辑们对杂志的市场前景有了更大自信。《科幻世界》设立的银河奖一直是对中国原创科幻实绩检阅的最高奖。1998年，它从专家投票改为读者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