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记得是哪一年了，似乎我还小，我在外婆家过暑假。有一天家里只有我和外婆两个人在。我们俩睡在一张床上，不是外公外婆那间没有窗户的房间，而是后盖的一间有窗户的房间。

那天晚上，月亮特别的亮，我从窗口能看到外面明亮的月光。我伸出手放到眼前，却是一团漆黑。我忽然害怕起来。外婆在身旁熟睡着。我却怎么也睡不着，开始胡思乱想起来。坟头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想到，还在外婆家住的时候，有一次跟随大人出殡。不知是谁死了，或许是有亲戚关系的。入棺前，小孩子要依次先钻一下墓穴。我害怕极了，怕钻进去后他们就把门给堵上了……

我对死亡的恐惧在那个晚上达到了一个极点。我没缘由地害怕起外婆的死亡，虽然那时的她还身强体壮。

我的脑海里还留存着另外一幅定格的画面。那是太婆——外婆的母亲去世前，在外婆家小住了几天。有一天外婆领着我站在太婆的床前——我对太婆的长相完全没有印象，或许我不敢看，不敢面对死亡；我只是怯怯地站在那，紧紧地拽着外婆的手，贴着她的身子。我以为太婆躺在那里走了，但没有。母亲后来纠正我的记忆说，太婆是回到她自己的家里走的。

决定陪外婆睡的那晚，我想起了多年前那个让我恐惧到几乎窒息的乡村夜晚，窗外月光如水，屋里却伸手不见五指。城市里的月光没有那么明亮，屋里路灯和各种人造灯光映出家具的轮廓。外婆已经干缩的身躯躺在我的身旁，不复当年释放着阳气的温热的身体。不出意外，本来睡眠质量就不好的我几乎一夜未眠，外婆虽然没有跟我问话，但她时不时地起身摸一下我的脚，好像怕我失信跑掉似的。偶尔她也会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不知梦里是怎样的一个情境。

我一直担心外婆说胡话或做噩梦，所幸没有。我对死亡的恐惧——像那个夜晚一样的恐惧，以后都没有再现。或许是生命本身的变化。或许是和过去世界的隔绝。外婆的一生，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农家妇女的一生。我甚至不曾和她好好聊聊她的过去。我们的生活和世界已经离得很远，远到几乎没有共同的语言，却又以回忆的方式联系在一起——那是我和那个几近消失的故乡的联系，也是我和我的过去的联系。

县城人生

文_王琛

一

每次回到县城，我都能见到大勇。今年的第一次照面是在除夕前，我去亲戚家串门回来，见他站在巷子口，双手叉腰。这是他的习惯动作，他身形胖了许多，但站立的姿势照旧，身子挺得直，如果不是两手叉腰，像个摆出“稍息”姿势的军队士兵。

大勇属虎，大我两岁，我们是前后院的邻居，相隔一条巷子，记事起就是玩伴，从上学前捉青蛙，直到高中里踢足球。

在巷子里，我们的对话和这几年每次见面时一样，互相笑着，他总问我几时回来的，我回答刚回来几天。他开口笑着，说到周遭一切都不置可否，言辞里传递着“不好不坏，本该这样”的意味。他说话时，最喜欢做的动作是耸一下双肩，同时摊开了双手。这个肢体语言显然不属于我们这儿，应该是从电视上学到的，他很早就会，我看了总不习惯，好像太洋气了一些。

我们的谈话总是轻描淡写，好像回避着很大的秘密。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大勇的QQ头像换成了一个奇怪的艳妆女郎，原本真实的资料也改了，全部牛头不对马嘴。我曾以为他的号码被盗，但这个号码却又跟我留过言。他的微信号也如此，填的性别是女，资料也是错的。有一次，大勇给我打过电话，我拨回去，语音提示却是空号。他后来解释说，那不是空号，是他专门的设置。他好像很怕人找到他。

我不好问他，只能猜测他仍然在躲债——大勇的名字出现在本地论坛的网帖里，发帖人公布了他的真实信息，指责他诈骗，并表示不会善罢甘休。

“外面的账都清了吗？”我问他。

“差不多了。”他很快回答，说完沉默一下，开口说起了别的话题。我见他不想说，也不再问。

二

十多年前，在中学里，我和大勇共同的爱好是踢足球。2002年中国男足撞了狗屎运踢进世界杯，球市一片火热。和其他做梦的年轻人一样，我们以为自己踢得再进步一些，也有希望成为职业球员。

在父母看来，踢球是浪费时间影响学业的事情。我们尽力反抗。有时候我们约好了时间，然后各自溜出去，到了学校才汇合。如果我们一起出门，一定被父母拦下，知道是去踢球。有段时间父母不再买足球鞋给我，大勇就借我穿，他的鞋大一码，我只好勒紧鞋带。

大勇身体壮，跑得也快，踢球力气大，技术也细腻，再加上作风顽强从不服输，在球场上很受推崇。他进球后不怎么庆祝，大多就是笑笑，遇到粗野的犯规，轻易也不会跟人急。大部分球赛我们都赢了，看起来我们在职业球员这个方向上值得努力。

但高考这件事逐渐逼近。我比他低两级，成绩勉强还能应付，大勇进了高中，成绩却一塌糊涂。高考像块滚过来的顽石，先压在了他的胸口。我们终于发现，即使踢不进国家队，生活还能继续，但高考如果不通过，好像一切就全完蛋了。

