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开始的时候，我上高二。那时候总觉得自己很忙，要忙着应付功课，忙着在学校里胡闹，忙着看日本漫画，忙着早恋或者帮别人早恋，偶尔，也想想万一考不上大学该怎么办——不过我生性乐观，总觉得不会考不上的，对未来灿烂的想象总是让人激动，顾不上去想不好的事情，其实后来才弄清楚，灿烂的并不是未来本身，只不过是我对未来的幻觉。

　　我长大的故乡是个暗沉的工业城市。那个时候我讨厌它。我觉得它闭塞，冷漠，没有艺术，没有生机，所以我想要离开它，走得远远的。因为年少无知，所以理所当然地觉得我的人生应该更美好些，既然想要美好的人生，那么总是得有个更好些的城市来充当舞台或者背景。不只我，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是如此，连老师都会在课堂上看着窗外的沙尘暴告诉我们：“如果你们想远离这个地方和它的沙尘暴，就认真一点上课。”2008年，看顾长卫导演的电影《立春》的时候，第一个镜头，就觉得胸口被闷闷地撞击了一下。听着蒋雯丽饰演的王彩玲甩着方言一板一眼地说文艺腔的对白，时不时都会暗暗地微笑一下——我想我知道那个电影在说什么。因为我曾经和那个电影里面的男人女人——尤其是女主角——一样，不知不觉间，神化了自己的理想。

　　所谓理想，不能完全等同于希望自己从事什么职业，希望自己住在什么地方，就像王彩玲，她希望自己能在巴黎，至少是北京的大剧院里唱《托斯卡》——但是这并不是她理想的全部，巴黎，歌剧，意大利语等等这些符号不过是花丛，而她真正想要的，是在这些美丽的花丛里尽情地绽放自己，绽放了，生命才够绚烂，才能清晰地感觉到那种“自己”终究成为了“自己”的过程。我也一样，那时候我甚至都没找到一个具体的符号来充当我的花丛，可我满脑子都是关于绽放的幻想：我一定会变成一个更美好的人；我一定能做点什么变成一个更美好的人；一件事情，一个作品，一段爱情都有可能锻造我，锤炼我，把我变得更完美。就在这满脑子热气腾腾地狂想中，我的青春期就过去了。

　　高考考得并不好，倒是没有落榜，可是没能如我所愿，让我离开家乡。那个时候，有种叫做“留学中介公司”的东西已经渐渐被人熟知。某个夏天闷热的夜晚，我老爸问我，想不想出国去上学。我头脑有点发懵，但是很坚决地说：想。那时候我十八岁，在十八年的生命里，小学六年，出了小区的大门，要往左转；中学六年，出了大门，要往右转——也就是说，从没有离开过那条我出生并长大的街道。“外国”，实在是个太遥远的所在，已经超越了我，这个生长在内陆小城的灰姑娘的想象的边界。那个年龄的人一无所有，所以满怀勇气和好奇心。在不久以后的后来，就是这点原始的，青葱茂盛的勇气和好奇心支撑着我走过了很多日子，度过了很多困难或者困惑的时候，直到它们在不知不觉间，就这样被用完了。随着它们用完，我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大人”。

　　2002年1月27日，是个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日子，我就是在那一天上飞机去到法国的。八年过去了，我很少跟人主动谈论关于法国的一切，文章更是几乎没写过。因为我从不觉得我真的去过法国，我的意思是说，那个雨果的法国，那个波德莱尔的法国，那个萨特和波夫娃的法国，那个夏奈尔或者迪奥的法国，那个与其说是浪漫，不如说被无数人“浪漫化”了的法国……所以不如还是少说几句的好吧，旅游指南和时尚杂志专栏里面的那个“法国”和我基本无关，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跟人解释这个。

　　头几年我住在一个卢瓦尔河谷的小城里。那个地方有达芬奇终老的城堡，离我们那个城市不远的乡下会盛开祥云一般，粉红的苹果花。那个小城安逸，漂亮，人大都要比巴黎人友善很多倍。可是初来乍到的时候，真正给人留下强烈印象的其实只有两样东西：比国内高很多的物价，还有强大的寂寞。

　　时至今日，当初通过同一个留学中介出国的中国学生聚在一起，还会笑着回忆当初在超市里买回几桶最便宜的红酒，里面的渣滓把大家的牙都染成紫红色。我在法国居住过的第一个房间，位于城边的公路旁。窗子外面的风景在全世界都能看见，独自蔓延着的公路是沥青凝结起来的河，有的时候重型载重卡车呼啸着经过，带起来瑟瑟的风，加油站很新，但是不知为什么就是觉得萧条——我当时还不知道，根深蒂固的“公路情结”就从此扎根在血管里。有风雨的夜晚，我就在这样的窗口背法语单词，“彩虹”，“希望”，“有魅力的”，“诱惑”……我身边来自清晨的面包店的长棍面包已经干瘪，静悄悄地死掉了，我还浑然不觉。其实除了这个已经硬得不能吃的面包，并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真正觉得，我已在天涯。天涯也不过如此嘛，十八岁的我暗暗地叹气，仔细想来那是我第一次像个大人那样叹气。这时候隔壁房间的朋友来敲我的门了，小型的聚会永远在某个人的房间开始，大家穿着牛仔裤席地而坐，最便宜的红酒入了年轻的愁肠，流出来的眼泪都是滚烫，梦想或者关于梦想的错觉在体内燃烧着，一群人孩子气地互相鼓励着对方：不会永远喝最便宜的红酒的，只要我们肯奋斗。

　　可是到底要怎么奋斗呢？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倒是去试过在念书之余，去给房东带小孩，按小时计费——我是个糟糕的保姆，很幸运的是，我碰上了一个特别懂事的小婴儿。就这样做了一个学期，攒出来一笔去西班牙玩的钱。打工，攒点钱，旅行，这是所有的学生都会做的事。但是我没有忘记，我其实想要完成的，不过是那种看着自己一点点变得更强大，更丰富，也更充盈的感觉。事实上我也真的体验到了——当我发现自己渐渐在熟悉法文这种陌生的语言，当我慢慢学会了做饭，当我带着那个漂亮的小婴儿去摘樱桃，看着她纯净的笑脸；……这美丽宁静的小城太小太安逸，所以无数次地让我产生了那种自己很强大的错觉。只不过，那种刻骨的孤寂从没有被治愈过，无论是我静静地一个人呆着，还是和一群人在一起笑闹，它都能够在一个我看不见的角落，像月光那样猝不及防地抚摸我。微妙地间隔开我这个人和一切火热的喜怒哀乐。不能摆脱，就习惯吧。那时候我已经搬到了一个更冷清的老房子里。就那个价位而言，老房子真的很大了。木地板踩上去就是一阵响动，很阴冷，居然还留着一个传说中的壁炉。阴雨天气里，雨水就不知从那个角落滑落到壁炉里面，半夜里总听得到它们缓慢滴落的声音。有一天，我就是在满室的潮气中，打开灯和电脑，我想和自己说说话。可是如果很直白地用聊天的方式说，又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我早就已经学会了不去渴望倾述什么东西了。那就编个故事，自己讲给自己听吧，在虚假的故事里，放进去我真正的，冷冰冰的人生。

　　那一年我十九岁，我还没有真正意识到，我编给自己看的故事，就是小说。

　　我是非常幸运的。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找到了一样我愿意为之努力一生的事情，就是写作。并且，一路上，我遇到过对我而言非常重要的人，给我鼓励，给我支持，帮助我赢得一个年轻人在现实世界中来之不易的好的开始，比如最早愿意用我的稿子的编辑老师，比如一位第一个鼓励过我的电影导演，比如我今天的出版人……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在写作的初始，我只是惊讶自己居然如此迷恋自己的故事，还有这些生活在电脑里的人物们，我觉得我的存在是因为他们才变得生动，变得热情，变得更有理由。我爱我的小说们，就像一个失去理智的情人。

　　所以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写下去。就算不能用这个养活自己也不要紧，大不了辛苦些，毕业以后去找个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写，或者平时上班周末写……总之我要写一辈子。就算我自己写得不好也没关系，我和我的小说待在一起的时候，才觉得自己的灵魂是美丽的。那种一直在期待的绽放的感觉，那种又疼痛，又自由的感觉。灰姑娘的南瓜终于变成了马车，载着她往远方奔驰，金碧辉煌的宫殿就在前面，那个宫殿就是我心目中的“美”。近了，马上就到了……写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可是写完以后，钟声就敲过了十二点。马车又变回了南瓜，因为我每一次重读自己的小说，都会觉得我写的时候那种美好的感觉都到哪里去了；我依然是灰姑娘，异乡的寂寞就是我脏脏的裙子和拖鞋。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某年某天，我坐在朋友的爸爸的车上经过公路的收费站，在夜晚里蔓延着的空旷的长路似乎有生命，只不过是在沉睡而已。那一瞬间我问自己，我在什么地方？远处，麦当劳巨大的黄色M在深蓝色的天空里暂时代替了月亮，我心里没来由地一暖——那就暂时错把他乡当故乡吧，谁又能确定这世上究竟有没有故乡呢？

　　只是不知不觉间，我写的所有小说，都发生在那个我曾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的城市。我虚构了一个北方高原上的工业城市，描写着那里的沙尘，那里的钢铁和噪音，想当然地认为那里一定会诞生很多性格强烈的女人们。这个城并不是我的故乡，只不过，它们很像。春天，沙尘暴撕裂天空的声音永远沉淀在我灵魂最深的地方，不管我走到哪里，不管我遇上过什么人，什么事情。