2007年，在经历接连两次高考失败后，大勇从第三次复读里退出来，放弃了。他的父亲感到没面子，却无可奈何，在闲聊时只好讪讪地说，考不上也好，大勇天生不是上学的料。

他去了一家婚纱店工作，在县城中心最热闹的一条街。县城不大，中心街道距离我们两条街，走过去大约五百米，只用十几分钟。这工作是一个亲戚介绍他的，因为他什么都不会，就从对着电脑剪辑照片学起，简单做些助理工作。影楼每月发他几百元的工资。

那时我离开县城，进了大学。但我在大学的大部分时间都耗在宿舍和足球场。我和大勇偶尔在QQ上聊几句，他看起来比我充实得多。他学到了一些电脑技术，把拍摄的作品传到网上。假期回家，我们还会约了去踢几场球，他有些退步了，技术还在，但体力差了些。他告诉我，因为得上班，踢得太少了。

大勇在婚纱店待了大约一年。有次他告诉我，跟人打工没意思，受制于人，也挣不到钱，他打算出来自己做。我不知该说什么。我整日在学校里，对于外面的事情，我毫无概念。我大概附和着他，既然不爽，那不如自己试试。

他很快辞了职，和几个朋友凑了本钱，张罗了几个月，另起门户，在稍远的街道开了店，仍然经营婚纱摄影，但这次他成了老板。婚纱店在那年冬天的元旦开业。

不久后我放了寒假，大勇带我去了店里。刚刚投入新的事业，他显得很兴奋，拉我见了他的几个合伙人。店铺起了个“罗马假日”之类的洋气名字，租了整两层楼，装修精当，一派欧式风格，门外远看去，在周围的一堆五金店和修车铺里鹤立鸡群。

大勇带我参观影楼的每个角落，介绍各种设施的成本，水晶吊灯花费不菲，大厅的沙发总价几何，营业员们是哪里招聘来的，一个月发他们多少工资。言语里，他信心满满，透露着大干一场的豪情。我也被满屋的物资和颇有礼貌的营业员打动了，翻着茶几上的服务菜单，看着图片后面的一串串数字，好似财源滚滚。那个假期我经常去他们的店里闲坐，我很为儿时的玩伴高兴，他看起来走出了高考的低谷，这么快就有了自己的事业。

但生意毕竟没这么容易，不是搞搞装修就能行的。除了开业之初的优惠活动吸引了几单生意，此后一直门可罗雀，入不敷出。原因邻人们看得清楚，位置偏僻，没人找上门，拍摄没什么特色，口碑普通，总之在全县的一堆婚纱店里，是个可有可无的存在。

到了第二年冬天，一年的房租到期，没人愿意继续投钱，店铺撑不住了，剩下了满楼折价的固定资产。大勇认为经营不善的原因是合伙人太多，没法放开手脚施展自己的想法。他看起来心存不甘，仍然跃跃欲试。

接下来两年大勇待在家里，接一些剪辑照片的零活儿，他的QQ头像总是亮的，常发布一些成功学之类的心灵鸡汤。假期再见面，他比前些年又胖了，正在筹钱，准备再开一家婚纱店，这个行业他熟悉。

那时我也要做些决定了。大学最后一年，父母想我回家考公务员，但我犹豫着，不太想回去。我不确定大勇那样的县城生活，是不是还适合我。

三

多年来，每次回到县城的老家，我喜欢在街上闲逛，漫无目的地走几圈。我从家门口的巷子出发，慢悠悠走过一个又一个路口，几个公里，就把小学、初中和高中全走了一遍。

和大勇相比，我们这些读了大学拿到文凭的人，回到县城的最好工作就是考一个编制，进入政府或者学校，安全而舒服。虽然我们内心都期待能彻底离开那个小县城，但就业的压力，前途的不确定性，总令一部分人望而却步。相比之下，县城的安定显得如此具有吸引力。

但那些不确定性也曾令我们兴奋。大学里，我们都喜欢活跃在社交网络上，比如校内网和QQ群。有人在海边把自己埋在沙子里，只露出一张笑脸，同时又有人站在北京的街头，拍下了沙尘暴的照片（配了一行字说，真黄）。有人挂科了，但好像其实挺高兴，有人晒出和女朋友的照片，马上有人回复说，真有夫妻相。看上去，所有人都拥抱着新的生活，练习着新的话语方式。

2007年我进入大学，展示新生活的方式是写博客。在宿舍断电之前，一晚上我就能写几千字，刷新着页面，等待着四面八方的评论。那时我好像有无穷的精力和时间，愿意把任何事情搬到电脑上，我愿意用八百字讲出在食堂忘带饭卡的忧伤，用两千字写出大雪封路，假期回家时堵在了县城外的高速公路上。

大学假期回到县城里，总有人组织同学聚餐。我的高中班六七十人，最多的一次聚集了将近一半。班主任也到了，他喝下一杯带有“桃李满天下”意味的啤酒，笑吟吟地点评每个人的变化。往日的压抑仿佛一笔勾销，再没有人恨不得撕掉试卷然后炸掉学校。大家突然对母校无比爱恋，站在教学楼下，愉快地排成两排，对着相机镜头，摆出V字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