　　再后来，我离开了那个河谷小城，来到了巴黎。一待就是四年。

　　除了巴黎，我想世界上任何一个大的都市都有一批像我这样漂着的年轻人。在这里，我认识过来自五大洲超过三十个国家的人，越来越觉得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话很经典：“人性在哪里都差不多”——因为无论肤色，无论种族，无论信仰，可爱的人们总是相似的，狭隘的人们则各有各的狭隘——别动不动就把“文化差异”挂在嘴边上，过分地强调“文化”也是狭隘的一种。我遇到过非常好的人，也遇到过非常坏的人，我经历过人和人之间不需要语言就能分享的温暖瞬间，也见识过最险恶的国际政治和种族歧视。除此之外，还见证过一些人出于种种原因，或者原因不明的堕落。四年的时间，几句话，也就说完了。

　　岁月是短暂的，很快就过去了；可是人生，的确漫长，不然我偶尔回头的时候，为什么会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一路变成今天这样呢？小说依然在写，经历过一本书静悄悄地出版，再无声无息地下架；后来也有了“畅销书作者”的经历，可是眺望一下当年那个关于“绽放自己”的理想，才发现，“理想”和海市蜃楼差不多，不是用来握在手里的。就像高等数学里讲的那个极限，你最多只能接近它，无限接近却永远不能抵达——我的数学从初二起就没有及格过，可是我依然觉得，当我第一次听到老师讲关于“极限”的那些事情，心里好像真的被感动了。我曾经以为，当我确定我要写作的时候，因为心灵有了归属，还以为自己可以慢慢活成一个平和，宽容，然后恬淡的人……却不知道生活处处是陷阱，它有的是办法让你亲眼看见自己丑态百出，让你一遍又一遍地明白，你永远变不成一个“更美好”的人。自我的锻造不能说没有用处，但不是万能的，因为你忽略了，你锻造自己的动机或者并没有自己当初认为的那么单纯。

　　是的。我神化了自己的理想。我以为完成自己是最神圣的事情，是因为我把自己看得太大了。我以为当我克服了困难，做到了一些事情，我这个人就可以随之完整起来，但是我忘了问问自己，所谓的“理想”里到底含有多少功利的成分？所谓的“绽放”中到底有多少是为了这个缤纷世界的诱惑？说不清楚的东西就暂时放着吧，成年之后的我总算是明白了一件事情：一些事和一些事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相互缠绕直到生生不息，比如“市场”和“艺术”，比如“利益”和“情感”，比如“爱”和“恨”，比如……不过有一样东西看似毋庸置疑，也不用分析，就是这人生原本满目疮痍。你用尽了力气，最终改变的只是生活的外套，比如你在哪里工作，在什么地方住，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和什么人来往……就算这些全都被你改变了，你也只是为“生活”换了件光鲜些的衣裳而已，里面的千疮百孔是你永远没法更换的。某天黄昏，坐在乘客稀少的公共汽车上，晃晃悠悠地穿越了夕阳下面的协和广场——我终于想明白了这个，在一瞬间，醍醐灌顶一般地，想明白了这个。

　　这就是我的十年。说来惭愧，没什么可写的。只好嘲笑一下自己，这才到哪儿啊，好日子还在后头呢。我相信未来，所以很多时候不敢妄言人生，只不过，确实地感到，当初那种灼热的追逐幻象的自己已成往事。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发第三版的时候，我在后记里对自己说：“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来讲，挣扎跟和解，到底哪个更珍贵。其实直到今天我仍旧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在不知不觉间，学会了不再用这样的方式提问。那个时候我还固执地坚信着，无论如何，飞蛾扑火都是一种高贵的姿态。可是今天，我只能微笑地眺望着当初的自己。我不是在嘲笑她，我怎么敢。我只是羡慕，她那时候那么自信，自信自己是澄澈的，是纯粹的，是打不败的。而今，我已经被打败过了，我用曾经的飞蛾扑火，换来今天手心里握着的一把余温尚存的灰烬。值得庆幸的是，我依然没有忘记，这把灰烬的名字叫做理想。”

　　变成灰烬了也没有关系，总比没有好，只要存在过，就好。

　　注：李老师跟我说，你愿不愿意说说你自己的这十年。我说，可是我好害怕写散文的，我自己看到我的散文就觉得还不如全烧了好。李老师说，你就随便聊自己这十年来的变化，可以写得理论些，也可以感性些。我是个坏学生，理论不起来，只好写自己了，灰姑娘的南瓜车，刊载于《天涯》杂志2010年度5月号。